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周恩來看話劇，見到一名女演員后：我和你鄧媽媽找了你幾年

1937年9月9日，夜幕降臨的上海仍在硝煙中搖晃。一群避難兒童簇擁在靜安難民收容所的殘破舞臺旁，雙手握著自制道具，合唱抗戰歌。馬燈的昏黃光影里，他們幼嫩的嗓音穿透炮火，“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那一刻，誰也沒想到，眼前這些小小的身影，日后會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

他們正是剛剛組建的“孩子劇團”首批團員。劇團的雛形來自臨青學校的歌詠隊——那所學校也出身不凡。1933年秋，幾位從四川輾轉來到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嚴鏡余、鄧劼剛等人，用微薄積蓄在臨青坊開辦了臨青學校，收留失學的工人子弟。學費全免，連教師都分文不取，靠募捐和節衣縮食維持。一間民房，幾張破桌，卻是許多孩子第一次看見書本、聽到“革命”兩個字的地方。

老師們曉得，光教算術寫字不夠。日本鐵蹄逼近，民族危亡在即，他們把課堂一半時間拿來講魯迅、講《炮火中的中國》，再教孩子吹號、唱救亡歌。天真的童聲成了街頭最鏗鏘的號角。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學校被迫搬進租界。為了繼續宣傳，孩子們干脆把歌詠隊升級為劇團：自編劇本，自做布景，臺詞朗朗，“打倒侵略者！”一句吼出，讓看客熱淚橫流。

9月中旬，他們在恩派亞大戲院完成首演。演畢，一位白發老婦拄著拐杖，抹淚連聲說：“娃娃都曉得保國，中國不會亡！”稚子之音抵得上千軍萬馬。可好景不長，日機轟炸失控，上海終至淪陷。國民黨撤退，公共租界岌岌可危。劇團決定突圍——沒有一名成人護送，十幾張稚面背起行囊就上路。南通、揚州、鎮江、漢口，他們憑著一腔血性，踏著鐵路枕木一路向西。

1938年1月24日，武漢。孩子們總算安全抵達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當天，《新華日報》連發三天整版通訊，向全國介紹這支奇跡般的隊伍。1月30日，辦事處禮堂張燈結彩。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與孩子們圍成一圈。周恩來把茶杯一放，笑著說：“我送你們三句話——救國、革命、創造。”接著他調頭對幾位長征小戰士打趣，“你們是大人抱著過雪山，而他們是自己闖出血路。”一句話，掌聲連成潮。

此后兩年，這些“抗戰娃娃”隨黨組織輾轉湘桂黔，舞臺就是戰壕旁的空地，觀眾是沉默的百姓和風聲鶴唳的天空。他們喊醒過無數鄉親，也挽救過不少瀕臨絕望的游擊戰士。1942年，出于安全考慮，黨組織將孩子們分批轉入延安、桂林、重慶或前線部隊。劇團作為整體解散，團員們各奔天涯。那年，13歲的張鶯隨隊抵達重慶，進入藝術專科學校學習表演，隨后加入西南聯大文工團。再往后，她成為重慶市川劇院的臺柱，舞臺上塑過無數女性形象，唯獨沒想過，命運會讓她與十八年前那位鼓勵過自己的長者在聚光燈下重逢。

1957年2月10日晚，重慶抗建堂座無虛席。曹禺的《日出》剛落幕，掌聲如潮。后臺的演員們忐忑地等著那位尊貴的觀眾——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這天，周總理結束對十一國的訪問，從錫蘭回國途經重慶，順道看望演出團體。穿過狹窄的甬道，他忽然定住腳步，目光落在一位身著陳奶媽戲服的中年女演員身上。“你是……張鶯？”總理微微揚眉。張鶯一愣，隨即淚水奪眶而出，撲通跪下，“周叔叔！”舞臺妝容混著淚痕，眾人無不動容。

短促的對視，卻把時間扭回舊歲月。周恩來扶起她，握住雙肩：“我和你鄧媽媽找了你幾年，原來躲在山城！”一句家常卻沉甸甸，既是牽掛，也是肯定。隨后他讓工作人員遞上自己的隨身筆記本，撕下一頁，遞給她，“寫兩句話，我帶回去給鄧媽媽看看，她一直惦記著你們。”張鶯雙手顫抖，寫下：“孩子劇團的孩子，已回到黨和人民懷抱。”筆跡歪斜，卻比任何獎狀都金貴。

當晚，周恩來與演員們細談演技。對飾演陳白露的雷南，他給出“七十五分”，理由是“情緒好，但還欠敢放”。賀龍在旁插科打諢：“要不是共產黨員，沒準更大膽。”話音剛落，總理擺手：“恰恰相反，黨員就該演得更真。”一屋子笑聲，連警衛都忍不住跟著樂。那夜，山城的霧氣從窗縫鉆進來，卻壓不住人心頭的熱。

第二天，重慶各大報紙爭相報道總理看戲的消息。幾位老記者回憶，稿紙上“孩子劇團”四個字出現得頻繁，仿佛大家都在追問：當年的小演員后來怎么樣？其實，大多數團員已散布各地：有人做了醫生，有人成了工廠政工干部，還有人犧牲在西南剿匪戰場。張鶯只是其中幸存并繼續扎根舞臺的一位。她自己說：“我們這一輩子，就欠那場烽火一聲‘不許投降’。”

時間撥到1985年10月14日。81歲的鄧穎超重返重慶曾家巖13號，青瓦白墻依舊，卻多了“周公館陳列室”的匾額。門口，身為重慶市文化局副局長的張鶯已等候良久。兩位白發的老友相視，先是怔住，然后緊緊相擁。鄧大姐笑著說：“終于又把你找到了，周大哥說得沒錯，你果然留在戲里。”簡短的話，卻替幾十年的牽掛畫上句號。

當天中午的家常飯桌上，曾經的孩子回憶起戰火中的奔跑，“那時候，我們唱歌給人家聽，自己嗓子都啞了，還想著多拉一個孩子逃出來。”鄧穎超聽得眼眶發紅，又轉身吩咐隨行人員：“紅巖的事，得讓更多后來人曉得。”她取過毛筆，寫下八字：“紅巖精神，永放光芒。”筆鋒蒼勁，落款“鄧穎超”。

如今再數日子，從1937到1957，再到1985，跨度接近半個世紀。臨青坊的瓦檐早已不在，孩子劇團的舊譜被翻得起了毛邊，但當年那段“救國—革命—創造”的嘹亮口號，并未隨風散去。它落在張鶯這樣的人身上，也落在更多無名青少年的心里，化為一種韌勁——苦難壓不彎脊梁，舞臺可以是教室，也可以是戰場。

1957年那個夜晚的合影，如今被小心收藏。照片里，周恩來微帶笑意，張鶯緊握總理手臂，神色既恭敬又親昵。外人或許只看到“名演員與國家領導人”的畫面，當事人卻知道，那是一個逃難兒童與領路人的再會。細想，這正是新中國早期許多生命軌跡的縮影：風雨里結下的信任，幾十年后仍閃著光。

有意思的是，后來重慶川劇院排《朝陽溝》，張鶯坐鎮導演。彩排時，她常念叨：“演戲是最好的戰斗。”年輕人不明所以，她便指著舞臺底下說：“當年我們的陣地比這危急多了。”話音樸素，卻讓臺下的學徒心驚——原來聚光燈之下，藏著槍炮聲沒能埋掉的記憶。

張鶯去世的那年，很多人翻出了她和周恩來、鄧穎超的合影，對照名單才驚覺：原來她就是當年的“孩子劇團”主音之一。時人感慨，歷史常與個人命運緊密相扣，一念之勇，竟能點燃一生的火把。張鶯與所有少年團員的故事告訴人們：在國家遭逢巨難的時刻，哪怕是懵懂孩童，只要心中有光，也能踏出激越的鼓點。

而那張在抗建堂后臺撕下的便簽，如今安靜躺在紀念館玻璃柜里，紙張泛黃，墨跡卻依舊清晰。上面寥寥幾句：“報告鄧媽媽：孩子平安，仍在舞臺，為人民而唱。”落款：張鶯。一旁是周恩來的批注：“已閱，甚慰。”

歷史沒有終點，只有接力。燈光暗下，幕布落下，腳步聲卻不會停。愿“救國—革命—創造”的寄語，繼續在人們耳畔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