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軍事史上,“無湘不成軍”的說法流傳甚廣。這一說法的源頭,可追溯至晚清的曾氏兄弟——曾國藩與曾國荃。兄弟二人從湖南老家興辦團練起家,組建起以宗族血緣為紐帶、紀律嚴明的湘軍。憑借“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凝聚力,湘軍縱橫十余省,歷經十余年征戰,最終撲滅了統治十四年、席卷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兄弟二人也成為晚清“中興名臣”,奠定了湘軍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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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流轉,湘軍的旌旗漸次遠去。時隔近半個世紀,中國大地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湖南這片孕育英雄的熱土,再次走出一對聲名顯赫的曾氏兄弟。他們懷揣救國救民的理想,投身革命浪潮,哥哥曾中生成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締造者、赫赫有名的軍事家;弟弟曾希圣則被譽為“紅色密碼”之父,成長為優秀的革命家、政治家,最終官至正部級。這對兄弟的革命歷程,與中國革命的艱難進程緊密相連,他們的功績與氣節,至今仍被后人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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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崇敬之心,我們來到曾中生、曾希圣兄弟的故鄉——湖南資興州門司鎮春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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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村莊門前的機耕路前行,一座恬靜的村落映入眼簾。這里四面環山,松、竹、楓、柏等植被青翠蔥郁,將村莊包裹在一片綠意之中。進入村子深處,一幢綠樹掩映的老屋格外醒目,這便是“曾中生曾希圣故居”。老屋為磚木結構,覆蓋著小青瓦,沒有雕梁畫棟的華麗裝飾,也無色彩斑斕的彩繪,唯有一塊鐫刻著“曾中生曾希圣故居”的匾額,懸掛在老屋通道的上方,古樸而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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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著布滿滄桑痕跡的石階走進故居,院內空間不大卻整潔有序。一對石雕門墩石立于堂屋大門兩側,歷經風雨剝蝕,表面已略顯斑駁。據當地村民介紹,這座老屋原本坐南朝北,后將門的朝向改為坐南朝東。站在門口眺望,蜿蜒的永樂江隱約可見,江水自東向西流淌,仿佛在訴說著歲月的故事。故居內保留著兄弟倆幼年居住、讀書和玩耍的樓房,屋內木梁交錯,樓板與窗戶均為木質結構,留存著濃郁的時代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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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10日,曾中生在這間老屋降生;四年后的1904年10月11日,弟弟曾希圣也在這里來到人世。兄弟二人的爺爺曾道釗,是清朝光緒年間的秀才,學識淵博、滿腹經綸。因仕途不順,曾道釗便在老家創辦了“黃陽學館”,將畢生抱負寄托在兩個孫子身上。他不僅親自擔任兄弟倆的啟蒙老師,悉心傳授經史子集等文化知識,還不惜花費幾擔谷子,聘請村里武藝高強的師傅,教授兄弟二人拳腳功夫。曾道釗常告誡孫子們,要胸懷大志、報效國家,成為棟梁之才。在爺爺的言傳身教下,曾中生、曾希圣兄弟自幼便養成了勤奮好學、堅毅果敢的性格,這為他們日后投身革命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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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中國革命的重心轉移到廣州。這一年夏天,曾希圣跟隨哥哥曾中生奔赴廣州,一同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入伍生隊。經過嚴格考核,兄弟倆順利成為黃埔四期正式生。黃埔軍校是當時中國革命的搖籃,匯聚了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在這里,兄弟倆接觸到先進的革命思想,目睹了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他們親身參與了黃埔軍校左派學生組織“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成立大會,至今仍能從史料中感受到當時的熱烈氛圍——當日午前,廣東大學大操場內旌旗招展、標語林立,來自各地的進步青年齊聚一堂,暢談革命理想。親眼見證這一盛況,曾中生、曾希圣兄弟熱血沸騰,暗下決心:唯有投身革命,“洗凈人類的垢污”,做“人類的犧牲者”,方能不負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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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革命的道路從不平坦。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國民黨右派與左派的矛盾日益尖銳,最終走向分裂。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全國,許多進步青年遭到迫害。在這一危急時刻,曾中生與曾希圣選擇堅守革命信仰,各自踏上了不同的革命征程:曾中生受組織派遣,前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系統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軍事知識;曾希圣則進入廣州政治講習班深造,畢業后主動報名參加北伐戰爭,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湘軍唐生智部)工作,先后擔任宣傳隊隊長、團政治指導員、教導團軍事隊長等職務,秘密開展兵運工作,為喚醒軍隊中的進步力量、推動革命發展默默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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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蘇聯學成回國后,曾中生憑借扎實的理論功底與出色的軍事才能,被組織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當時,鄂豫皖根據地正面臨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而紅1軍主力已東出皖西作戰,根據地內兵力空虛,形勢萬分危急。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曾中生展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與冷靜的判斷力。他迅速牽頭組成臨時特委和臨時軍委,統一指揮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結合鄂豫皖根據地的地形特點與紅軍的實際情況,曾中生制定了“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的作戰方針,組織根據地軍民開展襲擾、圍困等戰術,不斷消耗敵軍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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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中生的統一指揮下,根據地軍民密切配合,四處襲擾敵軍據點,切斷敵軍補給線,搞得“圍剿”軍提心吊膽、窮于應付,處處碰壁。敵軍原本的進攻勢頭被徹底遏制,最終不得不退守各城鎮據點,轉入守勢。不久后,紅1軍主力回師,與根據地軍民協同作戰,成功殲滅“圍剿”軍1個團,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戰后,曾中生主持制定了根據地建設的各項政策,大力發展生產、整頓地方政權,同時創辦軍政學校,培養軍事與政治人才,并對紅軍主力進行整編,進一步提升了紅軍的戰斗力。在他的推動下,鄂豫皖根據地迅速發展壯大,成為當時全國重要的革命根據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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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國民黨軍隊不甘心第一次“圍剿”的失敗,調集重兵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此時,曾中生已成為鄂豫皖根據地軍事指揮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繼續沿用“誘敵深入、靈活機動”的作戰思路,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反“圍剿”斗爭。在關鍵的獨山戰斗中,曾中生指揮紅軍設下埋伏,出其不意地對敵軍發起攻擊,一舉殲滅國民黨軍2000余人,繳獲大量武器裝備;隨后的滸灣一役,紅軍再次重創敵軍,殲滅近千人;桃花戰斗中,紅軍又殲敵近兩個營。一系列戰斗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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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曾中生不僅是一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還是一位杰出的軍事理論研究者。在兩次反“圍剿”斗爭中,他結合實戰經驗,系統總結紅四方面軍的作戰規律,撰寫了《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等軍事理論著作。在這些著作中,曾中生詳細闡述了游擊戰、運動戰的戰術原則,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靈活作戰方法,對紅軍的作戰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他的軍事理論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高度認可,被譽為游擊戰、運動戰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為中國革命軍事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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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為紅四方面軍的締造、鄂豫皖根據地的建設立下汗馬功勞的杰出軍事家,卻在黨內“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遭到錯誤批判。1935年,曾中生被錯誤路線的領導人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年僅35歲。他的犧牲,是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建國后,為緬懷曾中生的革命功績,黨和人民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將其評定為共和國36位軍事家之一,他的英名永遠銘刻在中國革命的歷史豐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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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哥哥曾中生的英勇征戰不同,弟弟曾希圣的革命生涯,更多地聚焦在隱蔽戰線的情報工作上,被譽為“紅色密碼”之父。1930年,曾希圣被調往漢口工作,在極其危險的環境中,他憑借過人的膽識與智慧,成功獲取了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中央蘇區的軍事計劃。這份情報為中央紅軍提前做好反“圍剿”準備、制定作戰策略提供了關鍵支撐。隨后,曾希圣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司令部偵察科長,并出任紅軍總參謀部第二局(簡稱“二局”)首任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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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是中央紅軍的核心情報機構,主要負責截獲和破譯敵軍的無線電密碼。在曾希圣的領導下,二局的情報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他帶領團隊刻苦鉆研密碼破譯技術,建立起一套高效的情報收集、分析與傳遞體系。在紅軍反“圍剿”作戰中,二局多次精準截獲并破譯敵軍的無線電指令,為紅軍掌握敵軍動向、靈活調整作戰部署提供了可靠保障。尤其是在長征途中,二局的情報工作更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當時,紅軍身處崇山峻嶺之中,面對敵軍的圍追堵截,隨時可能陷入絕境。而二局破譯的每一份情報,都如同黑暗中的明燈,為紅軍指引前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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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勝利抵達陜北后,領導人曾高度評價曾希圣與二局的工作:“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這句評價,生動詮釋了曾希圣及其領導的二局在革命進程中的重要地位。為表彰曾希圣的卓越貢獻,中央軍委授予他二等紅星獎章——這是當時紅軍內部的重要榮譽,是對他革命功績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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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曾希圣主動請纓,奔赴抗日前線,先后擔任新四軍第7師政委、皖江區黨委書記等職務。他帶領部隊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動群眾抗擊日本侵略者,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解放戰爭時期,曾希圣的軍事與政治才能進一步凸顯,先后擔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參謀長、第12縱隊政委、第二野戰軍副參謀長兼豫西軍區司令員、政委等職。在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重大戰役中,他積極協助前線指揮員制定作戰計劃,統籌后勤保障與地方動員工作,為戰役的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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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新中國首次實行軍銜制。回顧曾中生、曾希圣兄弟的革命歷程,從黃埔軍校第四期的進步青年,到紅軍時期的核心骨干;從抗日戰爭的敵后英雄,到解放戰爭的前線指揮員,他們的資歷與戰功,完全具備授予大將、上將軍銜的條件。令人惋惜的是,哥哥曾中生早已為革命犧牲,未能見證這一歷史時刻,最終被評定為共和國36位軍事家之一,以另一種方式獲得了國家與人民的認可;弟弟曾希圣則因為建國后轉業到地方工作,擔任地方黨政領導職務,最終官至正部級,因此沒有參與軍銜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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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紛飛的彈雨早已散盡,彌漫的硝煙已然遠去。曾中生、曾希圣兄弟故鄉的那幢老屋,依然靜靜矗立在青山綠水之間,堅守著對英雄的懷念。每年,都有無數黨員干部、青年學生、革命后代來到這里瞻仰參觀,緬懷兩位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傳承他們的革命精神。曾中生、曾希圣兄弟用一生踐行了革命信仰,他們的事跡是中國革命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精神將永遠激勵著后人奮勇前行,為國家的繁榮富強、人民的幸福安康而不懈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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