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誠｜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十四五”回顧與“十五五”展望

編者按：學習好貫徹好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切實謀劃好、推進好“十五五”時期教育改革發展，奮力譜寫以教育強國建設支撐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篇章，是當前教育系統的重大政治任務。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組織精銳科研力量，在媒體平臺廣泛開展闡釋研究，推動教育強國建設邁向積厚成勢、系統躍升。現摘取部分優秀成果，陸續推出，以饗讀者。

職業教育國際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已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促進國際交流合作的戰略途徑。“十四五”期間，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取得了顯著進展，在品牌打造、機制建設、資源輸出、產教協同、國際交流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可資借鑒的經驗。然而，隨著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和技術革命的加速，職業教育國際化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對“十四五”期間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發展進行系統回顧，并對“十五五”時期的趨勢進行展望，有助于明確職業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方向，提升我國職業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

一、“十四五”期間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實施路徑

“十四五”期間，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推動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政策，謀劃職業教育國際合作整體布局。《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打造職業教育國際合作平臺，提升職業教育國際化水平”；《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提出“教隨產出、產教同行，建設一批高水平國際化的職業學校，推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專業標準、課程標準，開發一批教學資源、教學設備”等。這些政策為職業教育國際化提供了頂層設計和戰略指導，引導職業院校在品牌打造、機制建設、資源輸出、產教協同、國際交流等方面逐步呈現出典型做法。

（一）打造標志性境外辦學品牌，構建國際化教育載體

“十四五”期間，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以品牌項目為抓手，推動職業教育資源精準落地海外，形成了可復制的中國職教模式。

一是魯班工坊規模化建設與模式創新。我國職業院校積極探索境外辦學模式，涌現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辦學品牌。其中，魯班工坊相對突出，成為中國職業教育走向世界的“國家名片”。截至2025年9月，我國已在30個國家建立了36個魯班工坊。魯班工坊將中國職業教育的教學模式、專業標準、技術裝備、教學資源等與世界分享，為合作國培養高技能人才，支撐其技術革新與產業轉型升級。作為“職教出海”的核心品牌，“十四五”期間魯班工坊實現從單點突破到集群發展的跨越。天津作為牽頭城市，在亞、非、歐等23個國家建成24個工坊，其中上合組織國家占10個，形成“一國一策、一校一品”的建設格局。在教學模式上，全面推行“工程實踐創新項目（EPIP）”，如烏茲別克斯坦魯班工坊將該模式融入現代物流管理、信息技術專業教學，課程資源包直接嵌入當地高校課程體系。在專業設置方面，哈薩克斯坦魯班工坊聚焦汽車制造、綠色能源等領域，開發核心課程及課程模塊；塔吉克斯坦魯班工坊重點培養建筑、熱能領域人才，服務本土人才培養。同時建立“學歷教育+職業培訓+留學深造”的階梯式培養體系，巴基斯坦魯班工坊與中巴企業共建育人聯盟。

二是行業特色海外院校有序布局。圍繞重點產業“走出去”需求，搭建專業化國際教育平臺。例如，在能源領域，多所職業院校聯合企業在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國建立“電力絲路學院”，定向培養符合中資企業標準的電力技術人才；在交通領域，依托中企海外基建項目，在東南亞、非洲等區域開設軌道交通、道路建設等特色專業，如巴基斯坦魯班工坊畢業生直接服務拉合爾橙線地鐵項目，實現“教學—就業”無縫銜接。此外，與埃塞俄比亞合作建設“埃塞—中國職業技術學院”，成為首個以中國標準整體設計的非洲職業院校，開創“整校輸出”的國際化新模式。

（二）健全區域與行業合作機制，搭建協同發展平臺

我國職業教育通過聯盟建設與專項計劃，構建多層次、廣覆蓋的國際合作網絡。

一是區域合作機制系統化推進。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推動職業教育走出去”的要求，重點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在東盟地區，發起成立“中國—東盟職業教育聯合會”，建立常態化交流與項目對接機制；在非洲，實施“未來非洲職業教育合作”計劃，聚焦農業技術、職業培訓等領域開展專項合作。2021年成立的陸海新通道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聯盟，吸納印度尼西亞、德國等多國院校參與，通過課程共建、師資互訓等形式推動區域資源整合。同時加速中國—中亞職業院校聯盟建設，針對中亞國家產業需求定制合作方案，形成區域合作示范效應。

二是行業聯盟參與協同育人。按產業分類組建國際合作聯盟，實現“教隨產出、產教同行”。在電力、建筑等重點領域，由龍頭企業牽頭，聯合職業院校、行業協會成立國際合作平臺，統籌制定人才培養標準、開發實訓資源。例如，建筑類聯盟整合國內20余所高職院校資源，在“一帶一路”基建項目集中區域開展施工技術、安全管理等定制化培訓，年培養本土技術人才超萬人次。

（三）推動標準與資源輸出，提升國際話語權

“十四五”期間，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以標準化建設為核心，實現了職教資源的國際化適配與共享。

一是職業教育標準體系海外推廣。《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將標準輸出作為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核心任務。國家層面制定并推廣海外辦學條件標準、專業標準、人才培養標準等系列規范，分區域編制海外合作辦學清單。在標準輸出的實踐方面，我國職業院校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開發并輸出職業技能標準和課程標準。據統計，2024年度我國高等職業學校開發并被國外采用的職業教育標準、資源和裝備數量較上一年度顯著提升，其中，專業標準、課程標準和裝備的數量分別增長38.00%、42.09%和28.60%。天津、江蘇、湖南、廣東、浙江、山東等省份高等職業學校開發并被國外采用的專業標準、課程標準和裝備數量總和占全國的63.44%，成為中國職業教育專業標準、課程標準和裝備“走出去”的排頭兵。

二是優質教學資源全球化共享。通過實施國際化資源建設工程，為東盟國家開發72個多語種培訓資源包，累計服務2萬余人次。國家職業教育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國際版上線千余門職教課程，涵蓋智能制造、電子商務等熱門領域，提供視頻教學、虛擬實訓等多元化學習資源。針對不同國家教育基礎，差異化開發分層資源體系，對教育薄弱地區側重基礎技能微課，對教育水平較高地區則提供高端技術培訓模塊。例如，為中東歐國家定制智能網聯汽車、工業互聯網等前沿技術課程。

（四）深化產教融合國際協同，實現校企共贏發展

通過構建“院校+企業”聯動機制，讓職業教育精準對接產業國際化需求。

一是校企合作模式創新。推行“企業提需求、院校出方案、雙方共實施”的合作模式。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對接東盟國家產業發展需求，在老撾、越南等國家合作共建工程項目研究中心、農業試驗站等海外培訓基地47個，助力當地農業、制造、汽車、電子信息、現代服務等企業工程項目建設和技術研發；黑龍江省立足“向北開放新高地”戰略定位，支持中俄兩國高等院校、職業學校和行業企業，成立“中俄職業教育聯盟焊接專業委員會”，推廣《中國焊接工程師認證標準》，合作培養中資企業急需的本土化高技能焊接人才。

二是服務企業海外發展需求。針對中資企業海外項目“用工難、標準差”的問題，開展“訂單式”人才培養。在東南亞電子制造業集中區域，職業院校與中資電子企業共建實訓基地，按照企業生產流程開展教學，畢業生直接進入企業海外工廠就業。在海外基建項目中，職業院校開設“中國技術標準+當地法規+項目管理”復合課程，培養既懂技術又懂規則的復合型人才，解決企業跨文化運營難題。在農業領域，新疆昌吉現代農業產教聯合體與中資農業企業合作，在中亞地區開設節水灌溉、農產品加工等定向專業。同時，華為、中國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等龍頭企業深度參與魯班工坊建設，從專業設置到教學實施全程介入，確保人才培養與崗位需求匹配。

（五）升級國際交流活動，增強品牌影響力

“十四五”期間，通過高規格活動與傳播載體，提升了中國職業教育的國際認可度和影響力。

一是舉辦全球性職教盛會。2022年起我國舉辦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吸引全球100多個國家的代表參會，成為國際職教交流的核心平臺。同步升級世界職業院校技能大賽，增設跨國組隊、本土技能挑戰等模塊，擴大賽事國際參與度。配套舉辦世界職業技術教育專題展，集中展示魯班工坊成果、教學設備與課程資源，搭建供需對接橋梁。

二是構建國際傳播矩陣。成立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聯盟，吸納全球院校、企業與機構參與，發布《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報告》。創辦多語種《世界職業技術教育》期刊，打造學術交流與成果展示的高端載體。通過國際教育展會、海外媒體合作等渠道，系統傳播中國職教模式與品牌故事，如魯班工坊培養本土技術人才的案例已被多國媒體報道，有效提升了職業教育品牌國際影響力。

二、“十四五”期間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經驗啟示

結合“十四五”期間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在五個關鍵維度的實施舉措，進一步總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旨在為后續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提供實踐啟示。

（一）品牌化建設是突破國際認知壁壘的核心路徑，需堅持“特色化+本土化”雙輪驅動

“十四五”期間，魯班工坊、絲路學院等品牌的成功實踐，證明了特色化品牌對提升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影響力的關鍵作用，其核心經驗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以產業需求錨定品牌定位，避免“大水漫灌”式輸出。魯班工坊在不同國家的專業設置始終緊扣當地產業痛點，如在哈薩克斯坦聚焦汽車制造與綠色能源，貼合其工業化轉型需求；在塔吉克斯坦側重建筑與熱能，服務當地基建項目。這種“一國一策、一校一品”的精準定位，讓品牌迅速成為當地技術人才培養的核心載體。

二是將本土化改造融入品牌基因，而非簡單復制國內模式。烏茲別克斯坦魯班工坊將“EPIP教學模式”嵌入當地高校課程體系；哈薩克斯坦魯班工坊結合本土需求開發適配本科至博士階段的課程模塊。這種“中國標準+本土適配”的改造思路，既保障了教學質量，又避免了文化與教育體系的沖突，為品牌長期扎根海外奠定了基礎。

因此，職業教育國際化需打造“有辨識度、有適配性”的核心品牌，既要突出中國職教的技術優勢與模式特色，更要通過本土化改造讓品牌“落地生根”，形成“輸出—適配—認可”的良性循環。

（二）多層次合作機制是整合資源的關鍵支撐，需構建“區域+行業”協同網絡

“十四五”期間，區域聯盟與行業聯盟的并行發展，打破了職教國際化“單打獨斗”的困境，其經驗可歸納為“橫向覆蓋+縱向深耕”。

一是在區域維度，通過“中國—東盟職業教育聯合會”“陸海新通道職教聯盟”等平臺，實現跨國家、跨院校的資源整合。例如，陸海新通道職教聯盟吸納印尼、德國等多國院校，通過課程共建、師資互訓，讓區域內院校從“各自出海”變為“抱團發展”，有效降低了辦學成本、提升了合作話語權。

二是在行業維度，按產業分類組建聯盟，實現“教育與產業”的精準對接。如建筑類聯盟整合高職院校資源，為“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定制施工技術培訓，年培養本土人才超萬人次。這種“行業牽頭、院校參與”的模式，讓職教資源直接服務于產業國際化需求。

由此可見，職業教育國際化需構建“區域聯盟拓廣度、行業聯盟挖深度”的機制，通過橫向覆蓋不同區域、縱向深耕重點產業，形成“資源共享、風險共擔、成果共贏”的協同網絡，避免資源分散與重復建設。

（三）標準與資源輸出是提升話語權的核心抓手，需兼顧“系統性+分層化”

“十四五”期間，職教標準與資源的全球化推廣，打破了國際職教領域“西方標準主導”的格局，其關鍵經驗在于“體系化輸入+差異化供給”。

一方面，以標準體系構建核心競爭力，而非零散輸出。國家層面出臺海外辦學條件標準、專業標準、人才培養標準等系列規范，通過魯班工坊等載體實現“標準—課程—認證”的閉環輸出。例如，哈薩克斯坦汽車類專業將中國教學標準與本土需求結合，實現系統性標準輸入，讓中國職教模式從“經驗分享”升級為“可復制的規范體系”。

另一方面，以分層資源適配不同需求，避免“一刀切”。針對東盟國家開發多語種培訓資源包，為教育薄弱地區提供基礎技能微課；為中東歐國家定制智能網聯汽車等高端課程。這種“因材施教”的資源供給思路，讓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都能有效利用中國職教資源。

由此，職業教育國際化需以“標準為骨、資源為肉”，既要通過系統性標準構建國際話語權，又要通過分層化資源滿足不同國家的差異化需求，讓標準與資源真正“用得上、有效果”。

（四）產教融合是實現“教育—產業”聯動的根本保障，需聚焦“需求端+價值端”

“十四五”期間，校企協同推動職教國際化的實踐，證明了產教融合是避免“教育與產業脫節”的關鍵，其核心經驗在于“需求導向+利益綁定”。

一是以企業需求反向定義人才培養，而非院校“自說自話”。如天津的職業院校與中資企業合作，華為等頭部企業從專業設置到教學實施全程介入，東南亞電子制造業實訓基地按企業生產流程開展教學。這種“企業提需求、院校出方案”的模式，讓畢業生直接匹配崗位需求。巴基斯坦魯班工坊的優質就業率正是最佳印證。

二是以利益共享構建長效合作機制，而非短期合作。如新疆昌吉現代農業產教聯合體與中資企業共建定向專業，企業獲得穩定人才供給，院校獲得設備與技術支持，學員獲得就業保障。這種“三方共贏”的利益綁定，讓產教融合從“階段性合作”變為“長期共生”。

因此，職業教育國際化需將產教融合貫穿始終，既要以企業海外發展需求為導向設計培養方案，又要通過利益共享機制讓校企形成“風險共擔、成果共享”的共同體，實現“教育跟著產業走、人才跟著需求走”。

（五）高規格國際交流是擴大影響力的重要窗口，需打造“平臺+傳播”立體矩陣

“十四五”期間，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世界職業院校技能大賽等活動的舉辦，為中國職教搭建了“走出去、請進來”的平臺，其經驗在于“高端平臺+多元傳播”。

一方面，以高規格平臺匯聚全球資源，提升國際話語權。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吸引100余個國家參與，世界職業院校技能大賽增設跨國組隊模塊，這些平臺不僅展示了中國職教成果，更成為全球職教交流的“中國主場”，讓中國從“參與者”變為“引領者”。

另一方面，以多元傳播渠道講好中國職教故事提升國際影響力。成立世界職教發展聯盟、創辦多語種《世界職業技術教育》期刊，通過海外媒體報道魯班工坊案例，這種“學術+媒體+實踐”的傳播矩陣，讓中國職教模式從“被動介紹”變為“主動傳播”，有效扭轉了“援助項目”的單一認知。

因此，職業教育國際化需以“平臺為橋、傳播為翼”，既要通過高規格平臺匯聚全球資源、提升話語權，又要通過多元化傳播渠道講好中國職教故事，讓國際社會真正理解中國職教的價值與意義。

三、“十五五”時期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面臨的挑戰

基于對“十四五”期間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實踐的梳理，結合當前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環境與現實境況，以下將從政策、機制、環境、保障等四個維度，深入剖析“十五五”時期職業教育國際化面臨的挑戰，旨在為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持續推進提供參考。

（一）聚焦政策協同與統籌效能：推動體系性支撐向更完善的結構形態發展

政策供給與統籌協調，一方面可以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另一方面可以為微觀主體提供前瞻性指引。政策供給與統籌協調的短板，將會成為“職教出海”向縱深發展的阻礙。目前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在政策供給與統籌協調方面，面臨三個層面的挑戰。

一是跨部門系統機制可進一步整合資源，構建更具整體性的運行體系。“職教出海”涉及教育、外事、財政、商務、海關等多個部門，未來可聚焦跨部門系統機制的統籌優化，提升其協同運轉效能。以教學設備出海為例，職業院校的實訓設備多屬于國有資產，其出境審批需遵循國有資產管理規定，而部分設備又可能涉及海關監管的特殊品類，導致審批流程冗長，影響項目落地效率。在外派教師管理上，教育部門的資質認定、外事部門的簽證辦理、財政部門的經費保障之間存在政策銜接空間，部分教師因簽證類型與教學需求不匹配，被迫中斷海外教學任務，類似管理模式難以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全國層面整體發展的系統性、前瞻性戰略規劃有待完善。當前“職教出海”多以院校自主探索為主，國家層面尚未形成針對不同區域、不同產業的系統布局，這直接導致境外同質化競爭。例如，在東南亞、非洲等熱門區域，多所國內院校扎堆開展同類專業辦學，造成資源浪費；另外，資源統籌能力薄弱，優質院校的教學標準、師資團隊等資源難以有效輻射薄弱地區，而地方院校又因信息不對稱而盲目出海。

三是現有政策在具體執行環節的可操作性與實施路徑設計有待優化完善。現有政策多為原則性指導，尚需補充匹配不同國家情況的細則。如《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指南（試行）》中“聯合管理委員會中方成員不少于1/2”的規定，可能存在與多數發展中國家堅持的教育主權原則存在差異，導致許多合作項目卡在審批環節。

（二）校企協同機制仍需深化：推動產教融合向深層次發展的功能與路徑有待進一步暢通

為支撐國際化人才培養的實際需求，“教隨產出、產教同行”的原則需進一步落地，校企協同也需走向更深層次的合作。

一是企業的參與動力在構成要素與作用機制層面仍有優化空間。當前，多數中資企業海外發展以短期項目攻堅為主，企業實際人才需求與職業院校的人才培養體系之間尚存在匹配優化空間，具體體現為院校人才培養側重通用技能維度，而企業在運營中則亟須掌握中國技術標準且熟悉項目流程的專業型人才。

二是協同機制在權力配置、責任劃分與利益分配方面仍存在調整空間。現有校企合作多為“點對點”的松散模式，尚需明確校企之間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機制。在合作中，院校承擔了教學場地建設、師資派遣、課程開發等主要成本，而企業僅提供有限的實習崗位，因此，企業需進一步加大企業的實質性投入力度。同時，缺乏行業組織的統籌協調，將直接影響校企之間的資源對接效率，企業的技術需求將無法及時轉化為教學內容，院校的人才培養也難以精準輸送到企業。

三是職業院校服務能力在梯度構建與差異化供給層面仍有上升空間。當前，職業院校的國際化服務多集中在語言培訓、基礎技能實訓等領域，尚未觸及中資企業在海外面臨的標準對接、技術升級、員工職業發展等深層需求。因此，職業院校不僅需要為出海的中資企業培養基礎操作工人，還需培養既懂當地法規又掌握中國施工標準和施工技術的管理人才。

（三）國家間的差異性加劇了實施復雜度：在實現本土化適配目標上面臨多重挑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巨大差異性，對職業教育的本土化改造提出了嚴峻考驗，教育基礎、文化與供需對接的三重制約尤為突出。

一是教育基礎的結構性落差。沿線國家教育發展水平存在差異，致使統一的培養模式難以落地。數據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僅8.86年，南亞地區更是低至5.6年，多數學員缺乏系統的理論知識基礎。部分國家職業教育體系尚不完善，缺乏統一的學分互認標準。我國職業院校頒發的證書難以獲得當地認可，直接影響學員的就業競爭力。

二是文化與治理的復雜性障礙。宗教信仰、社會習俗與治理模式的差異，給教學實施帶來諸多挑戰。在伊斯蘭國家，職業院校需嚴格遵循宗教禮儀安排教學時間與內容，女性學員的實訓安排還需考慮社會文化禁忌；在非洲部分國家，部落文化影響深遠，教學管理需尊重當地的社群規則，進而導致課程標準的本土化改造受到阻力。

三是供給與需求對接的精準度有待進一步優化。職業院校在對接當地產業需求的調研深度上有待提升，教學實施與實際需求的適配度需進一步優化。部分職業院校在教學材料運用中，多采用國內教材的語言轉化模式，對當地產業結構的獨特性考量尚顯不足。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兼具跨文化教學能力與專業素養的復合型教師儲備有待擴充，多數外派教師雖具備基礎語言溝通能力，但在當地文化認知及本土化教學策略的運用上存在短板，需強化多元文化課堂管理能力以更好應對教學挑戰。

（四）保障體系仍有優化空間：需通過系統性舉措提升效能

當前，“職教出海”保障體系在構建閉環機制過程中面臨安全風險防控能力、經費供給效率及品牌認證體系建設等三方面現實挑戰，需通過針對性優化舉措破除約束，以提升整體保障效能，支撐項目長期穩定發展。

一是安全風險防控需系統性優化。“職教出海”重點布局區域安全環境具有復雜性特征，對風險防控的專業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在國政局變動可能影響教育政策連續性，既對派駐人員人身安全構成潛在影響，也對項目推進實施的穩定性形成挑戰。當前，全國性風險預警與應急處置協同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職業院校多依賴自主渠道獲取安全信息，風險預判與應對的系統性能力有待強化，部分職業院校因對所在國政局動態預判不足，引發經濟損失情況，因而需要通過構建系統性風險防控體系以提升應對能力。

二是經費供給需結構性完善。目前，“職教出海”項目經費主要依賴院校自籌，存在來源單一、穩定性不足的特點，政府財政支持力度與企業參與度有待提升，經費保障模式需進一步優化。單一化的經費結構對項目推進會形成兩方面制約：一是伴隨海外辦學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的加快，多數辦學點標準化實訓場地配置卻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實踐教學開展與技能培養質量；二是職業院校在派駐教師跨文化教學能力培訓、專業技能升級等方面的經費支撐不足，進而對師資隊伍國際化水平提升形成制約。同時，經費使用監管機制需進一步健全，部分項目存在資金配置效率優化空間，需通過結構化調整與機制完善緩解資金供給的壓力。

三是品牌建設與認證體系需協同推進。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品牌傳播與資格認證協同體系仍處于建設階段，需進一步提升專業化與標準化水平。在品牌傳播維度、專業化國際傳播渠道建設方面有待加強，海外國家對魯班工坊、絲路學院等職教品牌的認知，對其教育質量標準與人才培養的優勢了解需進一步加強；在資格認證維度，我國職業資格標準與國際通用標準的對接融合程度尚需提升，缺少行業之間的資格互認，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學員在區域就業的標準適配難度，需推進資格認證國際化，破除就業標準壁壘。

四、“十五五”時期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展望

基于對“十五五”時期職業教育國際化挑戰的深度解析，結合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導向與發展目標，聚焦政策體系、產教融合、本土化發展、保障體系四個方面，從問題破解、路徑創新、目標達成三個維度進行展望。

（一）政策體系：從碎片化協同到系統性統籌

針對“十四五”期間職業教育國際化跨部門協同與系統性規劃方面的優化需求，“十五五”時期必須著力構建層級分明、銜接高效的政策保障體系，以強化制度供給，為“職教出海”戰略的持續推進提供制度支撐。

一是建立國家層面的統籌協調機制。依托《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的部署，完善國務院職業教育聯席會議制度，明確教育、外事、財政、海關等部門的權責清單，建立月度會商、季度研判、年度評估的常態化協同機制，重點破解設備出海與人員外派的政策瓶頸。可以統一外派教師資質認定與簽證辦理標準，嘗試推行“教學資質證明+工作簽證”聯動審批模式，避免因證件不符導致的教學中斷。

二是實施差異化區域布局規劃。國家層面可編制發布職業教育國際合作國別指南，按“產業適配、資源集聚、避免同質”原則統籌劃分合作區域。例如，在東南亞，可聚焦電子信息、智能制造專業；在中亞重點布局農業技術、能源電力領域；在非洲，主推建筑施工、汽車維修方向。探索建立全國職業教育海外辦學信息平臺，對境外辦學項目實行“備案—監測—評估”全流程管理，對同質化辦學超過一定比例的區域實行總量調控，引導優質院校輻射薄弱地區。

三是完善政策細則與區域均衡機制。進一步修訂《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指南》，探索推行“基本標準+國別細則”的彈性管理模式，以適配不同國家的治理需求。針對東中西部政策的差異度，可實施“職教出海均衡發展計劃”。例如，東部優質院校與中西部院校可建立“一對一”幫扶機制，共享海外辦學經驗與資源，提升中西部職業院校境外辦學覆蓋率。

（二）產教融合：從淺層參與到深度協同

為響應“十四五”后期在激發企業參與活力與優化權責配置方面的發展需求，“十五五”時期應著力構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協同育人”的產教融合新生態，強化校企協同效能，推動產教融合實踐向更深層次、更高質量發展。

一是構建企業深度參與的激勵機制。進一步落實產教融合型企業認定規則，考慮將海外人才培養投入按比例抵免企業所得稅，對參與魯班工坊等建設的企業可以給予設備出口退稅優惠。建立“校企聯合培養基金”，各方主體按比例出資，用于定制化課程開發、實訓基地建設等。

二是建立規范化協同化的管理體系。出臺《職業教育國際合作校企協同管理辦法》，明確校企雙方在教學實施、資源投入、成果分配等方面的權責，包括企業負責提供技術標準、實習崗位與兼職教師，院校承擔教學組織、基礎培訓與人才考核等。組建行業性職業教育國際合作聯盟，統籌企業需求與院校資源，實現“一地培養、多國適配”的規模化效應。

三是升級院校服務企業的能力層次。聚焦企業海外發展的核心需求，支持院校與跨國企業共建聯合實驗室、技術研發中心，開設“標準對接+法規解讀+項目管理”式復合課程，培養既懂中國技術標準又熟悉當地法規的管理型人才。借鑒江蘇太倉中德合作經驗，與德國、瑞士等國家共建技術技能創新平臺，引進國際先進課程體系，提升院校服務企業技術升級的能力，實現從“基礎技能培訓”向“高端技術服務”的轉型。

（三）本土化發展：從模式移植到精準適配

為響應“十五五”時期在彌合教育基礎差異、化解文化沖突等本土化建設方面的發展需求，將以“需求導向、資源適配、文化融合”為核心原則，著力構建職業教育國際化差異化發展路徑，提升職教國際化實踐的適配性與實效性。

一是構建分層分類的培養體系。依據沿線國家教育發展基礎差異，探索建立“前置培訓+核心課程+崗位實訓”的彈性培養模式。對南亞等教育基礎薄弱地區，增加數學、工程基礎等前置課程，靈活調整教學周期；對中東歐等教育水平較高地區，重點開設高端技術課程與國際標準對接課程模塊。推進學歷互認與資格銜接，參與“一帶一路”職業教育學分銀行建設，實現中國職業資格證書與沿線國家證書的雙向互認。

二是打造文化融合的教學資源。可組建由當地教師、中資企業技術人員、院校教師構成的研發團隊，結合當地產業結構與文化習俗，實施本土化教學資源開發。建立“跨文化教學師資庫”，要求外派教師通過當地文化、教學方法等專項培訓，提升具有跨文化教學能力的教師比例。

三是創新“中文+職業技能”推廣模式。依托國家職業教育智慧教育平臺國際版，聚焦職業技能漢語，上線“技能微課”“虛擬實訓”等資源包，適配不同國家的網絡環境與學習需求，擴大“中文+職業技能”項目的覆蓋范圍。

（四）保障體系：從被動應對到主動支撐

為響應“十五五”時期在安全風險防控、經費供給等保障領域的優化需求，建議以“安全可控、資源充足、品牌鮮明”為核心導向，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職教出海”保障體系，通過系統性舉措提升保障效能，支撐職業教育國際化實踐持續推進。

一是構建系統化安全風險防控機制。依托多部門協同優勢，整合外交、安全、教育領域資源，建立國別風險等級評估與動態預警系統，定期發布安全態勢報告，為海外項目提供精準風險研判支持。深化與項目所在國政府的應急協作，建立突發事件快速響應機制，保障人員安全與項目推進實施穩定。同步建立海外項目安全退出機制，對風險等級超出預設閾值的項目實施科學終止流程，最大限度降低潛在損失。

二是完善多元化經費保障體系。優化職業教育經費保障結構，健全生均撥款制度，確保職業教育生均財政撥款標準不低于本地普通本科院校，專項劃出部分資金用于支持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拓展經費籌措渠道，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探索設立“教育+產業”融合發展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有序參與海外辦學項目。針對魯班工坊等重點項目，構建“中央財政+地方政府+校企自籌”的多元經費分擔模式，重點保障實訓場地建設、設備配置及師資國際化培訓等核心領域的投入。搭建經費使用智慧監管平臺，實現資金流向全程溯源與動態監控，提升經費使用效率與管理規范化水平。

三是打造專業化國際化職教品牌體系。依托國際教育展會、跨國技能競賽等平臺，系統展示魯班工坊、絲路學院等品牌的教學成果、技術標準與人才培養模式，豐富海外國家對中國職教品牌的認知途徑。推動學術傳播與品牌建設深度融合，進一步推廣多語種《世界職業技術教育》期刊，定期發布中國職業教育國際合作白皮書，提升品牌專業度與國際話語權。升級世界職業院校技能大賽賽事體系，優化“本土化技能挑戰”特色模塊，強化賽事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中國職教品牌的輻射范圍與示范效應。

“十四五”時期，在國家政策的系統性引導與支持下，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實踐逐步深化，通過海外辦學載體拓展、專業標準與課程體系國際輸出、校企協同參與國際技能人才培養等多元路徑，實現了從“探索起步”到“規模發展”的關鍵跨越，不僅積累了契合發展階段的實踐經驗，更在區域職業教育合作中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模式，為后續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立足“十四五”發展成效，“十五五”時期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將進入“提質升級”的戰略轉型階段。面向未來，我國需進一步通過政策協同深化、產教融合提質、本土化能力升級與保障體系完善，推動職業教育國際化向更高水平邁進。這不僅是培育我國職業教育國際競爭新優勢、拓展國際發展空間的必然選擇，更能為全球職業教育治理提供中國經驗，助力構建更加公平、包容、共贏的國際職業教育合作新格局。

來源 | 《職教論壇》2025年11月

作者 | 宗誠（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 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