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會懸案：“反清復明”的百年謊言，被一份乾隆檔案徹底戳穿

1964年，北京大學青年教師蔡少卿，在中央檔案館落滿塵埃的卷宗里，揪出了一個糾纏史學界百年的“幽靈”。這個“幽靈”，就是天地會起源之謎。

他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的一篇論文，如同一把寒光凜冽的解剖刀，劃開了包裹這個中國近代最大秘密結社的層層傳說。一段被神話與革命敘事徹底遮蔽的真相，第一次暴露在嚴謹的學術聚光燈下。

天地會，這個深刻攪動清代社會風云，甚至成為辛亥革命重要助力的神秘組織，其源頭歷來迷霧重重。長久以來，主流觀點與民間傳奇交織纏繞，人們篤信它是明末清初鄭成功或其部將，為踐行“反清復明”的政治理想而創立的軍事組織。

然而蔡少卿的研究，卻拋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結論：天地會并非誕生于明鄭時期，而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的產物，其最初的底色，不過是下層勞動者抱團取暖的互助團體。這場史學界的“大地震”，直接改寫了中國秘密社會史的研究路徑。

百年迷障：“西魯傳說”編織的反清神話

在蔡少卿的研究問世之前，關于天地會的起源，流傳最廣的便是“西魯傳說”。這個傳說版本繁雜，卻有著一脈相承的核心情節。

相傳康熙年間，西魯國大軍進犯中原，清廷的八旗勁旅與綠營兵丁竟束手無策。危急關頭，福建莆田少林寺的一百二十八名僧兵挺身而出，他們不避刀槍，連敗西魯大軍，為清廷保住了江山。

末代西魯王

可“飛鳥盡，良弓藏”，班師回朝的僧兵非但沒有得到封賞，反而遭到朝廷的猜忌。皇帝暗中下令火燒少林寺，熊熊烈火吞噬了禪院，只有五位僧人僥幸逃脫。這五位幸存者，便是天地會人口中的“五祖”。為了復仇，也為了恢復大明江山，他們歃血為盟，創立了天地會，“反清復明”就此成為這個組織的最高宗旨。

這個充滿悲壯色彩的傳說，被鄭重地載入天地會的內部秘籍，在會眾之間代代相傳。到了清末，革命黨人為了動員遍布民間的會黨力量，更是刻意強化并放大了這個傳說。他們將天地會塑造成明末遺忠的化身，把這個秘密組織的歷史，披上了一層浪漫而熱血的政治神話外衣。

西魯國印

由此衍生的“鄭成功創立說”“康熙年間創立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深入人心，幾乎成為不容置疑的定論。

檔案破局：從清宮密檔里揪出創會真相

真正的歷史轉折，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彼時還是青年學者的蔡少卿，在歷史學家邵循正先生的指導下，獲得了進入中央檔案館明清部（現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特許。

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蔡少卿埋首于堆積如山的清代檔案中，逐頁翻閱剛剛整理完畢的秘密結社相關卷宗。在浩如煙海的奏折、審訊記錄與案情詳報里，他敏銳地捕捉到了此前被所有人忽略的關鍵線索。

檔案清晰記載，清政府第一次大規模察覺并系統性追查“天地會”這個名號，始于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二年（1786—1787年）的臺灣林爽文起義。這場由天地會主導的起義，席卷了大半個臺灣島，震動了遠在北京的清廷中樞。

為了徹底鏟除這個“心腹大患”，清政府對被捕的會眾展開了嚴酷審訊。正是從這些沾滿血淚的口供里，蔡少卿逆著時間的脈絡，一步步追溯到了天地會的源頭——乾隆二十六年，福建漳浦縣的一名叫提喜的和尚，也就是江湖人稱的“洪二和尚”，在當地的高溪廟，正式創立了天地會。

這些清宮檔案，是清廷鎮壓秘密結社的一手材料，帶著鮮明的“敵方視角”，卻遠比經過藝術加工、代代篡改的會內傳說更具客觀性與真實性。蔡少卿據此提出，天地會的誕生，與政治精英的精心策劃無關。

它是乾隆中葉，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發展、人口流動加劇、貧富差距拉大的產物。破產的農民、失業的手工業者、流離失所的游民，這些被拋到社會邊緣的人，為了抵御生存風險、對抗官府與豪強的壓迫，才走到一起，結成了這個秘密團體。

至于“反清復明”的口號，不過是天地會在后續發展壯大的過程中，為了凝聚人心、擴大影響而逐漸增添的政治色彩，絕非創立之初的本意。

學術震蕩：一篇論文改寫的研究方向

蔡少卿的論文一經發表，立刻在史學界掀起軒然大波。著名史學家向達先生盛贊他，像“捉鬼”一樣，精準抓到了天地會起源之謎的要害。

這篇論文的價值，絕不僅是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創會時間，更在于其方法論的革命性意義。它將天地會研究，從依賴內部秘籍與革命宣傳的主觀敘事，拉回到以官方檔案為核心的實證軌道

它將研究焦點，從上層的政治博弈、民族矛盾，轉移到下層民眾的生存狀態與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它更剝去了籠罩在天地會起源之上的神話光環，將其還原為特定歷史時空里，一場普通民眾的組織創新。

學界同行因此笑稱蔡先生“一篇文章打天下”。他的研究，開創了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的經濟—社會史新路徑，奠定了此后數十年間該領域的研究基調和基本框架。

后續考據：在檔案與傳說間逼近歷史本貌

蔡少卿的研究，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也留下了更多值得深究的問題。自此之后，天地會起源的研究并未畫上句號，反而在更豐富的史料與更多元的視角下持續深化。

后續的學者們，將目光投向了福建、臺灣等地的地方檔案與刑科題本，在這些更細碎的文字里，考證出提喜和尚的真實身份、高溪廟創會的具體場景，以及天地會早期在閩粵沿海的傳播網絡。

同時，學者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清廷檔案并非完美無缺——那些審訊記錄里的口供，難保沒有屈打成招的成分。因此，他們開始將官方檔案與會內文獻、地方志、民間口述史料相互參照，在多重證據的碰撞中，一點點逼近歷史的本貌。

即便“乾隆說”早已成為學界主流，相關的爭鳴也從未停歇。有學者根據新發現的碑刻與族譜資料，將天地會的創立時間略微提前到乾隆中葉的更早階段；也有學者致力于探究天地會的儀式與思想來源，將其與閩粵地區的民間宗教、宗族械斗、邊海貿易的特殊生態聯系起來，讓這個秘密組織的形象變得更加立體豐滿。

如今的研究，早已不滿足于回答“天地會何時創立”，而是更深入地追問“為何在乾隆年間的閩粵沿海，會誕生這樣一個秘密組織”。學者們將天地會置于18世紀中國社會的宏大背景下，探討商品經濟發展、人口壓力加劇、政府管控松動等多重因素的疊加作用，分析其作為一種社會自衛機制的必然性。

而天地會如何從一個底層互助團體，逐步走向政治化，最終融入近代中國的革命洪流，也成為新的研究重點。

從“西魯傳說”的悲壯神話，到清宮檔案里的冰冷記錄，天地會起源之謎的破解過程，本身就是一段精彩的史學探索史。

提喜和尚或許不會想到，他當年為了幫底層同鄉討生計而創立的小團體，會在后世演變成“反清復明”的符號，更不會想到，數百年后，一群學者會在故紙堆里，為他的這個組織溯源辨偽。

那些被掩蓋的歷史細節，那些被改寫的集體記憶，都在檔案的字里行間靜靜沉淀，等待著后人拂去塵埃，還原其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