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著中俄，看著美歐？作為中東雄獅的伊朗，為何淪落到如此地步？

伊朗，一個一言難盡的國家。

2025年9月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廳，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悄然落幕。中俄兩國聯手提交的、旨在阻止對伊朗制裁自動恢復的決議草案，最終以4票贊成、9票反對、2票棄權的結果黯然收場。當投票結果顯示在大屏幕上時，德黑蘭的夜空似乎又黯淡了幾分。

這次失敗，表面上是外交博弈的失利，實質上卻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伊朗數十年來戰略搖擺所積累的惡果。當中俄在安理會為其奮力一搏時，竟只有巴基斯坦和阿爾及利亞兩個國家愿意站在支持的行列。這個曾經自詡為“中東雄獅”、掌握霍爾木茲海峽咽喉要道的區域強國，何以淪落至如此孤立無援的境地？

答案，或許就藏在那句古老的波斯諺語中：“同時追逐兩只兔子的人，最終一只也抓不到。”

一、雅利安式的千年傲慢：攀附西方的執念與對東方的輕蔑

伊朗高原的文明記憶深處，始終銘刻著波斯帝國的輝煌。這份源自雅利安血統的歷史自豪，在現代伊朗的民族性格中異化成矛盾的雙重姿態：既渴望西方世界的認可，又對真誠伸出援手的東方伙伴抱持若即若離的輕蔑。

這種心理結構深刻影響著伊朗的外交實踐。2015年伊核協議達成時，魯哈尼政府將其宣傳為“伊朗回歸國際社會”的標志，字里行間透露出對西方認可的渴求。而當特朗普單方面退出協議后，伊朗的第一反應不是加強與中俄的戰略協作，而是通過各種渠道向歐洲傳遞妥協信號。

更具戲劇性的是伊朗對中俄的實際態度。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伊朗理論上處于東西交匯的黃金位置。中國不僅愿投資伊朗基礎設施，更在軍事技術、能源開發等多領域提供合作方案。然而伊朗的回應始終半心半意——他們接受中國投資，卻對中國企業設置隱形壁壘；購買中國無人機，卻不愿開放核心軍事系統的聯合研發。

俄羅斯的遭遇同樣微妙。在敘利亞戰場上，伊朗革命衛隊與俄軍并肩作戰，結下所謂“血盟之情”。但戰后利益分配時，伊朗發現自己被排除在關鍵決策之外。一位伊朗前外交官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以為自己是棋手，最后發現自己只是棋子。”

這種“西方求不得，東方看不上”的矛盾心態，根源在于伊朗精英階層深處的等級觀念。在許多伊朗決策者眼中，國際體系是個金字塔：美國站在頂端，歐洲次之，俄羅斯和中國位于第三梯隊。他們難以接受的現實是，伊朗正滑向金字塔的底端。

二、教士集團的統治悖論：阿塞拜疆裔少數派的生存困境

伊朗政治中最被忽視卻至關重要的事實是：實際掌控國家的教士集團核心成員，絕大多數并非占人口多數的波斯人，而是阿塞拜疆裔。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出身東阿塞拜疆省，革命衛隊高層中阿塞拜疆裔比例同樣驚人。

這一人口學事實造就了伊朗獨特的政治生態。作為統治少數派，阿塞拜疆裔精英始終面臨合法性焦慮——他們必須時刻防范波斯民族主義的復蘇。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維持政權生存”成為最高目標，所有內外政策都服務于此。

在此邏輯下，伊朗的外交呈現出鮮明的機會主義特征。支持也門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等地區代理力量，表面上是為了擴大什葉派影響力，實則是為了轉移國內矛盾、塑造外部威脅以凝聚共識。而當這些行動引發國際反彈時，統治集團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妥協退縮，因為他們不能承受政權動蕩的風險。

2020年美軍襲殺蘇萊曼尼將軍事件充分暴露了這種困境。蘇萊曼尼在伊朗國內享有極高聲望，他的遇刺本應引發強硬反擊。然而實際發生的只是象征性導彈襲擊，且事先通知了伊拉克方面。這種“既要報仇又要控制風險”的矛盾做法，正是統治集團生存焦慮的體現。

在核問題上同樣如此。發展核技術既是威懾手段，也是凝聚民族主義的工具。但當制裁真正來臨、經濟瀕臨崩潰時，統治集團的選擇總是“進一步退兩步”。這種“既想擁有核威懾，又不想付出代價”的僥幸心理，使得伊朗在國際談判中信譽盡失。

阿塞拜疆裔統治集團還面臨另一困境：他們的權力基礎狹窄，必須依靠復雜恩庇網絡維持統治。革命衛隊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形成巨大利益集團。任何深刻的經濟改革或對外開放，都可能觸動這個集團的既得利益。這正是為什么中伊25年合作協議簽署后，實際落實項目不足三成的原因——每個項目都涉及內部利益重新分配。

三、親美派的幻夢與鐵壁現實：結構性排斥下的戰略迷失

伊朗社會存在龐大而隱秘的親西方群體，多集中在城市中產、知識界、工商界。這個群體的形成有其歷史根源：巴列維時期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革命后流亡歸國的專業人士，以及通過迪拜等中介與西方保持經濟聯系的商人。

親美派的認知建立在三個假設上：伊朗與西方的矛盾是可調和的利益沖突；只要伊朗做出讓步，就能被西方接受；融入西方體系是伊朗現代化的唯一路徑。

這三個假設在現實中逐一破滅。

首先，1979年伊斯蘭革命建立的政教合一體制，在本質上挑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敘事。只要伊朗現行政治體制存在，西方就難以從意識形態上真正接納它。

其次，伊朗在核問題上的讓步并未換來預期回報。2015年伊核協議被普遍認為是伊朗的重大妥協，然而協議簽署后，歐洲企業在美方壓力下仍不敢大膽投資，美國更是在三年后單方面退出協議。這對伊朗溫和派是沉重打擊，印證了強硬派的觀點：“西方不可信任”。

最殘酷的覺醒發生在2025年9月的安理會投票。當美國啟動“快速恢復制裁機制”時，歐盟沒有如五年前那樣捍衛多邊主義原則，反而帶頭反對中俄提出的豁免提案。

親美派的第三個幻覺是“融入西方體系是唯一出路”。這個觀點忽略了21世紀國際格局的根本性變化：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正在退潮，多極化世界加速形成。俄羅斯的選擇提供了生動案例——在意識到無法被西方接納后，普京政權毅然“轉向東方”，構建了與美國抗衡的戰略支撐。

伊朗本應從俄羅斯的經歷中汲取教訓。兩國處境相似：都是資源大國，都有帝國歷史記憶，都被西方視為戰略對手。但伊朗的選擇恰恰相反——他們既想獲得中俄的安全保障，又不愿深化戰略互信；既想利用上合組織等平臺，又對集體安全承諾猶豫不決。

這種戰略上的首鼠兩端，在技術合作領域表現尤為明顯。中國多次表示愿意幫助伊朗建立自主的衛星導航系統，用北斗替代GPS。這對伊朗的軍事安全、經濟發展乃至國家主權都具有重要意義。但伊朗內部始終存在雜音：“過度依賴中國技術是否安全？”“會不會因此得罪西方？”類似的爭論拖延了決策，錯過了機遇。

四、懸崖邊的伊朗：戰略透支與未來迷途

今天的伊朗站在懸崖邊緣。2025年安理會制裁恢復后，其石油出口量跌至每日40萬桶的歷史低位，通貨膨脹率突破60%，本幣黑市匯率較五年前貶值超80%。更嚴峻的是人才外流——2020年以來已有超過50萬受過高等教育的伊朗人移居海外。

安全形勢同樣惡化。曾經引以為傲的“抵抗之弧”出現斷裂跡象：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部分轉向本土化，敘利亞阿薩德政權重心轉向重建，黎巴嫩真主黨深陷國內政治危機。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正在萎縮。

軍事威懾能力也面臨瓶頸。雖然伊朗擁有中東最龐大的導彈庫，但缺乏現代化的指揮控制系統、偵察監視能力和電子戰裝備。在2024年的一次軍事演習中，伊朗發射的彈道導彈偏離目標超過50公里，暴露出制導系統的嚴重缺陷。

核計劃陷入技術停滯。雖然官方宣稱已將濃縮鈾豐度提高到60%，但關鍵瓶頸在于武器化能力。這些技術需要大量實驗數據和尖端設備，而在嚴密制裁下，伊朗幾乎不可能獲得必要材料。

最深刻的危機在于社會共識的瓦解。2022年的頭巾抗議事件蔓延至全國100多個城市，參與者不再僅限于城市中產階層，而是擴展到工人、小商人甚至部分農村地區。社會學家指出：“40歲以下人口占伊朗總人口的65%，這個群體沒有經歷過革命，他們的訴求是就業、自由和尊嚴，而非意識形態。”

國際環境同樣不利。阿拉伯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沙特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阿聯酋與敘利亞復交，這些變化都在削弱伊朗的地區影響力。更關鍵的是，中東國家的外交重心正在從地緣競爭轉向經濟發展，而伊朗由于制裁被排除在區域經濟整合進程之外。

面對如此困境，伊朗理論上存在三條道路：徹底轉向東方，與中俄構建命運共同體；全面妥協西方，接受附庸地位；或者堅持現有道路，繼續在夾縫中求生存。

第一條路需要伊朗徹底放棄“戰略自主”的迷思，承認自己只是多極化世界中的中等強國，需要與大國建立深度捆綁關系。

第二條路意味著政權性質的改變。要獲得西方完全接納，伊朗必須放棄反美反以立場，停止支持地區代理力量，徹底放棄核計劃。這條路對現政權無異于政治自殺。

第三條路是繼續當前策略。但2025年的安理會投票已經證明，這條路的盡頭是孤立無援。

歷史留給伊朗的時間不多了。能源轉型正在削弱石油的地緣政治價值，年輕一代的耐心正在耗盡，地區格局的重塑不會等待猶豫者。德黑蘭的決策者們或許正在意識到：當一個國家的對外戰略建立在矛盾與幻覺之上時，所有的道路最終都會通向同一個終點——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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