周總理三次視察大寨，最后一次臨走前說：我老了不會再有希望來啦

周總理三次視察大寨，最后一次臨走前說：我老了不會再有希望來啦

原標題：周總理三次視察大寨，最后一次臨走前說：我老了不會再有希望來啦

1964年3月22日的深夜，北京西郊的燈光還亮著。毛主席剛回到中南海，桌上擺著一沓從山西寄來的材料。那份《大寨大隊調查報告》里反復出現一個名字——陳永貴。文件被送到國務院，周恩來拿到手后，只花了一個晚上便通讀數遍。第二天一早，他拍了拍桌子說：“得去看看，眼見為實。”

文件上記錄的大寨當時只有不到四百口人，耕地被七溝八梁切成碎塊，畝產卻沖到七百多斤。數字有說服力，但要讓國內外都信服，非實地不可。就這樣，周總理第一次赴大寨的計劃被排上了日程，也開啟了他與這個太行山小村長達十年的情緣。

第一次踏進大寨是1965年5月21日。周恩來陪同阿爾巴尼亞政府代表團，一行人從昔陽縣城翻山而來。下車后，鑼鼓聲在溝壑間回蕩，陳永貴把自家磨得發亮的木凳搬到村口。“周總理，您坐。”老人家話音未落，總理擺手：“不坐了，山多路陡，邊走邊聊。”這句輕描淡寫的回應，是他考察時的常態——少寒暄，多觀察。

那天的路線從展覽室到虎頭山再到麻黃溝，全程四公里。途中周總理停下腳步，指著武家坪的山林問：“那片林子怎么這么整齊？”陳永貴答：“退耕栽樹，三年見效。”一句平實的解釋，給外賓提供了自力更生的注腳。午飯在村委石窯里吃，小米稀飯、玉米面窩窩頭，外賓嘗得直瞇眼。周恩來卻還提醒：“記著味道，別忘了大寨是怎么干出來的。”

第二回見面是在1967年4月。國內形勢復雜，周恩來忙得腳不沾地，卻仍抽出半天帶越南總理范文同再上大寨。蜿蜒山路剛好修平，路邊新砌的蓄水池反著光。周總理背著手說：“變化快得很，我又得重學一遍大寨了。”他堅持步行登山，陳永貴想上前攙扶，被婉拒。“你們天天挑擔子，我也得出出汗。”這是他對“自力更生”最直接的示范。

那次午飯仍舊是窩窩頭。周恩來把剩下的半個小心包進帕子：“北京還有人沒吃過。”席間，他提到山西缺水的老問題，回京后立即批示調撥抽水機。幾個月后，新設備抵達大寨，灌溉面積擴大了三成。

時間推到1973年9月15日。周總理已七十五歲，常年透支的身體讓他步履放慢。可當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提出想看中國農村樣板時，他依舊首推大寨。飛機落在太原，他沒有休息，轉身就坐車上山。剛進村口，他遠遠看見第三排的牛國棟，竟能一口叫出名字，握手時樂呵呵地說：“我認得你。”

孩子們唱《東方紅》，鄧穎超在一旁隨著節拍輕拍手掌。周恩來瞇著眼聽完，轉頭告訴墨西哥客人：“這首歌，村里孩子都會唱。”緊接著，一行人繼續上虎頭山。山路比六七年前更平整，可對滿頭銀發的他依然不算輕松。走到一處陡坡，周恩來抬腿遲疑了一下，“永貴，拉我一把。”這是他三次來大寨，第一次主動求助。

站在山頂俯瞰，整座山被青松和棗樹覆蓋，溝壑被梯田填平，一條條水渠似銀帶蜿蜒。周恩來問：“武家坪啥時追上來的？”陳永貴答：“就這幾年，再過兩三年，糧食能比大寨高。”總理笑了：“超過咱，那正說明路走對了。”

他照例要去看老相識。郭鳳蓮的姥姥已近耄耋，拉著他的手說：“總理來了，可得多住幾天。”周恩來回她一句：“家里事急得很，下回吧。”起身時，他仍接過老人遞來的土爐烤餅，邊掰邊裝進口袋。

忙碌到傍晚，車隊準備下山。暮色里，周恩來站在村頭，回望已星火點點的大寨。他拍拍陳永貴肩膀，聲音放輕了些：“十年后，變化會更大。可惜，我老了，不會再有希望來啦。”這句話，說得平靜，卻讓在場的人鼻子發酸。

三個月后，周總理入院治療，病情反復。1976年1月8日凌晨，他與世長辭。噩耗傳到太行，大寨全村停工守靈，老鄉把那頂陪他三次上山的草帽掛進了陳列室。

十年轉瞬即逝。大寨的溝壑更平，林子更密，機械化的轟鳴聲在山谷回蕩。當年的玉米面窩窩頭，被種滿谷子的梯田替代；抽水機的馬達聲，早成村子夜晚最熟悉的背景音。人們常在炊煙里提起那個總愛說“自力更生”的老人——他說到做到，這正是他留給大寨、留給中國農村最有分量的囑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