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越南副主席投奔中國，越南判他“死刑”，最終結果如何

1979年夏天，北京西郊的一所醫院里，多了一位頭發花白的外國病人。醫護人員只知道，他從巴基斯坦轉機來到中國，剛做完大手術，講話帶著一口并不生疏的漢語口音。

要弄清這段離奇的命運轉折，時間不得不往前推很多年。

一、在殖民陰影下成長的“漢語少年”

追溯更早一些的背景，會更容易理解他的選擇。19世紀末，法國借著東亞局勢的動蕩，不斷蠶食越南。1883年前后，中法戰爭爆發，清軍在戰場上節節后退，清政府最終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控制。越南從傳統意義上的朝貢國，一步步淪為了殖民地。

課本里那些中國古代故事、近代變局，讓這個少年逐漸意識到，越南并不是注定要臣服在殖民者腳下。他開始關注辛亥革命，關注孫中山的活動，也逐漸形成了一個簡單而倔強的想法：越南必須擺脫法國的統治。

說白了，他那時候就已經意識到，單憑越南自己，很難撼動法國在東南亞的力量，所以早早把目光投向了中國。

二、往來中越之間的“革命橋梁”

等到追捕稍微松動，他又與胡志明等人暗中返回越南，著手建立新的革命組織。在他們的設想中，越南、老撾、柬埔寨同在法國殖民統治下，必須合力，才能撬動這塊堅硬的殖民地盤，因而有了“印度支那”的組織概念。

據越南方面后來的回憶，胡志明在營救過程中對他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得活下去，越南以后還需要你。”1942年，在多方斡旋下，他終于獲釋。

越南局勢因為世界大戰發生巨大改變。1940年，德國閃擊法國，法國本土迅速戰敗，維希政權建立。遠在亞洲的殖民地對維希效忠，卻失去了強大后盾。日本軍方抓住機會，逼迫法國讓出越南北部駐軍權，隨后逐步吞并整個印度支那。

日本占領越南后，一邊繼續利用法屬舊官僚體系，一邊又要應對英美的壓力。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顧不過來，只能在越南盡量拉攏當地力量，緩和矛盾，這無形中給了革命力量珍貴的生存空間。

不過，和平并沒如想象中那樣到來。

二戰結束后，法國在美國支持下卷土重來，在越南沿海登陸，企圖恢復過去的殖民統治。新的抗法戰爭就此展開，越南北方的山區再次成為抗爭前線。

三、駐華大使與中越建交的關鍵時刻

1950年1月18日，在他的積極推動和越南領導集體的決定下，新中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正式建交。中國成為第一個與“北越”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對越南來說，這是重大的外交突破，后來這一天也被他們視作外交勝利的象征。

培訓期間，他接觸到新中國的許多核心領導人，其中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兩邊相處頗為融洽。借著這些關系，他在隨后幾年頻繁為越南爭取物資與人員支援。

1950年12月20日，越南政府正式任命他為“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這是越南派往中國的第一位大使，象征意義非常明顯。法國在越南的力量最終被消耗殆盡。1954年，奠邊府戰役結束，日內瓦會議劃定了暫定分界線，越南被人為分為南北兩部分。戰爭表面告一段落，新的矛盾又開始醞釀。

不久，冷戰格局加深，美國接手南越，取代法國成為新的幕后支撐。越南進入抗美戰爭階段，也就是后來廣為人知的“越戰”。

這一次，越南北方仍然需要外援。中國和蘇聯都提供了大量支持，只是隨著中蘇關系在1960年代日益緊張，越南內部也逐漸出現不同的對外路線傾向。

1975年，北越軍隊攻入西貢，長期分裂的南北越統一。戰場上的硝煙剛剛散去，越南黨內高層的路線斗爭便明顯加劇。

胡志明早在1969年去世，在世時，他的威望能在一定程度上調和黨內分歧。胡志明逝世后，新的領導集體中逐漸形成不同派別，其中以黎筍為代表的親蘇路線勢力不斷壯大。

內部博弈中，蘇聯方面對越南施加了不小的影響力。借著軍事、經濟援助的籌碼，莫斯科更愿意看到一個緊跟自己步伐、并對中國保持壓力的越南。

越南對外政策在1970年代后半期的走向，已經很清楚地體現了這種變化。1978年，越南出兵柬埔寨，推翻紅色高棉政權，同時在中越邊境不斷加強軍事部署，并制造摩擦事件。對中國而言，這既觸及地區格局，也直接挑戰邊境安全。

四、秘密出走與“缺席死刑”的結局

隨著中越邊境沖突不斷升級，針對他的政治壓力逐步變成日常監控。表面上，他仍然是國家副主席，實際上，行動和言論都被嚴密限制。他對身邊人感嘆過，大意是“曾經的戰友，如今卻要防著自己”，這句話傳出后，在一些老同志之間引起不少共鳴。

1979年前后，他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心臟問題尤為嚴重。就在這一節點，他提出要去東德看病。對越南方面來說，這是一個可以同意的理由，但絕不會放松警惕，于是在批準出行的同時，又安排了專人同行，全程監視。

據后來回憶，一天深夜，同行的監視人員已經入睡，他悄悄離開住所，坐上中國方面事先安排好的車輛趕往機場。隨后，他登上前往北京的航班，成功擺脫了越南方面的控制。

1979年7月，那架從巴基斯坦飛來的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機艙門打開時，走出的是一位面容憔悴但神情堅決的老人。這一幕，在后來許多記述中，被視作他人生軌跡的重要轉折點。

他抵達北京后，很快被安排住院接受治療。熟悉他的人回憶，當時醫生提醒病情嚴重，他笑著說了一句：“在這里動手術，總比死在監視下好。”這句話帶著幾分戲謔，卻也道出了他的心理狀態。

越共中央得知他抵達中國后，反應極為強烈。很快，越共宣布將其開除黨籍，隨后以“叛國”等罪名進行缺席審判，判處死刑。這也是標題中“越南判他‘死刑’”的真正含義——判決是在他人已身在北京的前提下作出的。

在北京，他見到了不少舊日戰友，其中既有曾在抗法、抗美戰爭時期與越南合作的中國同志，也有多年前在國際戰線上結識的朋友。有人問他后不后悔，他沉默了一會兒，只說：“至少這一輩子，沒有替殖民者說過話。”

手術后，他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精神也漸漸恢復。因為長期使用漢語，又在中國生活多年，他在北京的生活適應得并不算困難。偶爾提及往事，他會用越南話念幾句舊詩，又會用漢語補充解釋，其間對中越早年并肩作戰的情感，依然非常珍視。

從法屬殖民地的少年，到跨國奔走的革命者；從駐華大使、國家副主席，到被缺席判處“死刑”的流亡老人，他的一生經歷了幾乎整個20世紀東南亞的大動蕩。越南與中國之間那些時而親密、時而緊張的關系，也在他的個人命運上打下了清晰的印記。

如果把時間線鋪開，會發現一個頗為有意思的對比：年輕時，他往返于中國與越南之間，是為了尋找推翻殖民統治的力量；年老時，他最后一次跨越邊境，卻是為了躲開本國新一輪的政治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