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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智化時代加強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需要重點關注哪些方面？

2026-01-11 06:34:22　來源: 新浪財經

河北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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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日前，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2025年國際法（涉外法治）學術研討會舉行。研討會以“數智化時代涉外法治新挑戰與發展機遇”為主題，來自理論界、實務界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數智化時代涉外法治建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

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副書記、法學研究所所長姚建龍研究員指出，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加快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當前，尤其是要加強數智化時代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一是要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監管、人工智能倫理規范等新興議題，在規則標準、多邊協調等方面加強國際合作，以法治之力激活“人工智能+”新引擎。二是要聚焦數字貿易、數字服務、數字貨幣金融等前沿實踐，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數字經貿規則，上海要對此發揮引領示范作用，發揮“五個中心”先手棋作用，聚焦強化“四大功能”，搶先釋放對接國際高標準數字經貿規則的制度紅利。三是要聚焦數字企業“走出去”合規經營和法治護航，對數字企業出海過程中容易遇到的共性法律問題作系統化研究，防范化解數智化時代涉外法律風險。

主旨演講環節，上海海事大學校長初北平教授以“新《海商法》的定位、原則與要義”為題，從立法定位、修改原則、新法要義三個角度展開論述。他指出，新《海商法》的修訂是新時代推動航運和貿易高質量發展、助力海洋強國建設的客觀要求。此次修法堅持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結合、堅持本國國情和國際海事發展相協調、堅持特別法和一般法相協同、堅持繼承發展和引領相并重，力求平衡各方主體權益，服務國家戰略發展需求，進一步適應高水平對外開放、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需要，將我國打造成為海事海商爭議解決優選地。特別是考慮到有關國家或地區頻繁打壓遏制我國海運事業，新《海商法》第308條第2款納入了反制條款，充實了我國涉外法律工具箱。

上海市WTO法研究會名譽會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張乃根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涉外法治”為題展開論述。他選取深圳等經濟特區、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分析了各自在擴大我國對外開放和加強涉外法治建設中的地位和功能。他指出，要參照高水平國際規則，進一步融入國際規則協調體系，統籌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參與和促進國際法治等，始終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這一涉外法治必由之路。

上海市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主任、上海市互聯網業聯合會會長姜迅指出，數智化時代需要從個人、社會、國家三個層面統籌推進數據治理：一是在個人層面依托《個人信息保護法》筑牢底線，構建全流程、全鏈條的個人信息權益保護體系；二是在社會層面管好網絡、保障數據安全，搭建一站式響應的數據安全集成體系，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嚴厲打擊各類網絡違法犯罪，將總體國家安全觀貫徹到社會安全的各領域全過程；三是在國家層面破解數據跨境流動規制與國際協調難題，引導企業重視數據安全保護，強化重點企業數據安全管理，讓個人數據和企業數據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發揮應有作用。

與會專家學者圍繞“我國金融數據出境規制模式及完善”“數智時代的投資便利化與數字政府建設”“金融數據全球治理和風險防控”等進行了專題交流和討論。

廣州商學院張慶麟教授指出，投資便利化是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投資便利化的核心是提供信息、保證規則和監管透明以及精簡行政程序，而這些要素圍繞著信息和程序進行，因此數字化對其有效實施至關重要。如今，越來越多的國際投資協定納入了與數字經濟需求相契合的數字投資便利化工具，鼓勵數字化、投資便利化有關的門戶數量和質量也都在提升，利用數字政府工具促進投資具有若干重要益處，有助于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將我國打造成為近悅遠來的投資目的地。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涉外法治（比較法）室助理研究員屈然認為，涉外法治的核心挑戰已從“人的流動”轉向“數據、算力、算法的跨國流動與協調”。技術發展持續沖擊法律監管框架，必須通過規則重新定義，數智時代的涉外法治不應只強調限制，而應發揮篩選和緩沖作用。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長閔敏副教授圍繞“數據出海”分享了觀察與思考。他指出，數據跨境的難點在于目標并行：既要服務數字貿易與創新協作，也要面對各國在個人信息保護、網絡與國家安全、執法取證以及數據本地化等問題上的政策差異。與此同時，數據組合性特征會放大風險——單條信息看似不敏感，但與其他數據交叉比對后，可能出現再識別或推斷敏感畫像的情況，因此規則邊界如何劃定、如何落地執行，都會更復雜。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副所長、上海國際商務法律研究會會長涂龍科研究員在會議總結時指出，數智時代的涉外法治，既要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也要守住國家安全底線；既要提升治理效率，也要及時識別并化解風險。數智化時代，大國競爭早已不只是技術層面的比拼，更是在規則創新、話語敘事與制度供給等方面的綜合競爭。我們必須在理論研究、制度供給與實踐創新上同向發力，做到把“新挑戰”轉化為“新機遇”，把“被動應對”轉化為“主動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