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想效仿戴高樂，為何畫虎不成反類犬？

歐洲必須加強獨立自主，不能當美國的追隨者。這是法國總統馬克龍上臺伊始就始終強調的核心主張。從頂著美國的反華施壓深化與中國的合作，到質疑美國的安全保障承諾、倡導歐洲建立自主武裝，甚至宣稱法國愿意承擔歐洲核保護傘的責任，馬克龍上任后時常發表忤逆美國的強硬言論。這不由讓人想起當年堅定維護法國獨立自主的戴高樂，兩人同樣試圖推動由法國主導的歐洲獨立，戴高樂成功捍衛了法國的大國地位，被譽為“法蘭西最后的榮光”，而馬克龍卻淪為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笑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昔日世界中心歐洲陷入重重困境。這種困境不僅源于歐陸各國本土淪為戰場、飽受戰火蹂躪，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更因為傳統歐陸強國在二戰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德國作為戰爭策源地和發起國，被徹底壓制；意大利同為軸心國成員，即便中途倒戈，也難逃清算。唯一從一開始就站對陣營的法國，卻在戰爭初期上演了“光速投降”的鬧劇，好在部分堅持抗爭的法國人前往法屬非洲殖民地組建自由法國軍隊，才為法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保留了些許貢獻。這種依靠英美支持才得以復國的“黑歷史”，極大地削弱了法國的國際地位，在確立戰后世界格局的雅爾塔會議上，美蘇成為當之無愧的主角，英國雖地位稍遜仍能忝列其中，而作為昔日歐陸霸主的法國，卻根本沒有參會資格。最終，還是英國出于自身戰略利益考量，出手提攜法國，使其得以躋身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列。

即便如此，法國的大國地位依舊名不副實。經濟上依賴美國援助，軍事上依附北約保護，法國幾乎淪為美國的附庸；再加上國內議會政治的牽制，本就國力衰弱的法國難以集中力量發展，進一步加劇了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困境。在此背景下，1958年法國爆發嚴重政治危機，在民眾的強烈呼聲中，政府邀請法蘭西民族主義領袖戴高樂復出，主導法國改革。

戴高樂上臺后，摒棄了前任政府死抱殖民地不放、以此強撐體面的做法，選擇賦予殖民地名義上的獨立，轉而通過經濟控制和扶持代理人的方式繼續從殖民地攫取利益。同時，他一改前任對美國的順從姿態，全力推動歐洲聯合以擺脫美國控制，為此不惜與宿敵德國握手言和。更重要的是，在安全問題上，盡管法國身處冷戰前線，軍事實力與潛力遠不及美蘇兩大國，戴高樂仍堅守軍事自主原則。在他的推動下，法國大力發展獨立防務，在初步建立核威懾能力后，于1966年宣布退出北約。

為避免失去美國軍事保護后獨自面對蘇聯威脅，戴高樂一方面與美國協調，將自身防務體系與北約部分嵌套，另一方面積極緩和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系。早在正式退出北約前，他就頂著美國的強烈反對，提出與蘇聯緩和關系，還率先與新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1966年3月法國宣布退出北約，6月戴高樂便應邀訪蘇，與蘇聯建立特殊伙伴關系。憑借社會主義陣營的友善態度形成制衡，戴高樂得以在與美國談判時掌握主動權——以在陣營對抗關鍵議題上堅定支持美國為籌碼，換取美國對法國種種“忤逆”行為的容忍。在他的運籌帷幄下，法國成功在美蘇兩極擠壓中重塑大國地位，憑借西歐盟主身份及對前殖民地的影響力，即便是美蘇也需對其禮讓三分。

然而，隨著冷戰以蘇聯解體告終，法國失去了制衡美國的重要籌碼。反觀美國，在最大威脅瓦解后，將警惕的目光轉向了歐盟，更準確地說是主導歐盟的法國。1999年，美國通過科索沃戰爭向歐洲展示絕對實力，讓歐洲各國親眼見證雙方差距，狠狠打擊了法國的獨立大國野心。這場戰爭后，原本對法國歐洲獨立愿景心動的其他歐洲國家紛紛倒戈，重新依附美國的安全保護，就連法國自身也在戰爭壓力下被迫退讓，放任美國借英國之手介入歐洲大陸防務。

雪上加霜的是，當年年初發行、被法國及其他歐盟國家寄予挑戰美元霸權厚望的歐元，也因戰爭爆發遭受沉重打擊。此前，歐洲國家雖在軍事、政治影響力上不及美國，卻自認能在經濟領域與美國一較高下，而歐元問世首年便遭遇重創，使其與美元競爭世界貨幣地位的目標淪為妄想。與此同時，戴高樂政府當年在前殖民地扶持的親法領導人陸續下臺，新一代領導人對法國的依賴與認同大幅減弱，法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持續下滑。失去前殖民地的支撐，法國國際地位進一步跌落，無奈之下只能向美國靠攏，甚至在2009年重新加入北約。

但在法國國內，無論民眾還是政客，都始終對國家主權、獨立自主及大國地位抱有強烈期待，總統馬克龍亦不例外。自當選以來，他始終積極倡導歐洲戰略自主，屢屢拋出“北約腦死亡”“西方霸權衰落”等直指美國的言論。為實現這一目標，馬克龍積極開展歐洲外交，推動歐洲一體化加速，還試圖重拾戴高樂的軍事自主戰略，多次高調探討組建歐洲軍的設想。這些舉動看似與當年的戴高樂如出一轍，實際施政效果卻天差地別。

戴高樂倡導法國獨立，終究重塑了法國大國地位，自身也成為“法蘭西最后的榮光”；馬克龍則希望將歐盟打造成“大號法國”，借歐盟之力提升法國國際地位，可他根本無法協調歐盟各國立場。長期以來，法國在歐盟內的影響力不及德國，直到默克爾退出政壇，法國的分量才略有提升。但受限于馬克龍有限的協調與領導能力，他始終無法彌合歐盟各國的利益分歧，導致歐盟在各類議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其歐洲獨立主張及相關外交努力，最終淪為無效的政治表演。與法國不對付的英國媒體嘲諷馬克龍將總統職位當成“演員職業”，法國民眾也逐漸對他感到厭倦，其支持率持續走低。

事實上，馬克龍時期的法國處境比戴高樂時期寬裕不少。國際環境上，戴高樂面臨美蘇兩極擠壓，而馬克龍時代多極化已成大勢；國內情況上，戴高樂接手的法國尚未走出二戰陰霾，經濟蕭條、政治動蕩，而馬克龍時期雖存在諸多問題，但總體仍是經濟強國，政治環境相對穩定。即便擁有更優越的條件、更多底牌，馬克龍效仿戴高樂的嘗試不僅未能推動法國崛起，反而加劇了國內困境，讓自己淪為笑柄。

這很大程度上源于馬克龍雖自稱奉行戴高樂主義，卻只學到了表面套路，聯合歐洲、對俄緩和以制衡美國，未能領會其核心精髓。戴高樂主義的根基，是基于實力的現實主義，依托對國際局勢的精準判斷，最大化謀求法國利益；而馬克龍對法國實力及國際局勢的判斷，存在極大偏差，其認知并非建立在現實基礎上，而是源于法國的“大國理想”。在他看來，法國作為歐洲唯一堅持獨立自主的大國，理應主導歐洲，可法國自身實力尚未強大到讓其他歐洲國家信服，這種野心在歐盟各國眼中，反而淪為法國的霸權企圖，加劇了歐洲分裂。

馬克龍曾寄望美國因遏制中國需要拉攏歐洲，試圖通過強硬表態換取美國對歐洲松綁。但事實是，美國雖一心打壓中國，卻絲毫沒有放松對歐洲的收割，尤其在對華遏制進展不順、國內矛盾加劇的情況下，美國反而率先對歐洲下手。種種基于理想主義的天真誤判，導致馬克龍的設想與現實屢屢脫節，其“新戴高樂主義”最終淪為“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