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莎·蓋爾霍恩、海明威的陰影和達豪的沖擊

1946年6月，也就是瑪莎·蓋爾霍恩（1908-1998）抵達紐倫堡的幾個月前，她的話劇在倫敦大獲成功。這完全出乎她的預料。畢竟，這部劇本最初不過是一個沖動的念頭，只是友人說服了她，讓她將之付諸筆端。在此之前，這位38歲的女作家從未涉足過劇本寫作，也沒有這種打算。她發表過一些長篇和短篇小說，但她首先是一名堅定的新聞記者。蓋爾霍恩熱愛新聞事業，因為新聞總能帶給她“見識和學習新事物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她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要通過報道揭示社會的不公。

1946年的瑪莎·蓋爾霍恩

1941年，戰事正緊，同事約翰·多斯·帕索斯的一番言論激怒了蓋爾霍恩，因為他在倫敦的國際筆會大會上表示，作家不應當在這個時代繼續寫作。對此，蓋爾霍恩在一封寫給出版商麥克斯·珀金斯（Max Perkins）的信中憤怒地反駁道：“只要一個作家還有一絲勇氣，他就應當在任何時代都堅持寫作。世界越糟糕，作家就越應該努力創作，因為即便做不了什么建設性的事，來讓這個世界更適合人們生活，或是減少世間的殘暴和愚蠢，他至少可以記錄。除他之外，沒有人會做這件事，但這又是一件必須完成的任務。對那些遭到侮辱的人來說，這是他們唯一能夠指望的復仇：有人會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他們的遭遇。”蓋爾霍恩不是一般意義上那種客觀中立的記者，相反，她的文章從來都觀點明確、立場鮮明、滿懷關切。她的報道既是對人類苦難的動情描繪，也是一種憤怒的控訴。對她而言，新聞報道是教育那些位高權重之人的一種手段。

蓋爾霍恩為人們的悲慘遭遇和當權者對權力的迷戀憤憤不平，正是在這個動蕩的戰爭年代，她找到了她的使命：戰地記者。她后來寫道：“若不是身處戰爭那普遍的混沌中，我個人的無序便無處安放。”作為戰地記者，她常年隨軍奔赴前線。從西班牙內戰到越南戰爭，再到1989年美軍入侵巴拿馬，她的報道從未缺席，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始終是她關注的焦點。蓋爾霍恩是這場戰爭最忠實的記錄者之一，此外，她還是女性戰地記者的先驅，在這個幾乎全由男性霸占的領域，她的存在有著極為特殊的意義。她的成就不僅要歸功于她卓越的寫作能力，還得益于她無止境的好奇心、勇氣和杰出的社交能力。她非常善于傾聽，即便是在炸毀的地下室或是泥濘的田地間，伴著廉價的威士忌和來自五六個不同國家的士兵用英語、德語或法語七嘴八舌地聊天，她也樂在其中。

同樣是這份好奇心，讓她在1936年的圣誕節和歐內斯特·海明威走到了一起。他們是在基韋斯特的一間酒吧里偶然相遇的，當時她正和母親在那里度假。一天下午，一個“身材高大、不修邊幅，穿著皺巴巴、沾著污漬的白短褲和白襯衫的男人”坐在了她對面。她鼓起勇氣和這位她仰慕的作家攀談起來。他外表邋遢，當時已與第二任妻子結婚，但這沒能阻礙他們把談話變成一場調情。這種關系很快便更進一步。1940年，海明威與妻子離婚，和蓋爾霍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瑪莎·蓋爾霍恩出生于圣路易斯，有一半德國血統。她的父親是一名德裔婦科醫生，有著猶太血統的他為了躲避反猶主義的浪潮移居美國；母親則來自上流社會，是一位知名的女權主義者，還是美國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的朋友。蓋爾霍恩后來常常提到，父母在這段婚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這種耳濡目染也間接導致了她與海明威婚姻的破裂。她的童年很優渥，接受的是私立學校的教育，還常去歐洲旅行。長大后，蓋爾霍恩順利升入距離費城不遠的布林莫爾女子學院（Bryn Mawr College），但她很快就發現那里令人窒息的氛圍和中西部的家鄉別無二致——終其一生，她最害怕的便是無聊。

年輕的蓋爾霍恩于是中斷了學業，踏上了記者之路。她在幾家報社工作過，還在巴黎生活過一段時間，和海明威相遇時，這位活潑的年輕人已然成為當時文學界的新星。她的短篇小說集《我親眼見過的艱難時世》（1936）大受好評，她在書中描繪了一系列在大蕭條中掙扎求生的人物，從年輕的妓女，到依靠社會救濟生活的老婦人，他們的故事都相互勾連。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書評中對這部作品贊賞有加，還稱蓋爾霍恩的文風“毫無女性化的色彩，令人吃驚”。媒體將她的寫作風格與海明威相提并論。正是因為有這層淵源，當自信而迷人的蓋爾霍恩主動與海明威攀談時，后者也十分受用，更不用說她還將他視為文學上的大師。早在1931年，蓋爾霍恩就在文章中提及，她的座右銘正是海明威的小說《永別了，武器》中的一句話：“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是決不會有事的。”

不久后，這對情侶決定一同前往西班牙，報道內戰的情況。蓋爾霍恩發表在《柯里爾周刊》上的電訊報道很快引起了轟動，主要是因為她新穎的視角。她的報道滿懷使命感和戰斗的熱情，追求生動直觀的呈現，力求為讀者帶來身臨其境的閱讀感受。這種報道風格最初被她稱為“寫你所見”，隨后，她又找到了另一種比喻，將自己比作一臺“長眼睛、會移動的磁帶錄音機”。她要求自己，付諸紙面的，必須是一絲不茍的、真實的感知。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蓋爾霍恩一直在德國追蹤報道希特勒的崛起。1938年春天，也就是《慕尼黑條約》簽署短短幾個月前，她還曾去到捷克斯洛伐克實地采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這些經歷都被她寫進了小說《被蹂躪的土地》（1940）中。戰爭期間，她持續為《柯里爾周刊》撰寫報道，為此到過芬蘭、香港、緬甸、新加坡、爪哇、加勒比海和英國。由于沒有獲得官方的記者證，她不被允許隨軍親眼見證諾曼底登陸。于是，她躲進了一艘醫療船，并在登陸時假扮擔架工混入軍中，成為D-Day，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登陸諾曼底的唯一一名女記者。

海明威的陰影

1940年12月，蓋爾霍恩與海明威結婚，在此之前，二人已經共同生活了四年，其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古巴。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海明威對蓋爾霍恩的長期離家愈發不滿。在她1943年離開哈瓦那附近的莊園、趕赴意大利前線報道時，他寫信質問她：“你究竟是個戰地記者，還是我床上的女人？”諾曼底登陸前夕，他自己也來到了歐洲前線。蓋爾霍恩有自己的任務，但他總是試圖阻撓她的行程。最嚴重的背叛發生在1944年春天，海明威也向她工作的《柯里爾周刊》自薦，想要成為戰地記者，而編輯部在歐洲前線只需要一名記者，名氣更大的海明威得到了這份工作。很長時間以來，他都對她的獨立和他眼中的種種挑釁行為有所不滿，這次背叛更是讓蓋爾霍恩倍感受傷。但蓋爾霍恩也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擊：她之所以在諾曼底登陸時“偷渡”上那艘醫療船，就是為了寫出比海明威更真實的報道。

瑪莎·蓋爾霍恩與海明威

他們的競爭也延伸到了報道的內容上。海明威的報道樂于渲染戰爭英雄主義的一面，而蓋爾霍恩則把戰事還原到它的本質，好似有意要與丈夫對立：“一場戰役就是這些元素組成的七巧板：戰斗的男人、困惑而恐慌的平民、噪聲、氣味、笑話、疼痛、恐懼、戛然而止的對話和烈性炸藥。”

蓋爾霍恩和海明威再次相見是在1944年的平安夜，一位美國上校出于好意，在盧森堡小城羅當堡舉辦了一場圣誕晚宴。這個夜晚淪為了一場災難。海明威和蓋爾霍恩惡語相向，前者在所有賓客面前侮辱她，還否認了她的寫作才華。隨后不久，她在一次危險的航行后回到了被戰火摧殘的倫敦，隨即告知海明威，她受夠了。她不適合扮演“天才的妻子”，她一生中也從未在男人的自負面前退縮。面對這段已然在惡意中分崩離析的婚姻，她提出了離婚。

海明威嘗試過控制蓋爾霍恩，遏制她的職業抱負。據蓋爾霍恩所說，他甚至希望她以“瑪莎·海明威”為作品署名，好讓她所有的創作都和他產生關聯。她的一半德國血統也成了海明威攻擊的對象，蓋爾霍恩選擇離婚并改回她的德國姓氏時，他斥責她流著“普魯士的血”，是個“泡菜佬”。二人離婚后，蓋爾霍恩再也沒有給過他一句正面的評價。她將自己描繪成單方面的受害者，但她的性格比起海明威也不遑多讓。許多人認為她死板、嚴厲，不夠通情達理，她的固執和專橫連親近的家人也難以忍受。她在1969年寫給養子桑迪的信中尖刻地批評他：“動力來源于勇氣、想象力和意志力，是由內而生的。而你什么都沒有。”她直言道：“在我看來，你是個愚蠢的可憐蟲。如果我是你，我會羞愧得從懸崖上跳下去。”蓋爾霍恩報道中體現出的同情心和共情能力只留給了戰爭的受害者。她的養子在寄宿學校長大，染上了毒癮，還有過犯罪經歷。

在與海明威正式離婚前幾個月，蓋爾霍恩已和美國的詹姆斯·加文將軍（General James Gavin）有了外遇，后者是美軍第82空降師師長，也是戰后美國駐柏林占領軍總司令。他的身份對蓋爾霍恩很有意義，因為通過這位前線指揮官，她能夠直接了解戰場上的情況。二人的相遇堪比電影：在阿登戰役期間，第82空降師的士兵在戰場上意外發現了蓋爾霍恩，她當時既沒有記者證，也沒有穿任何制服，正獨自在雪原上跋涉。士兵于是把她帶到了加文所在的指揮部。蓋爾霍恩和這位美軍最年輕的師長迅速陷入熱戀愛火從被解放的巴黎燃起，一直燒到廢墟中的柏林，直到其后主演《紐倫堡的審判》的瑪琳·黛德麗出于嫉妒散播了有關蓋爾霍恩的謠言，自己則與加文展開了另一段戀情為止。已有家室的加文原本打算與蓋爾霍恩結婚，但她完全無法接受作為軍屬的生活，便以加文出軌黛德麗為契機，在1946年結束了這段關系。

《情迷新聞》

盡管蓋爾霍恩一生中有過好幾段戀情，也曾再婚復又離婚，但在旁人眼中，她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還是海明威。人們總是僅僅把她視作海明威的妻子，不斷在她面前提起他，這讓蓋爾霍恩十分苦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夫婦二人都是戰地記者，這樣的生活帶來了諸多問題——競爭心理、長期分居，以及一方對性別角色太過刻板的理解，它們都悉數體現在了蓋爾霍恩的唯一一部劇本、1946年6月在倫敦大使劇院首演的《情迷新聞》中。這出戲也是她對前夫的一次隱秘的報復。

這出喜劇的兩名主角，安娜貝爾和簡，是兩位著名的美國戰地記者。她們的愛情生活都很不順心，卻反倒在戰爭中如魚得水。故事發生在南意大利前線的一處記者營，兩位主角置身于一群男記者中。安娜貝爾正在考慮和同為戰地記者的丈夫重歸于好，但后者總是給她的生活制造麻煩，竊取她最精彩的“故事”，并把它們當作自己的親身經歷發表，還聲稱：前線報道這份差事本來就太過危險，不適合女性。簡則愛上了一名負責公關的軍官。但當后者向她描繪即將到來的戰后生活，并暢想要在一座無聊至極的莊園里定居時，一度被腎上腺素蒙蔽的她果斷抽身離去。

《情迷新聞》是蓋爾霍恩和同事弗吉尼亞·考爾斯（Virginia Cowles）于1945年在倫敦共同創作的，劇本的創意來自考爾斯。蓋爾霍恩在戲單中寫道，這部作品并不嚴肅，只是為了博觀眾一笑，順便賺些錢。故事的背景取自盟軍收復意大利期間，二人在南意塞薩奧倫卡記者營的真實經歷，而兩名主角的原型顯然是這兩位記者本人。盡管蓋爾霍恩強調，劇本中的男性角色純屬虛構，無意影射任何人，但劇中安娜貝爾的丈夫喬·羅杰斯顯然是在暗諷海明威。喬是一位知名作家，同時也是個酒鬼（“整天都醉醺醺的”），對妻子的成功耿耿于懷，還抄襲她的作品。用安娜貝爾的話來說，“現在看來，他娶我就是為了讓這位對手閉嘴”。旁人曾提到過一則逸事，稱蓋爾霍恩和海明威曾偶然目擊了一枚德國V2導彈從他們上空飛過。據說，蓋爾霍恩當即記下了時間和地點，并警告海明威，這則“故事”是屬于她的——在這位敘述者看來，此事足以證明她是多么擔心他會搶先一步。

早在1944年海明威逗留倫敦期間，他也寫過一則關于兩位女戰地記者的小品文，嘲諷她們輕浮放蕩、道德敗壞。可以想見，他在塑造珍妮特·羅爾夫這個優雅而野心勃勃的金發女郎時，心中所想正是蓋爾霍恩這位“親愛的、虛偽的婊子”。實際上，盡管晚年的蓋爾霍恩不愿再被問及與海明威的婚姻，但她年輕時確利用過后者的名聲，來推進自己的職業生涯。在《被蹂躪的土地》的書封簡介中，她驕傲地自稱為“瑪莎·蓋爾霍恩（海明威夫人）”。《情迷新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海明威這則小品的回應。

今天看來，這部作品在女性主義視角下有著重要的意義。當時的美國文學多以“沒有女人的男人”為主題，蓋爾霍恩和考爾斯則反其道而行之，在《情迷新聞》中創造了一個由“沒有男人的女人們”組成的小社會，以諷刺的方式展現了她們眼中的世界，也借此抨擊了男性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當時的種種性別規范。

男性世界中的女記者

雖然《情迷新聞》的創作時間在蓋爾霍恩入住記者營之前，但這部作品中展現的女記者處境與施泰因的實際情況在許多方面都有重合。二戰期間共有140名女記者隨美軍奔赴戰場，學界近年來出現了一批關注她們的生平和成就的著作，她們面對的種種偏見也逐漸為人所知。長期以來，她們的工作都沒有得到男性的認真對待。盟軍遠征部隊最高司令部（SHAEF）規定，一場戰役一旦打響，女記者就應當與護士一樣駐守后方，禁止深入前線。女性被禁止獨自出行，人們不愿為她們配備司機和吉普車，甚至連她們的職業道德也遭到了質疑。新聞官查爾斯·馬達里，也就是后來施泰因記者營的負責人，曾在盧森堡的一次采訪中向對方保證，這些女記者工作勤奮，不會給他造成“太多麻煩”。但他也透露了幾則逸聞，以取笑她們的工作態度。據他所說，女記者們在巴黎期間完全無心工作，她們寧可去看時裝秀。

瑪莎·蓋爾霍恩對這樣的偏見和性別刻板印象并不陌生。不僅是海明威，她的主編們也一度對她懷有成見。《柯里爾周刊》給她的文章撰寫的導語中常常給她貼上“小妞記者”的標簽。她的部分報道配有手繪插圖，但這些插圖在今天看來明顯帶有性別歧視的意味。例如，1940年1月20日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配圖就把蓋爾霍恩描繪成了一位美艷動人的女記者，金發蓬松、涂著口紅，穿著凸顯身材的緊身長裙，宛如新聞界的麗塔·海華絲。事實上，在現存的照片中，她的衣著始終樸素而輕便。

即便是在施泰因的記者營，蓋爾霍恩的男性同行也對女記者抱有偏見，只當她們是外表好看的花瓶。歐內斯特·塞西爾·迪恩抱怨女寢的住戶要求太多，認為女記者“本身就是一種麻煩”，尤其是她們的虛榮。一位《時代周報》的記者顯然是看到了弗蘭納的抱怨，在文章中嘲笑女記者們：“在一旁的女寢，那些母雞一樣聒噪的美國記者指責法國和俄國的女士們（后者的人數明顯占優）壟斷了浴室，把所有其他國家的人都關在門外。”

達豪的沖擊

如果這位記者所言屬實，那么被關在門外的人里也包括英國人麗貝卡·韋斯特。她和蓋爾霍恩在紐倫堡的確見過面，盡管雙方都沒有留下相關記錄。蓋爾霍恩在1946年9月底抵達紐倫堡，二人都出席了判決的宣布，并且在這之前就彼此認識。對于蓋爾霍恩來說，這次重逢多少有些尷尬，因為韋斯特兒子的生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1935年向蓋爾霍恩求過婚。甚至有流言稱二人之間有過一段情史，而韋斯特對此一無所知。蓋爾霍恩雖然欽佩韋斯特的寫作才華，但還是與后者保持了距離。她很難與這位年長的記者建立情感上的聯系。盡管這并不影響她對她的尊重，她還是認為韋斯特有些神經質，而這還只是“過于溫和”的說法。1987年，韋斯特去世三年后，蓋爾霍恩致信她的傳記作者維多利亞·格倫迪寧（Victoria Glendinning），向她表達了對韋斯特成就的敬仰，也直白地提到了同她溝通的困難之處：“你是怎么看待她對八卦的熱衷的？……我不擅長議論別人，我覺得惡毒和仇恨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后者至少值得尊重。”

然而，善于仇恨也正是蓋爾霍恩和韋斯特的共同點——尤其是對德國人的仇恨。“這是一個怎樣的種族啊，這群德國人？既然我們試圖根除瘧疾，那為什么不花些時間，把德國人也徹底消滅呢？他們造成的死亡更多，手段也更惡劣。”這是蓋爾霍恩在1944年8月寫給朋友霍滕絲·弗萊克斯納（Hortense Flexner）信中的一段，那時她剛在意大利目睹了她從未見過的最殘酷的景象。那是一個萬人坑，里面埋著320名被德國人槍決的人質。寫信時的她還不知道，更為可怖的場景還在后面。

1945年4月29日，盟軍解放了達豪集中營。幾天后，蓋爾霍恩便抵達了現場，展開報道。那一天是5月7日，德國投降日。蓋爾霍恩在戰爭中從未受過傷，甚至連擦傷都沒有，但達豪的見聞刺傷了她。她后來回憶，那時的感受如同跌下了懸崖。作為戰地記者，蓋爾霍恩的足跡遍布半個地球，常常見到滿地尸體像包裹一樣躺在街上。“但沒有一處能與這里相提并論。那些饑餓的、受虐的、赤裸而無名的尸體橫陳著，沒有一場戰爭中出現過如此喪心病狂的景象。”她寫道，幸存者們看起來一模一樣，失去了任何個人特征，也分辨不出年齡。在那些枯瘦的面孔上，已經很難找出足以區分他們的相貌特點。一些囚犯曾被用作人體實驗：納粹把他們暴露在低氧環境下，以測試飛行員在高空中的生存極限；把他們浸入冰水中，研究極端的低溫對人體的影響；給他們注射瘧疾病原體，尋找為德國士兵研發對應疫苗的可能；另一些人則被強行閹割或絕育。

蓋爾霍恩在寫給《柯里爾周刊》的報道中詳細記錄了這些暴行，還采訪了一位集中營的波蘭醫生，他本人也曾是囚犯。人類竟能做出這種魔鬼般的行徑，這讓他感到既憤怒又羞恥。談話中途，蓋爾霍恩一度因無法繼續而中斷了采訪，只能轉而查看集中營的其他地方，然而在鋪天蓋地的恐怖之中，她幾乎找不到任何喘息之機：和電話亭一樣狹小的審訊室、堆滿尸體的毒氣室——黨衛隊還沒有來得及焚燒它們。在踏進毒氣室時，甚至有人勸她用手帕遮住鼻子。她還在達豪見到了一名布痕瓦爾德死亡行軍的幸存者：“他的身體或許會活下去、再度恢復力氣，但很難想象他的眼睛還能找回普通人那樣的神采。”一些囚犯在獲救的狂喜下猝死，還有人因為饑餓過久而暴飲暴食，他們的身體卻已無法承受。一些人欣喜地奔向他們的解放者，卻在途中被電網奪去了生命。蓋爾霍恩正是在達豪聽到了歐洲勝利的消息，她也因此將這里視作戰爭的象征。達豪就是戰爭的縮影，而勝利只有在所有的達豪都徹底消失時才會到來。

至少有39名德國衛兵被美軍當場射殺，他們當時已經投降。瑪莎·蓋爾霍恩對此由衷稱快。“在成堆這樣的死尸后面，躺著那些衣冠楚楚、身體健康的德國士兵的尸體。他們駐扎在集中營，在美軍突入時被當場射殺。見到死人第一次成了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她沒有提到的是，這些死者屬于一支不久前才被征召的預備役，其中一些士兵還是少年，而負責管理集中營的黨衛隊骷髏總隊早已逃之夭夭。或許蓋爾霍恩對此并不知情，即便如此，報復的念頭對她來說也并不陌生，甚至成為貫穿在她作品中的母題。

基于達豪的見聞，蓋爾霍恩在小說《覆水難收》中描繪了一段徹底的復仇幻想。小說出版于1948年，它帶領讀者跟隨歐洲戰場上一個美軍步兵營經歷了“二戰”最后的幾個月，從阿登戰役到死亡集中營的發現。主人公雅各布·萊維是一名來自圣路易斯的年輕士兵，在此之前，他從未關心過政治、世界局勢或自己的猶太出身。但在親眼見證達豪集中營的解放后——他在集中營內走過的路線幾乎和蓋爾霍恩的親身經歷一模一樣——他被迫直面超乎他想象的非人行徑。幸存者海因里希已經在集中營中被關押了十二年，他向萊維平淡地講述了酷刑和大屠殺的種種細節，這已經成為他的日常，而在萊維眼中，這種命運本可能降臨在他自己頭上。在此之前，他也對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有所耳聞，但從未真正意識到它恐怖的規模。他迄今為止的人生都建立在一種幻想之上，認為自己只要像普通人一樣生活，就能生存下來，甚至取得成功。然而這些猶太人身上又發生了什么？他們想要的也不過是正常的人生。

瑪莎·蓋爾霍恩（左三）和維吉尼亞·考爾斯將由喬伊斯·赫倫和艾琳·沃斯以及其他演員一起討論劇本

達豪的沖擊徹底改變了萊維。回到吉普車上，他看到一群說說笑笑的德國女人站在路中央，聽到他的喇叭聲卻無動于衷。仇恨席卷了他，他失控地發動汽車，猛踩油門，沖向那群女人，把她們碾在車輪之下，自己則撞上了一棵樹。在醫院里，萊維承認自己犯下了謀殺罪，但這對他來說是一個象征性的舉動，意味著他終于接受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相應地，他也感到有義務犧牲個人的幸福，來讓世人直面他們在大屠殺發生時袖手旁觀的罪責。萊維最終被判過失殺人，免予監禁，故事也在此落下帷幕。

蓋爾霍恩在后記中寫道，她創作這部小說是為了驅逐那些揮之不去的畫面，她已經無法再背負著它們生活。和萊維一樣，她也沒能在戰爭期間關注到集中營的慘狀，沒能為之發聲，她也曾拒絕直面事實，因為她根本想象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然而，無論蓋爾霍恩如何想方設法為書中這起虛構的謀殺辯解，它依然是一種無差別的報復。同樣，她固然有理由感到憤怒，有時卻難免片面和偏頗。與蓋爾霍恩的大部分作品不同，《覆水難收》從未被翻譯成德文。

在紐倫堡

1946年9月底，蓋爾霍恩抵達了這座位于弗蘭肯的城市，此時達豪之行已經過去一年有余。9月30日，她第一次進入法庭旁聽，那是整場審判的倒數第二次庭審。她在筆記中寫道：“戈林有著我見過最丑的拇指——說不定也有最丑的嘴巴。”在她看來，他的微笑與整張臉完全不協調，更像是一種習慣動作。法庭內的空調開到了最大，室內很冷，仿佛是在呼應法官的語氣。沒有任何同情的余地，蓋爾霍恩寫道，面對全無人性的納粹分子，人們只能回以冷酷。

審判閉庭后，蓋爾霍恩很快為《柯里爾周刊》寫出了一份正式報道。在文章開頭，她先是勾勒了被告們的神態：戈林勉強擠出的微笑，里賓特洛甫僵硬的姿態，凱特爾石像一般的面孔。邪惡在這里獲得了具體的面貌，但“它們都不過是臉。一些人的長相更加粗魯，但都比人們想象的更加平平無奇。畢竟，這些人終究只是人類，長著兩條腿、兩只手臂和兩只眼睛，和其他人并沒有什么不同。他們既不是十英尺高的巨人，也沒有戴著麻風病人的丑陋面具。坐在那里、注視著他們，會讓你的心中油然生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憤慨。這21個人，這些微不足道的存在，這些不知疲倦的、曾經不可一世的怪物，就是那個經統治著德國的小幫派僅剩的成員”。蓋爾霍恩希望她的讀者看到這些男人作為個體的渺小，而不是把他們當作納粹主義的恐怖化身。

與此相對，她驚嘆于法官們的威嚴，尤其是英國法官勞倫斯。她在報道的第二部分寫道，他的聲音就是正義的“象征”，和第一部分中的被告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她看來，勞倫斯的聲音正是歷史的聲音，他在確立一項原則：個人應當為反人類的罪行承擔責任。

在法庭午休的兩小時里，蓋爾霍恩在紐倫堡的廢墟中漫步。她再次為破壞的規模所震撼。在《覆水難收》中，她把轟炸后的老城區形容為“一座巨大的垃圾場”，卻把敘述者的身份讓給了一名經驗豐富的美國老兵，讓他操著士兵之間簡練的黑話輕描淡寫道：“我們用的炸彈可不是那種咣當作響的小玩意兒，空軍像搭巴士一樣，往紐倫堡來回跑。飛機的噪聲來得太勤，很快就注意不到了。”

9月30日晚，蓋爾霍恩與記者營的其他記者前往安斯巴赫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在那里，他們和一個年輕的德軍士兵交談了起來。那是個無可救藥的愛國主義者，他堅持認為，德國之所以加入戰爭，是因為英國人早已準備發動襲擊。“那么德國最先進攻的為什么是波蘭，而不是任何一座英國城市？”他無言以對，卻還是堅信他的政府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他說，集中營的死亡人數一定是被夸大了，把猶太人送到那里，是為他們自己的安全考慮。殺害猶太人是錯誤的，但這些人從來沒有做過真正的工作，據他觀察，他們自有一套狡詐的斂財手段。在他心中，希特勒青年團仍是一段美好的記憶，當發現這些話完全沒有打動聽眾時，他顯得十分困惑。

第二天，法庭宣布了對全體戰犯的判決結果。下午的宣判僅僅持續了47分鐘，宣判結束后，蓋爾霍恩感到了空虛。對她來說，沒有任何刑罰足以與罪行的規模相當。在她看來，紐倫堡審判只是在最低限度上維護了基本人權，它的確象征著希望，但她對此并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審判無法保證未來的安全，只是表達了一種期許，“希望這種法律架構能夠成為抵御集體性的卑劣、權力欲以及任何國家瘋狂行徑的防線”。

蓋爾霍恩對紐倫堡審判的報道顯得中規中矩。相較于她筆下的其他新聞報道，這篇文章更像是一種例行公事，缺乏深刻的洞見、評論或驚人的發現。“憤怒和同情會讓她發揮出最佳的水準。”海明威在1947年10月寫給查爾斯·斯克里布納四世（Charles Scribner IV）的信中如是評價。而紐倫堡主要戰犯審判喚起的既不是憤怒，也不是同情。

蓋爾霍恩在施泰因的記者營只待了幾天。或許是覺得這里的生活乏善可陳，她留下的文字中從未提過這段日子。作為一名戰地記者，她已經習慣了比這更惡劣的居住條件。西班牙內戰期間，她與海明威和其他記者同行住在馬德里的佛羅里達酒店，那里是炮火的固定目標，部分房間已經被炸毀，電梯常常失靈，連熱水都是一種奢侈品。她在前線住過臨時營房，經常只有罐頭食品充饑。和從未做過戰地記者的威廉·夏伊勒不同，對她而言，法貝爾堡的生活條件已經稱得上舒適，哪里值得大驚小怪？蓋爾霍恩的寫作總是為了表達她的關切，她寧可把筆墨用于記錄達豪的恐怖和這場世紀審判。對她來說，紐倫堡也只是一個中轉站。審判剛結束不久，她已經準備動身前往巴黎，去參加即將閉幕的巴黎和會。

“我為何決定不再重返此地”

德國之行給蓋爾霍恩留下的是對一切德國事物的反感，這樣的反感伴隨了她一生。在長達十六年的時間里，她都盡可能遠離德國，直到1962年，在耶路撒冷參加艾希曼審判的半年之后，她在《大西洋月刊》的委托下再次踏上了一場“短暫的地獄之行”，以考察新一代德國人的面貌。她在德國逗留了三周，造訪了從漢堡到慕尼黑的多所大學，與那里的學生們交談。然而，就像此前的麗貝卡·韋斯特一樣，蓋爾霍恩事實上也堅信德國人“無藥可救”。早在1943年，她就在給海明威的信中提到過，她讀完了范西塔特勛爵的著作，并十分贊同他對德國的看法。她向一位熟人提到，現在的德國人或許看上去像是“休憩的綿羊和老虎”，但這只是因為他們被黃油和奶油喂得體態臃腫，又得到了消費主義的安撫。“一旦把這些統統拿走，他們又會變成瘋狂嗜血的綿羊和吃人的老虎。”那些女學生尤其令她震驚。她們保守、無趣、毫無幽默感，對權威俯首帖耳，堪比“西方的阿拉伯婦女”。在《新德國是存在的嗎？》一文的結尾，她以堅定的否定回應了標題提出的問題：“在我看來，沒有什么‘新德國’，有的只是‘另一個德國’。德國需要一場迄今為止從未有過的革命，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會到來。那不是一場血腥的傳統革命——先是行刑隊，再是監獄，最后以建立另一個獨裁政權告終——而是一場內在的、頭腦和良知的革命。”

在那之后又過了二十八年，蓋爾霍恩才再度踏上德國的土地。1990年，德國統一之際，她重新走訪了當年的幾座大學。她想知道，在此期間是否又誕生了新一代的德國人。她在《我除外：我為何決定不再重返德國》一文中寫道，起初，這種希望的確得到了印證。她觀察到了某種心態上的變化，這意味著“六八運動”確實對德國產生了影響。“他們接受的教育已經徹底改變了，他們如今能夠獨立思考并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接踵而至的就是霍耶斯韋達的種族主義暴動、羅斯托克新納粹團體針對外國人的襲擊，以及蔓延整個東德的新納粹主義游行。在蓋爾霍恩看來，德國政府對這一系列顛覆活動的遏制遠遠不夠，而在政府的不作為之外，更令她不解的是，新一代的學生們去了哪里？“那些好孩子在哪里呢？”為什么大學里沒有人對無能的政府和新納粹分子的舉動發出抗議？她失望極了。在這種挫敗下，她甚至將德國人的無所作為歸結于基因問題，并倒向了一種看似從生物學出發，但歸根結底仍帶有歧視意味的解釋：“我想他們一定是某個基因出了問題，盡管我不知道是哪一個。”既然如此，她表示，自己絕對不會再重返德國了。蓋爾霍恩信守了諾言。1998年，她在倫敦離開了人世。

（本文摘自烏韋·諾伊瑪爾著《作家城堡：紐倫堡1946，深淵旁的聚會》，柳雨薇譯，新星出版社，2025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來源：烏韋·諾伊瑪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