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樓坐鎮空軍，常把王輝球的名字掛在嘴邊：他認為行，我就放心

1950年10月19日夜，志愿軍第一批部隊跨過鴨綠江，留守北京的空軍機關燈火通明。劉亞樓擺開一張巨幅作戰圖，指著華北、東北的防空線，突然笑著對身邊參謀說：“明天把王輝球叫來，他點頭，我心里就踏實。”一句玩笑，卻透出他對那位老搭檔的依賴。

電話很快接通，王輝球正在八一湖旁的小平房里翻文件。聽完匯報，他只應了兩個字：“知道。”翌日一早，灰呢軍大衣外罩一件舊皮夾克的人已出現在空軍司令部。劉亞樓迎上前，拍著對方肩膀，沒多寒暄，直接把前線來電遞過去。兩人埋頭研究到正午，連熱茶都忘了續。有人感慨：這架勢，比護送轟炸機還緊張。

時間倒回二十三年前。1927年寒冬，遂川縣圩場，人群包圍一座臨時搭的木臺。毛委員發表動員演講，臺下一個給紅軍跑腿的小伙子聽得兩眼放光，他叫王輝球。那晚，他對同伴低聲說：“跟毛委員走，準沒錯。”一句沖動的決定，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

1935年臘子口戰役最吃緊的那一夜，劉亞樓率紅二師設前進指揮部，突遭藏兵騷擾。師部只有三十多人，其中一半是宣傳隊。劉亞樓快速下命令：“鳴槍驅散，不可傷人。”王輝球領隊沖出土地廟，子彈朝夜空劃弧。藏兵被聲勢嚇退，指揮部保全。事后劉亞樓說：“做政治的人，槍也要會響。”此言不假，這個“會響”的宣傳科長后來正是他最信任的政工骨干。

抗戰期間，王輝球常年輾轉冀魯豫。1943年秋，細菌戰在津浦鐵路沿線爆發，傷寒、瘧疾肆虐。王輝球高燒不退，軍醫甚至寫好病危報告。追悼會布置妥當，他卻突然退燒。戰士們暗地里叫他“閻王殿走了一圈”。身體復原后，他隨部轉至延安，坐在窯洞里研讀蘇軍空權教材，種下一顆日后“空軍政工”的種子。

1949年初夏，北平和平解放的硝煙未散，空軍領率班子名單里出現了“王輝球”三個字。新單位沒有飛機聲，只有電風扇“噠噠”直轉。大伙一邊摸索航空專業，一邊抓思想教育，常半夜才散會。劉亞樓感嘆：“搞空軍，比長征那條路還新。”他把最棘手的文化建設、干部考核統統扔給王輝球，而自己專攻訓練與裝備。二人分工明確，配合卻天衣無縫。

1951年春，空軍野戰補訓師在黑龍江漠河的雪原展開夜航科目。天氣零下三十度，艙門被冰封，地勤用熱水澆都撬不開。王輝球裹著棉大衣站在跑道邊，手舉擴音喇叭：“先把思想凍不住，飛機才飛得起來！”飛行員整齊回答：“保證完成任務！”那晚考核通過率百分之百。回京后劉亞樓在常委會上說：“這事要換別人，我得操碎心；老王在，沒什么懸念。”

轉眼進入1975年3月，中央軍委人事調整。有人提議把王輝球由大區正職改為副職，以示“組織處理”。方案報上去，毛主席用紅鉛筆把“副”字圈掉。文件下達：王輝球出任沈陽軍區政委。熟悉內幕的老人回憶：“主席沒多說話，只是點了下頭。”一個小動作，反映出領袖對他一貫的肯定。

回到沈陽，王輝球已是六十高齡。有人勸他保重身體，他笑稱：“我連追悼會都參加過一次，還怕啥？”在軍區機關里，他經常提起兩個人：一個是劉亞樓，一個是鄧小平。前者讓他懂得政工離不開實戰，后者教他宣傳必須貼著群眾。聽課的年輕參謀說，這話聽上去簡單，卻像標準航線，一旦跑偏就會失速。

王輝球也有柔情。1943年冬他與饒子春結婚，主婚人不是親戚，而是時任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結婚當夜突報敵情，新郎新娘各自隨隊轉移，一別數月。直到解放后，人們聊起當年的“戰地婚禮”，他總擺手：“戰場忙得很，哪有什么纏綿。”樸素，卻真切。

2003年9月8日，王輝球病逝。守靈室里掛著他生前常用的空軍藍呢大衣，衣兜里還留著一張潦草便簽：劉亞樓——“他認為行，我就放心。”這句話伴隨他半個世紀，也凝結成一種無聲的默契：政工與軍事并重，政治與技術互信。對于那一代人，它不僅是一句夸獎，更像一枚坐標，指向一個永遠值得追問的標準——什么才算真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