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夜,志愿軍第一批部隊跨過鴨綠江,留守北京的空軍機關燈火通明。劉亞樓擺開一張巨幅作戰圖,指著華北、東北的防空線,突然笑著對身邊參謀說:“明天把王輝球叫來,他點頭,我心里就踏實。”一句玩笑,卻透出他對那位老搭檔的依賴。
電話很快接通,王輝球正在八一湖旁的小平房里翻文件。聽完匯報,他只應了兩個字:“知道。”翌日一早,灰呢軍大衣外罩一件舊皮夾克的人已出現在空軍司令部。劉亞樓迎上前,拍著對方肩膀,沒多寒暄,直接把前線來電遞過去。兩人埋頭研究到正午,連熱茶都忘了續。有人感慨:這架勢,比護送轟炸機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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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倒回二十三年前。1927年寒冬,遂川縣圩場,人群包圍一座臨時搭的木臺。毛委員發表動員演講,臺下一個給紅軍跑腿的小伙子聽得兩眼放光,他叫王輝球。那晚,他對同伴低聲說:“跟毛委員走,準沒錯。”一句沖動的決定,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
1935年臘子口戰役最吃緊的那一夜,劉亞樓率紅二師設前進指揮部,突遭藏兵騷擾。師部只有三十多人,其中一半是宣傳隊。劉亞樓快速下命令:“鳴槍驅散,不可傷人。”王輝球領隊沖出土地廟,子彈朝夜空劃弧。藏兵被聲勢嚇退,指揮部保全。事后劉亞樓說:“做政治的人,槍也要會響。”此言不假,這個“會響”的宣傳科長后來正是他最信任的政工骨干。
抗戰期間,王輝球常年輾轉冀魯豫。1943年秋,細菌戰在津浦鐵路沿線爆發,傷寒、瘧疾肆虐。王輝球高燒不退,軍醫甚至寫好病危報告。追悼會布置妥當,他卻突然退燒。戰士們暗地里叫他“閻王殿走了一圈”。身體復原后,他隨部轉至延安,坐在窯洞里研讀蘇軍空權教材,種下一顆日后“空軍政工”的種子。
1949年初夏,北平和平解放的硝煙未散,空軍領率班子名單里出現了“王輝球”三個字。新單位沒有飛機聲,只有電風扇“噠噠”直轉。大伙一邊摸索航空專業,一邊抓思想教育,常半夜才散會。劉亞樓感嘆:“搞空軍,比長征那條路還新。”他把最棘手的文化建設、干部考核統統扔給王輝球,而自己專攻訓練與裝備。二人分工明確,配合卻天衣無縫。
1951年春,空軍野戰補訓師在黑龍江漠河的雪原展開夜航科目。天氣零下三十度,艙門被冰封,地勤用熱水澆都撬不開。王輝球裹著棉大衣站在跑道邊,手舉擴音喇叭:“先把思想凍不住,飛機才飛得起來!”飛行員整齊回答:“保證完成任務!”那晚考核通過率百分之百。回京后劉亞樓在常委會上說:“這事要換別人,我得操碎心;老王在,沒什么懸念。”
轉眼進入1975年3月,中央軍委人事調整。有人提議把王輝球由大區正職改為副職,以示“組織處理”。方案報上去,毛主席用紅鉛筆把“副”字圈掉。文件下達:王輝球出任沈陽軍區政委。熟悉內幕的老人回憶:“主席沒多說話,只是點了下頭。”一個小動作,反映出領袖對他一貫的肯定。
回到沈陽,王輝球已是六十高齡。有人勸他保重身體,他笑稱:“我連追悼會都參加過一次,還怕啥?”在軍區機關里,他經常提起兩個人:一個是劉亞樓,一個是鄧小平。前者讓他懂得政工離不開實戰,后者教他宣傳必須貼著群眾。聽課的年輕參謀說,這話聽上去簡單,卻像標準航線,一旦跑偏就會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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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球也有柔情。1943年冬他與饒子春結婚,主婚人不是親戚,而是時任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結婚當夜突報敵情,新郎新娘各自隨隊轉移,一別數月。直到解放后,人們聊起當年的“戰地婚禮”,他總擺手:“戰場忙得很,哪有什么纏綿。”樸素,卻真切。
2003年9月8日,王輝球病逝。守靈室里掛著他生前常用的空軍藍呢大衣,衣兜里還留著一張潦草便簽:劉亞樓——“他認為行,我就放心。”這句話伴隨他半個世紀,也凝結成一種無聲的默契:政工與軍事并重,政治與技術互信。對于那一代人,它不僅是一句夸獎,更像一枚坐標,指向一個永遠值得追問的標準——什么才算真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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