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罰十，成暴利生意？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每天晚上，七七都會在線連麥直播，主題都與“打假”相關。多的時候有幾百人在線圍觀，這些人都在關注“有缺陷的商品”“購買后如何起訴商家”以及“能獲得多少賠償”。在七七曬出的截圖中，有不少人稱呼她為“師傅”，并向她反饋，哪些商家主動賠償5倍或者幾萬元。

七七曬出的辦公環境中，貨架上堆滿了網購的商品，墻上還掛著一面錦旗，錦旗上寫有“十倍賠償顯公道，專業維權暖人心”。有人在評論區高度概括了她所做的業務：每天起訴、拿錢。

近年來，不少職業打假人利用消費者對假貨的深惡痛絕以及法律對假貨的嚴厲打擊，找到了“商機”。打假不僅可以假一賠三甚至假一賠十，還能做賬號、賺流量和直播帶貨，最終實現收徒、賣課，儼然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打假行為引發了不少爭議，逐漸被平臺和相關部門關注到。

近期，抖音等短視頻平臺更新和升級新規，重點針對部分發布不實信息蹭熱、炒作，或批量發布同質低質內容的“打假”“測評”“揭黑”賬號，若創作者發布內容引發廣泛質疑或多條因涉嫌侵權被舉報下架，同時存在上述商業變現行為，則其賬號將被列為“爭議賬號”。

已有不少打假博主因不實打假陷入爭議，甚至因詐騙等罪名身陷囹圄，市場上也有企業因被不實打假而陷入巨大的經營困境。但也有打假人士表示，互聯網時代，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更嚴重，對打假活動要支持。當打假成為職業，甚至打假是為了帶貨，該如何監管？

“被打假”的漫長博弈

有機農業企業彩虹星球經歷了一場持續兩年多的“打假”官司。

彩虹星球成立于2015年，創始人王來庫有了孩子后關注到江浙滬一帶兒童尿檢抗生素呈陽性，隨即成立彩虹星球，希望通過提供經檢測合格的食材來“保護好自己的孩子，也保護更多人的孩子”，企業年銷售額一度達到3億元。

自2022年10月開始，彩虹星球遭遇職業打假人王海打假，王海曾表示彩虹星球多款產品存在“農殘”“假有機”等問題，不少打假博主隨后跟風而來。2023年5月，彩虹星球對王海進行起訴。

2024年12月，西安市雁塔區法院對彩虹星球起訴王海侵權責任糾紛一案一審判決。一審法院認為，王海作為公眾人物，不應在未經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檢查并作出認定的情況下擅自在網絡上對原告相關產品進行評價。判決稱，王海應刪除微博、抖音、西瓜視頻、今日頭條賬戶中發布的侵害彩虹星球名譽的全部圖文、視頻，并在上述賬號連續三日向彩虹星球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發布恢復名譽的聲明。

一審后，彩虹星球和王海均不服判決，向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其中，關于“打假”是否有據方面，二審判決認為：王海就彩虹公司銷售“假有機”產品向相關地區的市場監督管理部門進行舉報，但多家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立案調查后，均未認定彩虹公司所銷售的有機產品為“假有機產品”，王海并無確鑿證據證明彩虹公司銷售的有機產品為假有機產品。

法院還認為，王海稱其只是認為彩虹公司銷售的是“假有機”產品，但屬產品合格，在王海的言論中卻又說到“造假”“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違法行為”“每一個產品都在騙人”，可認定為王海的言論屬于歪曲事實，其行為造成彩虹公司所銷售的產品聲譽受到損害。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最終認定，駁回雙方上訴，維持原判。

彩虹星球營銷合伙人朱輝回憶起過往被打假的幾年，表示進入了“創業以來最至暗的時刻”。

部分網友沖擊彩虹星球直播間。圖/受訪者提供

朱輝對《中國新聞周刊》提到，被打假時，退貨的訂單像雪花一樣飛來，合作的主播避之不及，多年積累的品牌信譽瞬間崩塌，整個團隊陷入了極度的無力感。因此，二審時，彩虹星球主張王海賠償其經濟損失500萬元。

而二審法院在判決書中認為，一個企業的銷售額下滑系多方因素導致，彩虹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公司的經濟損失完全系王海的言論造成。而王海作為輿論監督，其質疑彩虹公司消費合作社、社會企業模式以及有機產品等并非完全出于私利，且彩虹公司亦存在宣傳違法被西安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進行處罰，故一審法院酌情判令王海向彩虹公司賠償50000元并無不當，駁回了彩虹星球要求王海賠償經濟損失500萬元的訴求。

而王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目前已經對該案申請再審，堅持認為“沒有歪曲事實，沒有侮辱彩虹公司”。他認為，針對彩虹星球的每一個揭露都是有依據的，并且進行了合理監督。

這場已持續近三年的打假行動還未結束。朱輝提到，當下公司的業務逐漸恢復，但營業額與此前相去甚遠。“沒人會去計算兩年里企業到底損失了多少真金白銀。”朱輝感慨，“贏了官司，輸了市場。”

2025年10月21日，希格瑪會計師事務所到彩虹星球審計。圖/受訪者提供

打假與“假打”

食品商家高涵正在經歷一場打假行動。“先毀掉再驗證。”她這樣總結。

高涵提到，現在一些職業打假和測評博主已經成為“槍手”，有些博主為了利益，拿了競品的錢博取流量，這成了慣用套路。問題在于這些打假行為背后的邏輯禁不住推敲。

以她所在細分領域來看，不少博主會以食品的團體標準為參照，打假高涵所在品牌。但現實情況是，整個行業分為國標和團標兩個標準。目前，高涵團隊以國標為標準制作產品，但不少消費者聽說未參照團標后，就會質疑產品。

“消費者很有可能就不再信任品牌，隨后競爭對手花點錢雇水軍就可以讓該品牌上熱搜，在負面輿情變大后，消費者開始退貨，最終銷售額在短時間內就掉下去了，這些內容不需要嚴謹的證據鏈，不需要權威機構的復檢，只要一張看似驚悚的檢測報告加上幾個煽動性的標題。”朱輝表示，企業要想自證清白，卻需要花費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走法律程序。

親身經歷打假官司的法律從業者王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職業打假曾經被視為“市場啄木鳥”，如今似乎變了味，流量裹挾著利益。

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統計，僅2023年就監測到2.4萬個“職業索賠人”發起了73萬件索賠投訴，其中以食品為由的惡意投訴高達22萬起。“龐大的數字背后是無數被騷擾得苦不堪言的商家，以及被嚴重浪費的行政和司法資源。”王凡提道，現在的職業打假早就不是當初單槍匹馬對抗不良商家的孤勇者敘事了。在利益的驅使下，打著打假旗號的團隊已經異化成了一條完整的灰色產業鏈，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碰瓷生意”。

王海也表示，現在打假行業魚龍混雜，確實存在著“假打”情況。“這往往不是打假，而是作假。”

上海光明（合肥）律師事務所律師涂攀躍近年來專注處理打假案件。他發現很多所謂打假博主背后都有專門的公司在運作。“辦公室里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商品，桌子上堆著厚厚的起訴狀和傳票，一群人哪怕對法律一知半解，只要按照公司給的‘劇本’去操作就能把打假變成流水線作業。這些人還會通過短視頻等內容平臺收徒，教大家做類似的事情。”

涂攀躍提到，很多打假公司內部有著明確的分工，有人負責選品下單，有人負責撰寫投訴材料，有人負責跟商家談判要錢，他們像流水線一樣批量生產著“維權案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搞錢”。

“他們根本不關心產品是不是真的有問題，關心的是能不能搞到錢、能不能賺到流量。有打假人專門盯著新廣告法里的極限詞，有人則盯著標簽上的瑕疵，還有人則干脆自己制造問題再去索賠，利用商家‘花錢消災’的心理把維權變成了敲詐勒索的工具，只要能把事情鬧大、只要能給商家制造足夠的麻煩，商家就不得不低頭給錢。”王凡表示。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風氣正在向校園蔓延。朱輝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遭遇打假，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名大學生參與其中，在不少有影響力的博主唆使下購買相關產品，最終試圖申請假一賠三，甚至索賠更多。

“有些學生把‘打假’當成一種賺快錢的手段，被所謂‘打假培訓班’忽悠，以為掌握了幾個法條就能輕松月入過萬，實際上往往淪為背后操盤手的炮灰。一旦遇到硬茬或者涉嫌敲詐勒索的法律風險，很可能給自己惹一身麻煩。”朱輝表示，當時他們勸阻了這名下單幾千元的大學生，最終給這名學生退了款，并未追究其責任。

打假背后的“黑箱”

在打假過程中，打假人拿出的檢測報告是殺傷力最大的武器。朱輝提到，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蓋著紅章、寫滿化學數據”的報告天然具有一種不可置疑的權威性。只要博主拿出一張寫著“檢出農殘”或者“成分不符”的報告，大家就會本能地感到恐慌，進而對品牌產生信任危機。

在彩虹星球與王海的訴訟中，檢測報告結果是否有效也成為爭議點。二審判決書中提到，多家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立案調查后，均未認定彩虹公司所銷售的有機產品為“假有機產品”。

王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在提交的再審申請中提到：多家市場監管局僅按照普通食品檢測標準對有機食品進行了合格與否的判定，并不是真假有機的認定。他認為，自己打假的有更高要求的有機產品絕對不能含有化學農殘，而且他對揭露的每一款有機產品均進行了大量的檢測，反復驗證有機產品含有化學農殘，盡到了合理核實的義務，沒有憑空捏造彩虹公司產品是“假有機產品”。

檢測標準的差異造就了打假背后的“黑箱”。浙江曉德律師事務所主任陳文明認為，若測評人（打假人）在缺乏專業機構資質檢測報告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通過片面取樣、篡改測試條件等不公手段貶低競爭對手，將直接侵害品牌方的名譽權（商譽）；若能證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排擠競品、推廣自有及關聯產品的故意，則進一步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禁止的商業詆毀行為。

但王海認為，很多食品成分的檢測機構本身并無有力資質，檢測方式方法也不透明。因此，在檢測結果方面，企業容易“用話術造成優勢”。打假，很多時候也要針對該類行為。

王凡表示，除了偽造數據，通過話術誘導也是一些不實打假人常用的手段。“在一些流量博主嘴里，只要檢出一點點微量的成分就能被放大成‘劇毒致癌’，利用消費者對化學物質的恐懼心理故意隱瞞國家標準中允許的殘留限值，不明真相的消費者自然會恐慌。”

“這種利用信息不對稱來操縱輿論的做法極具欺騙性。普通人很難去深究復雜的國家標準，也很難分辨檢測機構的資質真偽。”朱輝提道。

陳文明指出，真正的消費者維權和惡意索賠之間的界限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以前法院對于職業打假人往往持比較寬容的態度，認為其能凈化市場，現在越來越多的判例開始對惡意索賠說“不”，特別是在涉及食品安全的案件中，如果打假人無法證明產品存在實質性的質量問題，僅僅是抓著標簽瑕疵或者通過構陷的方式來索賠，很難再得到法院的支持。

陳文明認為：“平臺作為第一道防線，需要通過技術手段識別惡意舉報、建立舉報人信用評級體系，并與行政機關的‘異常名錄’互通信息，從而對高頻、低成功率舉報進行精準限制。”

此外，平臺治理與法律打擊的協同配合至關重要。

抖音近期發布的新規明確將“違規蹭熱點”列為重點治理對象，對于為了博取流量而惡意制造對立、歪曲事實的行為，陳文明強調：“平臺不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系列動作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打假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是違法的護身符。”

（文中高涵、王凡為化名）

發于2026.1.12總第122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記者：孟倩 編輯：閔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