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一生所擔任的職務，21年的國務院副總理，周恩來的得力助手

編者按
1975年1月9日，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逝世。
縱使51年過去了，但李富春作為忠厚長者的風范依舊令人感念，他協助周總理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扭轉經濟形勢所做貢獻更是令人難忘。

2025年1月9日，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入黨的老黨員，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和組織者之一李富春逝世50周年紀念日。李富春把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功勛卓著，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F把李富春一生所擔任的職務概述如下，權當紀念之。

赴法國勤工儉學后曾是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之一

1900年5月22日，李富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市三興街2號。1914年，李富春考入第一聯合縣立中學（又稱長郡中學）讀書。1918年9月10日就讀于直隸省（現河北?。┍６ㄊ杏轮袑W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

1919年10月31日，李富春和李維漢（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顧委副主任等職）等150名青年，從上海搭乘郵船漂洋過海赴法國。經過近40天的海上航行于12月7日抵達法國馬賽。華法教育會把李富春等三十多人安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遺留的一座軍用帳篷里，等待安置工作，以實行勤工儉學。由于當時正趕上北洋軍閥政府勾結法國當局刁難迫害中國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所以李富春一直沒有得到進學校學習的機會，一直在巴黎的哈佛柳施乃德鋼鐵廠的軍火工廠做工。在當鉗工和火車司機期間，他深入研究法國社會問題，向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士兵作調查，曾寫了小說《一個法國兵的懺悔》，深刻揭露帝國主義之間相互廝殺的戰爭本質。因為工作勤懇，他還很快和法國同行混熟，成了負責三個火車頭保修任務的修理工，掙了一大筆錢，成為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眼中的“李富翁”。

1920年2月，李富春與李維漢等在蒙達尼組織了勤工儉學勵進會（后改名工學世界社），發展會員三十多人。1921年，李富春參加了兩次大的群眾運動，一是2月28日向北洋軍閥政府駐法公使的斗爭，提出“生存權”和“求學權”的口號，反對華法教育會勾結駐法公使把無工作的勤工儉學學生遣送回國；二是占領里昂中法大學的斗爭，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爭得了部分權利，期間還通過李維漢結識了剛來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和蔡暢兄妹及向警予等。在蔡和森的引導和幫助下，李富春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逐步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1922年6月后，李富春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擔任諾門地方支部書記，并參與編輯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為《赤光》）。10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正式更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又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同年冬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中的共產黨員組成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

▲時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的李富春。

1923年3月，李富春和與自己同年同月出生的蔡暢結為夫妻。6月，根據中共三大實行國共合作的決定，李富春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同年8月起，李富春歷任旅歐中國共青團執委會委員、學生運動委員會主任、書記局成員、執委會委員長，努力用馬列主義理論武裝旅歐團員和青年。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宣傳科主任，承擔起幫助國民黨開展海外宣傳和發展力量的任務。在李富春等共產黨員的大力推動下，國民黨旅歐支部的工作有了明顯的進步。李富春于1923年春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后，不久就成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之一。

1925年2月初，李富春和蔡暢奉中共旅歐支部的指示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其間李富春先后任中國共青團旅莫地方執委會委員、組織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執委會委員、宣傳部主任。留蘇期間，他繼續關注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同年8月，經黨組織批準，李富春和蔡暢回到一別近六年的祖國。

回國后擔任中共廣東區委軍委委員等職

1925年8月，從蘇聯歸國的李富春和蔡暢一起到達廣州。李富春被任命為中共廣東區委（又稱“兩廣區委”）軍委委員，蔡暢被任命為中共廣東區委婦委書記。這時，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剛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為統一廣東根據地和準備北伐，開始將其統轄下的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李富春受黨組織派遣，以國民黨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副黨代表（實際負黨代表責任）兼政治部主任、軍法處處長。當時國民黨規定不準在國民革命軍中發展共產黨員、建立共產黨支部，一切政治思想工作通過國民黨各級組織去貫徹執行。實際上，在李富春領導下，軍、師都建立了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李富春擔任第二軍共產黨黨委書記。同年底國民黨中央決定舉辦國民黨政治講習班，并指定由湘籍高級領導人所組成的湖南政治研究會具體領導。該會推舉毛澤東、林祖涵（林伯渠）和李富春等七人為理事，李富春為主任。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更加重視政治工作的開展。第二軍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軍閥精銳之師，從新余之役、南昌之戰、杭州會戰到最后參加攻克南京，始終氣勢如虹，付出了巨大犧牲，卻從無畏懼，屢建戰功?；仡櫟诙姷墓鈽s征戰歷程，李富春領導的政治工作無疑提供了根本保證。此外，更具有長遠影響的是，李富春等一批共產黨人在這個時期的軍隊工作實踐，為后來我們黨創建人民軍隊和獨立開展武裝斗爭，提供了寶貴經驗，做了重要準備。朱德后來曾經指出：“大革命時代，許多進行軍事運動的同志，當時中央軍委的負責人周恩來、聶榮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黨所舉辦的秘密軍事訓練班的同志，對我軍的創建是有功勞的。沒有他們所進行的軍事運動，就不能有獨立團，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廣州、湘南等起義?！蓖?2月，李富春任中共南昌地委兼江西區委軍委書記，年底，李富春奉命前往武漢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

1927年4月大革命失敗后，李富春和蔡暢前往上海堅持黨的地下工作，10月任中共江蘇省委（駐地在上海。兼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參與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工作。1928年2月，李富春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軍委書記。4月任中共江蘇省委臨時代理書記。11月任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江蘇省行動委員會常委。1929年1月任中共上海法南區委書記，9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11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12月秘密前往香港。1930年2月在香港任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部長。4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南方辦事處軍委書記。8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兼南方局常委、宣傳部部長。1931年1月任中共廣東臨時省委代理書記。3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31年5月，李富春赴上海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代理書記。

在中央蘇區任江西省委書記長征途中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1931年11月，李富春和蔡暢在中央特科人員護送下離開上海，通過秘密交通線取道香港、廣東汕頭轉閩西，在敵占區穿行二十多天來到了中央蘇區瑞金。12月被蘇區中央局任命為江西省委書記（1933年10月兼江西軍區政委）。直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離開江西參加長征，在近三年的時間里，李富春為蘇區江西省嘔心瀝血，帶領全省干部群眾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開創蘇區江西省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富春和蔡暢均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李富春還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補選為候補中央委員。9月下旬，紅一方面軍（亦稱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夕，因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負傷未愈，中共中央調李富春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職務，主持總政治部工作。李富春緊急赴任，投入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中。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頒發《關于鞏固部隊，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加強政治軍事訓練及群眾工作的指令》，對部隊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紅一方面軍長征出發后，李富春領導紅軍總政治部，又根據面臨的新任務和變化的新環境，注重提高針對性，發揮創造性，開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對鞏固部隊、保持戰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黔軍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李富春作為候補中央委員和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參加了遵義會議。會議上，李富春為事實上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發揮了積極作用。6月14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李富春改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7月，任紅3軍團政委。8月紅3軍團改番號為紅3軍后，李富春任紅3軍政委。9月，根據彭德懷的建議，作出了將北上紅軍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即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決定，部隊進行了整編。紅一方面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下轄三個縱隊。第二縱隊由紅3軍團組成的紅3軍為基礎，司令員彭德懷（10月由彭雪楓接任)，政委李富春。10月19日到達陜甘革命根據地后，11月，李富春任中共陜甘省委組織部部長。

1936年2月，李富春任東征軍地方工作委員會副主任。7月，李富春任中共陜甘寧（駐地甘肅省環縣河連灣）省委書記。

1937年5月15日，中國共產黨陜甘寧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會議選舉產生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高崗、林伯渠、李富春、習仲勛和郭洪濤等17人為執委。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等職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到1945年9月3日抗日戰爭勝利，李富春和蔡暢是在延安度過的。

▲1937年7月，李富春奉調到延安，先后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央副秘書長等職。圖為延安時期的李富春。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對中央機構設置作了具體決定，其中陳云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富春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召開，李富春為全會秘書長。會后的12月末，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李富春受命兼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后還兼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和中央機關生產處理委員會主任），擔負起直接領導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具體組織生產運動的重任。李富春還親自部署各單位投入開荒突擊戰斗，保證適時播種，帶頭收集肥料，到田間施肥、除草、灌水，并大力推動開辟南泥灣，為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光輝旗幟。李富春創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兩利”的原則，并在工作中加以應用。這些理論和實踐的探索，為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對根據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5月，已確定了“自力更生、發展邊區經濟”方針的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在延安創辦自然科學研究院，由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李富春兼任院長（至1940年12月由徐特立接任）。

1941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任弼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富春任副秘書長，并要求他們盡快建立健全中央辦公和行政管理機關及各項規章制度，使中央機關、軍事機關和邊區黨政軍機關三大系統的行政工作規范化、條理化。隨后組建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李富春兼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至1945年9月）。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大會召開前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七大籌備委員會”，中共中央還明確規定了召集委員會的名單：其中陜西省黨員代表大會召集人為李富春。在七大上，李富春和蔡暢均當選為中央委員。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任弼時被選為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李富春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

在延安的八年歲月中，李富春不但以大量精力協助陳云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協助任弼時處理中央書記處日常事務，在領導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工作曾任中共東北局副書記等職

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9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先到河北省承德市“成立冀熱遼中央局并擴大冀熱遼軍區，以李富春為書記，林彪為司令”，為黨中央遷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10月22日，李富春、高崗、張聞天等11人乘坐美國調停小組的飛機從延安飛抵河北省邯鄲市。11月2日，因東北情況發生了變化，決定不遷往承德的中共中央，電令已到達承德的高崗、張聞天和李富春等速去奉天（今沈陽）。11月20日，高崗、張聞天和李富春輾轉千里到達中共中央東北局駐地奉天。l2月6日，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成立，李富春被任命為西滿分局書記。

1946年2月，李富春兼任西滿軍區政委。7月25日，在哈爾濱成立東北鐵路管理總局。東北鐵路總局局長由陳云兼任，政委由李富春兼任。同年 8月，東北鐵路管理總局改屬東北行政委員會，呂正操任總局長兼政委。10月，李富春任東北行政委員會黨委常委。

1947年3月，李富春調到中共中央東北局工作。5月下旬，中共中央東北局調整領導機構，李富春被增補為東北局委員、常務委員。7月兼任東北抗日聯軍副政委。9月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財經委員會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東北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負責東北全區的財經和軍隊后勤工作，在組織接收和管理大中城市的過程中，他開始從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來認識國民經濟，這使他較早認識到國民經濟的復雜性和整體性。

▲李富春

1948年1月1日，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區分為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以原民主聯軍總部機關為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領導機關，林彪任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高崗、陳云、李富春任副政委。8月，在東北野戰軍入關前，李富春不再擔任東北野戰軍副政委。9月，李富春兼任東北軍區后方后勤部部長。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李富春兼任中共沈陽市委書記（至1950年9月）。3月11日，中共中央對東北局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任命高崗、李富春、張聞天、林楓、張秀山、李卓然等組成中共中央東北局，高崗任書記，李富春任副書記。

1949年8月21日至26日，東北人民代表會議在沈陽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三年來政府工作的報告》和《東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建議的報告》，選舉產生了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高崗、李富春、林楓、高崇民等41人當選為政府委員。27日，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推選高崗為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楓、高崇民為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東北工作的四年多中，李富春先后主持以及協助中共中央東北局主要負責同志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政經濟工作（包括負責軍隊后勤工作），在統一東北財經，城市接管，恢復和建設東北工業基地，解放東北全境、支援全國解放戰爭，推動東北率先實現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諸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

1950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東北軍區副政委的李富春調到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重工業部部長（1953年9月兼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為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做了重要的工作。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富春、林楓和胡喬木等七人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李富春參加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大會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在大會上，李富春和蔡暢均當選為中央委員。在9月28日晚間舉行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李富春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會上李富春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6月，李富春兼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副組長。

▲1964年7月14日，李富春在哈飛集團。

1959年4月18日至4月2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在大會上李富春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不久又兼任國務院工交辦公室主任。他和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一起，主持全國的計劃工作和財經工作，組織編制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參與國民經濟建設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的制訂，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1960年8月，為戰勝當時的嚴重經濟困難，他協助周恩來制定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在新中國的經濟史上寫下了重要一頁。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在大會上李富春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至1970年6月由余秋里接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在全國混亂的局勢中，李富春協助周恩來主管經濟工作。他千方百計排除干擾，抓生產、抓經濟，先后主持起草和下發了《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關于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并支持有關部門起草《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力圖防止社會生產秩序受到進一步的沖擊和破壞。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8月12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67年初，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中，李富春受到嚴重迫害。即使最后已經不能參加領導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牽掛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四個現代化，關心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和命運。1968年10月被疏散到廣東從化（至1971年初）。

1969年和1973年，李富春和蔡暢均當選為中共第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在北京病逝，享年75歲。

編輯：王樹人

文章來源：“黨史博采”公眾號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