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為何總是走馬燈似得輪換？一文詳解：自民黨內復雜的派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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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采取中選舉區制，自民黨作為第一大黨，往往在同一選區要推舉若干名候選人，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這些候選人之間的激烈競爭。

自民黨在認定候選人時，一般采取“現職優先主義”，即優先考慮現任議員，而現任議員為保住自己的地位，也千方百計排擠新候選人，這樣顯然對新出馬的候選人不利，保護了現職議員的既得權利，久而久之，也會使黨的活力減退。

但是，新人競選如果沒有靠山，單槍匹馬很難得到黨的正式支持。如果有特定派閥的推薦，就等于有了權威組織的“保證”，其政治家的資格得到“認定”，會大大改善他在選區的處境。同時，派閥方面可以借此機會拉攏新人，擴大勢力，增加“規模效益”。田中角榮派在這方面做得尤為突出。

派閥是收集和分配政治資金的重要單位，而派閥在資金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給所屬成員提供一種“信用證”，其次才是金錢的直接籌措和分配。就是說，派閥首先為其成員提供政治資金的“信用證”，該成員有了派閥做靠山，便可擴大其資金網絡。

對派閥在籌措和分配政治資金方面作用的大小說法不一。

有的認為，議員的絕大部分政治資金主要依賴所屬派閥，有的認為，從派閥領取的資金大約只占議員所需資金的一、二成。不過，自民黨的政治資金流向一向隱秘性極高，究竟內情如何，世人不盡了了，多半是估計和猜測而已。

一個派閥內擁有精通各行政部門事務的行家里手，這些精于各部門事務的議員一般稱作“族議員”。在制定政策和決策過程中，派閥通過這些族議員施加影響，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族議員亦可依靠派閥的力量，在政策中貫徹自己的意圖。

對此，田中曾有一個精辟的比喻。他說，派閥好比一個綜合醫院，擁有精于各科的專科醫生和良好的醫療設備，對各種疑難病癥（難以處理的行政事務），都能進行妥善的治療。事實上，田中派議員參與處理各行政機關事務的能力高于其他派閥，與特定行政官廳關系密切的實力議員也最多，所以這也是“田中軍團”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從政的第一個目標是當選為國會議員，而國會議員的下一個目標是當內閣大臣。派閥領袖或幸運兒則有可能登上權力的頂峰——黨的總裁和內閣總理大臣的寶座。

國會議員為了謀取到內閣大臣一級的官位，往往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當不上大臣者，國會、內閣或黨的高級職務，諸如國會的常設委員會委員長、黨的“三巨頭”（干事長、政調會長和總務會長)乃至更低一級的“部會長”都是國會議員獵取的對象。

自民黨的人事安排，與派閥密切相關。根據慣例，可分為派閥勢力比例型、派閥代表型和全員參加型三種。這三種類型，又根據官職的性質分別做出“各得其所”的安排。派閥勢力比例型，是按照派閥所屬議員的人員比例分配官職的一種方法。閣僚交椅的分配、黨內三巨頭以及總務會、政調會審議委員等的分配，都屬于這種類型。一般地說，黨內主要職位的分配都采取這種方式。因為這種方式最能反映各派之間的力量平衡，是比較“公平”的做法。

但是，只采取這種辦法，也會帶來“大派以勢壓人”的后果，有導致黨內分裂的危險。所以，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又出現“派閥代表型”。這種形態是不分派閥大小，各派都分配同一數量的官位（通常是每派一位）。每個部門的副職，例如副干事長、政務調查會、總務會、參議院議員總會等的副會長多屬這一類型。這些官位由各派分管，各派代表可以同時起到與本派聯系、協調的作用，有利于黨內意見的統一。尤其是副干事長，作為各派的窗口，負責將本派的意見及時反映到黨的人事部門，起到黨和派閥之間的中介作用。

所謂“全員參加型”，是按國會議員的資歷排出次序，將多余的官職分配給這些人。內閣各省廳的政務次官、自民黨政務調查會下屬的各部會的部會長、國會常任委員會委員長等大臣級別以下的官位屬于這一類型。但由于官位數量的限制，實際上不可能做到所有國會議員都同時分到一官半職，仍然是將官位按比例分給各派。那些資歷淺的議員，只好排隊等待機會了。

日本國會議員的待遇相當優厚。據有關法律規定，國會議員工資不得低于一般國家公務員的最高工資額，即大約相當于內閣次官（副部長級）的工資。

那么，為什么當了國會議員之后，還要爭先獵取其他官位呢？

這是因為，官位越多越大，得到的實際利益也越多。例如，當內閣大臣的第一好處是可以利用大臣的名義拉選票。據輿論界統計，一個議員如果當過大臣一級的官職，在選舉時就可增加1-2萬張選票，而總理大臣的招牌則可以增加5萬張以上的選票。鳩山一郎在戰后大選時，每次都得8-10萬張選票，但在擔任總理大臣以后的1955年2月的大選中，得票猛增到15萬張，而在離開總理寶座的1958年5月的大選中，又一下子降到7萬張。

政治家看重大臣交椅，更重要的是有利可圖。池田勇人1957年在自民黨內自成一派，很快成為僅次于岸信介派的第二大派。這是因為，在此之前，池田長期擔任大藏大臣，這期間他利用大藏大臣的地位和權力，從財界弄到龐大的政治資金，從而發展為財力雄厚的一大派系。大藏大臣一向是自民黨各派爭奪的重點交椅，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除大戴大臣外，通商產業大臣、農林大臣、運輸大臣、建設大臣等交椅也都是自民黨各派歷來極力爭奪的對象。因為政界中的“實力”，首先是財力，凡能產生財力的大臣交椅，就具有很高的“價值”。

在自民黨單獨執政的前提下，內閣、國會的重要官位一般都被自民黨所壟斷。自民黨國會議員最關心的兩件事是，如何在選舉中當選以及當選后如何獲取黨政要職。議員獵取官位的途徑不外有兩條。一條是直接用錢買，財力雄厚的國會議員直接拿出大批“政治捐款”換取一個大臣的頭銜。不過這種人一般缺乏“政治家”的能力，不太受重用，只能得到一個無足輕重的大臣交椅，而且名聲不好；另一條途徑便是投靠一個派系，由派系領袖推薦入閣。

因為大多數國會議員不具有通過個人捐款獲取大臣職位的財力，所以議員當大臣的最佳途徑是靠派閥的力量。

自民黨的派閥，規模大小不等，多者上百人，少則幾人，十幾人。據日本政治學家研究，派閥的最佳規模是50人左右，也有人認為20人左右為宜。人數太多，容易出現分裂，例如岸信介派一度達到77人，后來分裂為川島派和福田派。田中派也分裂為竹下派和二階堂派。

派閥規模不可太大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資金關系。維持一個派系需要有龐大的經費。80年代中期，一個50名議員的派閥，每年經費需要2-5億日元。一個派閥領袖的“聚錢”能力一般以5億日元為極限，再多就困難了；

②人事上的原因。派閥領袖的另一個任務是要給下屬議員以“輪流坐莊”的機會，為他們爭取大臣、政務次官、國會常任委員長等的職位。一個大的派閥，一次最多也只能爭得四五個席位，如果派內人頭太多，勢必出現“僧多粥少”、分配不均的局面，引起派內不滿；

③選舉制度上的原因。日本長期實行中選區制，也叫相對多數代表制。全國分為118個選區，一般情況下，同一選區中，不同政黨或同一政黨中的不同派閥之間競爭，如果派閥太大，同一選區中出現同一派別中兩個以上的候選人，其中必然有人落選，顯然對本派不利。

不過，五六十人以上的大派閥也不是不能存在，關鍵是看派閥領袖的聚錢本領大小和統率能力高低，“田中軍團”最盛時超過百人，就是因為田中有超人的聚錢本領和統率能力，當然，隨著田中的病倒，田中派也難逃“樹倒猢猻散”的下場。

派閥不可過大，但也不能太小。根據規定，競選自民黨總裁必須有20名以上的議員推薦。所以，如果一個派系不足20人，派閥領袖就很難出馬競選總裁，不能競選總裁，就意味著他的派閥永遠處于寄人籬下的非主流派境地，派內議員也便與“大臣”無緣，久而久之，這類派閥也就自消自滅了。所以，自民黨的派閥人數，以20人至50人為最佳。

不過，在以爭權奪利為“本分”的政界，同一派內勾心斗角、明爭暗踩的現象也很普遍，因派閥領袖隱退或去世而發生內訌甚至分裂的事例不在少數。所以，人數多少并不是制約派閥興衰的決定因素。有時候，大派系在權力分配時鬧得不可開交、各不相讓的時候，勢單力薄的小派系反而會被抬出來組閣，坐收漁人之利，70年代的三木政權和80年代的海部內閣均屬此列。

自民黨的派閥，是官職分配的單位。

但是畢竟閣僚席位有限，派內議員必須按照“約定俗成”的序列排隊依次入閣。

派閥領袖為避免派內紛爭，一般都事先排定一個順序，決定這一順序的“四要素”是：

①當選議員的次數。例如，當選三次者，可擔任政府各省的政務次官（副部長）；當選六次者可當大臣，當選五次者，可擔任國會的常任委員長（相當于大臣級）；參眾兩院議長則要黨內元老出任。黨內職務“三巨頭”（干事長、總務會長、政調會長)，其地位相當于政府大臣，下設的商工、建設、農林等部會的部會長，多由與財界關系密切或官僚出身的人擔任，其地位在政務次官之下，國會常任委員長之上。

②議員對本派的貢獻大小。凡對本派發展貢獻大、對派閥領袖忠誠和向領袖提供財源多的，優先。

③經歷。例如官僚出身的議員，當議員前曾任內閣各省事務次官（負責業務的副部長）的，優先考慮，這類人一般當選議員三次便有資格當大臣。

④行政手腕。

在上述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條當選次數，其次是加入本派的年限及對本派領袖的貢獻大小，所謂“貢獻”，包括資金和在派別斗爭中的表現兩個方面。有的議員已當選八九次，但由于他總在各派之間“跳槽”，“政治節操”不佳，所以一直無緣入閣。

相反，有的議員由于在大選時向本派領袖提供了數量可觀的政治捐款，其派內地位也隨之上升，提前坐上大臣交椅。

由此可見，自民黨的派閥，與其說是由于思想和政策上的一致而結成的政策上的集團，不如說是為獵取總理、總裁、閣僚和黨內高官等的人事派別色彩濃厚的“獵官集團”。

其實，這十五年的抗爭史只是自民黨派閥抗爭的一個斷面，每次總裁更迭，都會把派閥之爭推向白熱化的程度。隨著新總裁的誕生和權力再分配的完成，派閥之爭便暫告一段落。一旦黨政人事變動和出現政治危機時，派閥之爭又重新燃起。

在自民黨的歷史上，派閥抗爭的第一幕隨著自民黨的成立而揭開。第一屆鳩山內閣時，完成了自民黨的合并，但民主黨和自由黨雙方圍繞總裁交椅爭執不下，只好臨時推選四名“代行委員”以為權宜之計。政務（內閣）和黨務由原民主黨總裁鳩山一郎和原自由黨總裁緒方竹虎分擔。只因不久緒方病故，鳩山才把總裁一職攬到手，總裁之爭暫告了結。

隨后，岸信介內閣時代(1957.2.25-1960.7.15)，圍繞《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簡稱“警職法”）的修改問題，自民黨和在野各黨之間發生嚴重對立。岸信介為了打開政局，要求大野伴睦合作，并許諾日后將政權讓給大野。但事后岸信介自食其言，將政權交給池田勇人，引起黨內“官僚派”和“黨人派”之間的斗爭激化。

佐藤內閣時代，由于池田勇人、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派閥領袖相繼去世，派閥斗爭暫時沉寂下去。及至佐藤政權后期，總裁之爭再度激化，自民黨迎來了“怨念時代”。

福田赳夫和田中角榮長期充任佐藤內閣的左膀右臂，都是下屆總裁的有力競爭者，而佐藤本人和社會輿論更看好福田，福田本人更是躍躍欲試，但結果敗給田中，福田為此耿耿于懷。田中上臺后大刀闊斧，推行“日本列島改造計劃”，怎奈時運不濟，連連受挫。加之“金權政冶”敗露，威信銳減，最后不得不被迫辭職，三木政權取而代之。

隨后發生“洛克希德事件”，三木首相趁機窮追猛打，本想把洛克希德事件搞個水落石出，卻因此捅了馬蜂窩，招致田中派的反撲，引起一場“倒三木”運動。三木下臺后，等待已久的福田赳夫繼任總裁，兩年之后，福田又敗給大平正芳，飲恨交出政權。

在黨內矛盾日益尖銳、積怨越來越深的情況下，大平內閣成立。但是，在1979年10月的大選中，自民黨大敗，黨內反主流派借此追究大平的責任，以福田赳夫為首的反大平勢力迫使大平辭職，準備東山再起，而大平堅持不辭職，雙方展開了一場“四十天抗爭”，派閥之爭達到頂點，使自民黨出現“要分裂又沒有分裂、未分裂又可能分裂”的危險局面。

后來，在反主流派缺席的情況下，眾議院又通過了社會黨和公明黨提出的內閣不信任案，就在這政局動蕩、自黨湖于分裂之際，大平正芳積勞成疾，因心肌梗塞逝世。

大平死后，自民黨在眾參兩院的同時選舉中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勝利，獲得了穩定的關建半數議席。有人認為，這是大平正芳用生命換來的勝利果實。疲于抗爭的自民黨推舉鈴木善幸出任總裁，派閥之爭暫告平息。

80年代以后，自民黨政權長期被人多勢眾的田中派所把持。田中病倒以后，竹下登拉出田中派的大部分人馬(113人)成立竹下派，繼續控制自民黨。不久，利庫路特事件和東京佐川快遞事件等金權丑聞接連曝光，黨內派閥對立又趨激化，竹下派分裂，最后導致自民黨政權的終結。

自民黨的長期統治，從某種意義上說派閥恰恰是有用的。因為自民黨政權基本上是通過派閥的相互交替而建立起來的“擬似聯合政權”。換句話說，自民黨實際上是政策上稍有不同的小保守政黨（派閥）構成的聯合體。所以政權由一個派閥轉到另一個派閥，可以起到“擬似政權交替”的作用，以此穩定政權。

同時，通過派閥之間的相互對立和抗爭，間接地反映輿論動向，派閥的“擬似政權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黨的政策轉變。所以自民黨能比較靈活地應付國民的意見和要求，甚至可以采納在野黨的政策。

另外，自民黨的基層組織薄弱，派閥還可以起到彌補這一弱點的作用。自民黨通過派閥這一相對固定的組織機構，培養和輸送干部、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黨內職務晉升制度，在制定和變更政策、統一黨內意見、教育議員方面發揮作用。

因此，對自民黨來說，有其積極作用的一面；在維護自民黨政權的長期化方面，派閥的“功勞”是不可低估的，正因為如此，自民黨長期以來“解散派閥”之聲不絕于耳，而事實上不但解散不了，反而越來越組織化、制度化，成為自民黨組織機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激烈的派閥之爭造成嚴重的內耗，不時招致國民的厭棄和反感，危及了自民黨的統治。為此，自民黨內主張解散派閥的人曾為派閥列舉了三條罪狀：

對日本國民而言，作為執政黨的自民黨，派閥的罪過則是另外一番情景。以爭奪官位和政治資金為主要目的的派閥之爭，導致政治的“金權化”和腐敗，造成派閥之間的對立和攻擊，而派閥之間為了私利而進行的政治交易，又會帶來政治的“密室化”和政策的扭曲。

同時，一個大的派閥一旦長期居于統治地位，形成一派獨霸的“總主流化”，派閥原有的防止執政黨專權的牽制作用也會黯然失色。

總之，同一政黨內各派輪流執政的“擬似政權交替”，掩蓋了自民黨壟斷政權的實質，阻礙了真正的政權交替。如果說議會制民主的真正價值在于政權交替，那么建立在派閥結構基礎上的“擬似政權交替”實際上妨礙了這一真正價值的發揮。從國民的角度看，自民黨一黨獨裁的長期化，正是派閥政治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派閥所帶來的最大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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