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9月4日傍晚,停泊在舟山群島外側的“獅號”甲板上,馬戛爾尼手里捏著一封加蓋翡色龍璽的黃緞文書,來回踱步。副手埃利斯忍不住低聲嘀咕:“閣下,這些篆字到底說了些什么?”馬戛爾尼苦笑一句:“大意是讓我們‘恭順守禮,速即回國’。”短短一句對話,揭開了這場跨洋互訪的尾聲,也為后世留下數不清的嘆息。
倒帶到一年前。1792年9月26日,英王喬治三世在圣詹姆士宮外親送使團出發,火炮齊鳴,禮樂高奏。英國人對這趟旅程寄予厚望:打開東方市場,輸出工業制品,換回銀兩與茶葉。滿清方面卻并不急于了解來意,只道是蠻夷貢獻貢品的慣例。雙方起點的心態差距,決定了后來每一次碰撞都火花四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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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海路,風浪與熱帶病夾擊,艦隊終于在1793年6月抵達澳門。兩廣總督厄顏布見慣了西洋商船,但還第一次迎接帶禮的正規使節。他給北京飛報急遞,奏折用了足足二十七日才進內務府檔案,這期間,英國人在珠江口百無聊賴地修帆、補水,也暗暗觀察天朝律例,心里七上八下。
乾隆那時已經八十三歲,高齡帶來的倦怠感讓他更迷戀禮儀的穩固。他對“英咭利”幾乎無所知,腦海里只有“遠人來朝”的模板。于是,禮部、理藩院和內務府開始了一場大規模接駕演練:站位、跪拜、覲見順序、祝壽辭,每一個細節都要按康乾盛世慣例來。英國使團剛到天津,就被要求學習漢文、蒙文、滿文三種口音的萬歲頌詞,馬戛爾尼心想,這不是外交,是舞臺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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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五,在承德避暑山莊,乾隆看完禮部的匯報后只說一句:“既稱臣子,必行臣禮。”他并不準備退讓。馬戛爾尼堅決拒絕三跪九叩,雙方僵持數日,最后妥協成“一膝下跪+呈國書”。妥協雖成,卻埋下隱患:英國人覺得顏面盡失,清廷則認為已給足體面。
乾隆的壽宴照常鋪張。麒麟袍、珍珠山、香鳳燈,山莊內燈火如晝。使團呈上天文儀、蒸汽機模型、雙向水泵、君主號戰艦縮尺。乾隆掃視片刻,轉而問翻譯:“此物天朝可有?”翻譯磕磕絆絆地說:“未曾見過。”老皇帝微微一哂:“無妨,可賞內務府置之。”在座英國人心里拔涼拔涼:這些凝聚時代尖端工藝的東西,竟被當作玩物束之高閣。
真正的矛盾出現在壽宴結束后。馬戛爾尼遞交七條正式請求:準予廣州外再開兩港、準駐京常設使館、準降低關稅、準輸入工業品等等。乾隆讀到第三條便放下折子,命人潤筆,寫就那封976字的《敕英咭利國王諭》。全文先褒后貶,遣詞極講究,卻核心只有一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爾國所貢,皆在朕玩賞之列,毋庸另行商賈。”放到今天閱讀,也是一封柔中帶硬的拒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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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一,理藩院侍郎福長安奉旨,送信到天津碼頭交給馬戛爾尼。場面尷尬到極點:清廷官員態度冷淡,使團面色沉郁。福長安轉身前淡淡補充一句:“請貴使速行啟程。”馬戛爾尼深知此言等于逐客,回船后在日記里寫道:“吾輩一載辛勞,終無所得,惟見天朝自矜。”
使團撤離路線仍按來時原路,沿海岸北上大連、途經舟山,加緊補給。一路上,地方官例行接待,卻不再談生意,只留下一桌酒菜、幾匹緞子做“賞賜”。英國水手私下議論:“他們根本不知道蒸汽機的分量。”這樣的落差在船上反復發酵,最終寫進馬戛爾尼的回憶錄,也改變了歐洲知識界的“中國印象”。
英國國內拿到那封信后,丘吉爾家族的報刊用的標題極具煽動性:“看!東方帝王的狂妄”。報紙的評論甚至斷言:“若不開其門,當以炮聲呼之。”這種輿論雖顯夸張,卻真實推動了議會里關于遠東政策的急轉彎。工業化帶來的生產力過剩,需要新的傾銷市場,傳統的貿易秩序已經難以滿足。馬戛爾尼的敗歸,提供了最直接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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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清朝而言,此事似乎輕描淡寫地翻篇了。乾隆在次年退位,嘉慶接過燙手山芋,禮部檔案里留下“英夷貢船無禮”的批注,寥寥數語,再無后文。可是,僅僅四十七年后,鴉片戰爭的炮火便敲開了這道自認為牢不可破的大門。那封當年被束之高閣的國書,卻成了英國議員在議會桌上反復朗讀的“罪證材料”。
回到1793年的那夜,馬戛爾尼讓秘書把乾隆的來信重新譯成英語,準備上交國王。文件最后,他特意附上一行手寫評語:This is the voice of arrogance borne of ignorance. 他的預感,后來幾乎全部成真。遺憾的是,彼時彼地,沒有人能聽見這位外交家的嘆息,更沒有人意識到,巨大的時代車輪已悄然轉動,誰也無力按下暫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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