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9日,夜幕降臨的上海仍在硝煙中搖晃。一群避難兒童簇擁在靜安難民收容所的殘破舞臺旁,雙手握著自制道具,合唱抗戰歌。馬燈的昏黃光影里,他們幼嫩的嗓音穿透炮火,“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那一刻,誰也沒想到,眼前這些小小的身影,日后會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
他們正是剛剛組建的“孩子劇團”首批團員。劇團的雛形來自臨青學校的歌詠隊——那所學校也出身不凡。1933年秋,幾位從四川輾轉來到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嚴鏡余、鄧劼剛等人,用微薄積蓄在臨青坊開辦了臨青學校,收留失學的工人子弟。學費全免,連教師都分文不取,靠募捐和節衣縮食維持。一間民房,幾張破桌,卻是許多孩子第一次看見書本、聽到“革命”兩個字的地方。
老師們曉得,光教算術寫字不夠。日本鐵蹄逼近,民族危亡在即,他們把課堂一半時間拿來講魯迅、講《炮火中的中國》,再教孩子吹號、唱救亡歌。天真的童聲成了街頭最鏗鏘的號角。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學校被迫搬進租界。為了繼續宣傳,孩子們干脆把歌詠隊升級為劇團:自編劇本,自做布景,臺詞朗朗,“打倒侵略者!”一句吼出,讓看客熱淚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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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他們在恩派亞大戲院完成首演。演畢,一位白發老婦拄著拐杖,抹淚連聲說:“娃娃都曉得保國,中國不會亡!”稚子之音抵得上千軍萬馬。可好景不長,日機轟炸失控,上海終至淪陷。國民黨撤退,公共租界岌岌可危。劇團決定突圍——沒有一名成人護送,十幾張稚面背起行囊就上路。南通、揚州、鎮江、漢口,他們憑著一腔血性,踏著鐵路枕木一路向西。
1938年1月24日,武漢。孩子們總算安全抵達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當天,《新華日報》連發三天整版通訊,向全國介紹這支奇跡般的隊伍。1月30日,辦事處禮堂張燈結彩。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與孩子們圍成一圈。周恩來把茶杯一放,笑著說:“我送你們三句話——救國、革命、創造。”接著他調頭對幾位長征小戰士打趣,“你們是大人抱著過雪山,而他們是自己闖出血路。”一句話,掌聲連成潮。
此后兩年,這些“抗戰娃娃”隨黨組織輾轉湘桂黔,舞臺就是戰壕旁的空地,觀眾是沉默的百姓和風聲鶴唳的天空。他們喊醒過無數鄉親,也挽救過不少瀕臨絕望的游擊戰士。1942年,出于安全考慮,黨組織將孩子們分批轉入延安、桂林、重慶或前線部隊。劇團作為整體解散,團員們各奔天涯。那年,13歲的張鶯隨隊抵達重慶,進入藝術專科學校學習表演,隨后加入西南聯大文工團。再往后,她成為重慶市川劇院的臺柱,舞臺上塑過無數女性形象,唯獨沒想過,命運會讓她與十八年前那位鼓勵過自己的長者在聚光燈下重逢。
1957年2月10日晚,重慶抗建堂座無虛席。曹禺的《日出》剛落幕,掌聲如潮。后臺的演員們忐忑地等著那位尊貴的觀眾——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這天,周總理結束對十一國的訪問,從錫蘭回國途經重慶,順道看望演出團體。穿過狹窄的甬道,他忽然定住腳步,目光落在一位身著陳奶媽戲服的中年女演員身上。“你是……張鶯?”總理微微揚眉。張鶯一愣,隨即淚水奪眶而出,撲通跪下,“周叔叔!”舞臺妝容混著淚痕,眾人無不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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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促的對視,卻把時間扭回舊歲月。周恩來扶起她,握住雙肩:“我和你鄧媽媽找了你幾年,原來躲在山城!”一句家常卻沉甸甸,既是牽掛,也是肯定。隨后他讓工作人員遞上自己的隨身筆記本,撕下一頁,遞給她,“寫兩句話,我帶回去給鄧媽媽看看,她一直惦記著你們。”張鶯雙手顫抖,寫下:“孩子劇團的孩子,已回到黨和人民懷抱。”筆跡歪斜,卻比任何獎狀都金貴。
當晚,周恩來與演員們細談演技。對飾演陳白露的雷南,他給出“七十五分”,理由是“情緒好,但還欠敢放”。賀龍在旁插科打諢:“要不是共產黨員,沒準更大膽。”話音剛落,總理擺手:“恰恰相反,黨員就該演得更真。”一屋子笑聲,連警衛都忍不住跟著樂。那夜,山城的霧氣從窗縫鉆進來,卻壓不住人心頭的熱。
第二天,重慶各大報紙爭相報道總理看戲的消息。幾位老記者回憶,稿紙上“孩子劇團”四個字出現得頻繁,仿佛大家都在追問:當年的小演員后來怎么樣?其實,大多數團員已散布各地:有人做了醫生,有人成了工廠政工干部,還有人犧牲在西南剿匪戰場。張鶯只是其中幸存并繼續扎根舞臺的一位。她自己說:“我們這一輩子,就欠那場烽火一聲‘不許投降’。”
時間撥到1985年10月14日。81歲的鄧穎超重返重慶曾家巖13號,青瓦白墻依舊,卻多了“周公館陳列室”的匾額。門口,身為重慶市文化局副局長的張鶯已等候良久。兩位白發的老友相視,先是怔住,然后緊緊相擁。鄧大姐笑著說:“終于又把你找到了,周大哥說得沒錯,你果然留在戲里。”簡短的話,卻替幾十年的牽掛畫上句號。
當天中午的家常飯桌上,曾經的孩子回憶起戰火中的奔跑,“那時候,我們唱歌給人家聽,自己嗓子都啞了,還想著多拉一個孩子逃出來。”鄧穎超聽得眼眶發紅,又轉身吩咐隨行人員:“紅巖的事,得讓更多后來人曉得。”她取過毛筆,寫下八字:“紅巖精神,永放光芒。”筆鋒蒼勁,落款“鄧穎超”。
如今再數日子,從1937到1957,再到1985,跨度接近半個世紀。臨青坊的瓦檐早已不在,孩子劇團的舊譜被翻得起了毛邊,但當年那段“救國—革命—創造”的嘹亮口號,并未隨風散去。它落在張鶯這樣的人身上,也落在更多無名青少年的心里,化為一種韌勁——苦難壓不彎脊梁,舞臺可以是教室,也可以是戰場。
1957年那個夜晚的合影,如今被小心收藏。照片里,周恩來微帶笑意,張鶯緊握總理手臂,神色既恭敬又親昵。外人或許只看到“名演員與國家領導人”的畫面,當事人卻知道,那是一個逃難兒童與領路人的再會。細想,這正是新中國早期許多生命軌跡的縮影:風雨里結下的信任,幾十年后仍閃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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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后來重慶川劇院排《朝陽溝》,張鶯坐鎮導演。彩排時,她常念叨:“演戲是最好的戰斗。”年輕人不明所以,她便指著舞臺底下說:“當年我們的陣地比這危急多了。”話音樸素,卻讓臺下的學徒心驚——原來聚光燈之下,藏著槍炮聲沒能埋掉的記憶。
張鶯去世的那年,很多人翻出了她和周恩來、鄧穎超的合影,對照名單才驚覺:原來她就是當年的“孩子劇團”主音之一。時人感慨,歷史常與個人命運緊密相扣,一念之勇,竟能點燃一生的火把。張鶯與所有少年團員的故事告訴人們:在國家遭逢巨難的時刻,哪怕是懵懂孩童,只要心中有光,也能踏出激越的鼓點。
而那張在抗建堂后臺撕下的便簽,如今安靜躺在紀念館玻璃柜里,紙張泛黃,墨跡卻依舊清晰。上面寥寥幾句:“報告鄧媽媽:孩子平安,仍在舞臺,為人民而唱。”落款:張鶯。一旁是周恩來的批注:“已閱,甚慰。”
歷史沒有終點,只有接力。燈光暗下,幕布落下,腳步聲卻不會停。愿“救國—革命—創造”的寄語,繼續在人們耳畔回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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