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與國立北平藝專過往考略，齊白石傳人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導語：齊白石三度北上（1903、1917、1919）終以職業畫家立足北京，古都低廉生活成本與豐厚鬻畫收入使其擺脫亂世焦慮，刻下“故鄉無此好天恩”的由衷贊嘆。其與國立北平藝專“三進三出”的教授生涯，更成就了藝術生命中最輝煌的公共身份，折射民初文化生態與個體命運的深刻互動。

齊白石于1903年、1917年、1919年三上北京，歷經艱辛，終以職業畫家身份立足于此。民初北京低廉的日常消費與豐盈的鬻畫收入，讓成名后的齊白石生活優渥自如。“天日和暢”、“故鄉無此好天恩”并非僅是他自覺能茍全性命于亂世的樸素慨嘆。藝專教授是齊白石棲身北京后的另一副面孔。數十年間圍繞藝專的三進三出，使他獲得了此生最輝煌的第三個角色。

古都生活

齊白石在四十年代回憶過往，曾如此感懷：“秋涼回京華，天日和暢，無過北方，因在此流連廿又三載。竟使全世界知名，皆來購畫。”[1]齊白石在亂世之中的身份焦慮，主要源自生存的極度不安全感。當他終以職業畫家身份在北京得名得利后，這種焦慮感隨著經濟層面的好轉逐漸消弭。齊白石對北京的好感可謂始終如一，這里給予了頻遭匪亂世變的他所夢寐以求的安全感與穩定感。究竟是怎樣的古都生活能夠讓他生發出如“故鄉無此好天恩”的肺腑之言？

民初北京整體的城市節奏，給人一種中古社會從容紆緩的穩定感，展示的是一種古老的東方情調。老舍曾細膩精致地描述過這種緩慢沉滯的古都景觀：

到了德勝橋，西邊一灣綠水，緩緩的從靜業湖向東流來……北岸上一片綠瓦高閣，清攝政王的府邸，依舊存在著天潢貴胄的尊嚴氣象。一陣陣的南風，吹著岸上的垂楊，池中的綠蓋，搖成一片無可分析的綠浪，香柔柔的震蕩著詩意。[2]

被濃郁的傳統文化與歷史底蘊所籠罩的北京，讓一個有著足夠閑情雅致的文人徐徐慢步城中，必定能體味到那“香柔柔的震蕩著詩意”。而無此雅興的，最起碼也能享受“聽戲吃館子叉麻雀，殆成為今日都下之俗尚。至于盤古董、撞詩鐘，已為最高尚之娛樂。”[3]整體的城市氛圍，促成了古都生活節奏的緩慢。毋庸置疑，民初北京低廉的日常消費，也是維持這種節奏與氛圍的關鍵因素。

1929年出版的《工商半月刊》刊載《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一文，將當時北京的生活程度由低到高分為四層。

第一層我們可以叫做窮得要命的生活程度。這一階級包括仰給于人的乞丐，到粥場喝粥者，及一切吃不飽穿不暖的貧民。

第二層為將就度日的生活程度。這一階級的人到是吃飽了穿暖了，也用不著慈善機關的補助，但近于禽獸的生存，至于人為社交的動物的各種需要還供給不夠，他們過了一日再說一日，即或隅爾有些積蓄也不足幾天用的。若家主一旦有病或失業，全家立刻感覺困難，非當則借，有溜入第一層生活程度的趨勢。

第三層為安樂度日的生活程度。這一階級的人不但不愁吃并且常吃適口的食品，不但不愁穿并且常穿舒服又好看的衣裳，不但房子夠住并且外表很可觀，里面家具應有盡有，也布置的很像個樣子，除了能維持身體的健康外或能接長不短的聽聽戲，看看電影，年幼的兒女都上學讀書，即或家中發生異外的不幸也有積蓄的錢來打接應，一年半載不至于塌架。

第四層為任意奢侈的生活程度。凡人類的需要和安樂這一階級的人都能享受。除了極可心的衣食住外，也能滿足他們關于文學、美術、音樂、游歷等種種的興趣。[4]

論者在文中援引1926年左右的數據，詳細分析了這四種階層大體的年平均花銷：第一層全年支出少有超過百元者；第二層處于150—200元之間；第三層全年各種費用約需250元；第四層全年消費總額在300—400元之間。[5]五四以來的十幾年間，中國南北市場上主要流通銀圓和兌換券（起初稱為“寶鈔”，后改稱“鈔票”），幣值采用銀本位制。1912—1919年間物價起伏不大；直到1926—1927年間市場才略有波動。[6]秦仲文在北京鬻畫所開列的潤例價格，從1930年至1937年的7年間沒有任何變化，[7]說明此時期北京的物價也是較為穩定。按照引文分類的四種階層的消費指數，在民國前期的二十余年間整體應差異不大。

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平均一般生活水平的4口之家（也就是引文中所分類的第二層到第三層之間的群體），全年食品費用約為120元，也可維持基本所需。[8]1918年至1924年，狄脫莫爾（Dittmer）、陳達及毛魯（Morrow）諸博士先后就北京生活費進行了七次調查，所得結果為：食品年支出約占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十；衣服占百分之十二；房租占百分之八；燃料占百分之五；雜費占百分之五。[9]除去衣飾費用，食品和房租的花銷占據大半。

民國前期在北京城內一座擁有8—10間房屋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僅為20元左右。齊白石1919年到達北京所居的法源寺3間小屋租金8元。[10]魯迅于1923年一度租用磚塔胡同61號院居住，3間正房月租金8元。而他的女傭全年包食宿以外月工資僅為3元。[11]1926年，北京1間房屋月租為1.5元左右。[12]黃賓虹1936年在北京租房，“擇于東四八條胡同八十八號門牌，……平房四間，自雇包車，約每月十八元，一應在內。……飯食每人每月十二元，房租甚少，只十余元……北平房屋，每月三十元左右，即可得十余間。”[13]從1919年至1936年，除去食品費用有所漲幅以外，北京的房租費用一直非常低廉。

過慣了海上生活的黃賓虹，于1936年5月初次抵京的印象是：“此間生活較低，房租亦不貴……除絲織洋貨，均少昂價……其余飲食器用，皆不甚貴。”[14]民初上海的物價要比北京高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1922年，在上海銷售的美國面粉每袋價值4.66元，1929年為6.25元；國產面粉，1922年每袋價值2.86元，1925年為5元。米價在1920年每擔為10.26元，1926年為16.7元，1929年為14.3元。[15]1930年左右，上海，“弄堂里的一間屋子，俗稱一「幢」，占地只有一丈多闊。兩扇黑漆大門，推進去就是一個小天井，約五尺左右，過天井就是客堂，客堂后面，名后客堂，樓梯就裝在這里；過小天井，就是灶披間，已到了后門。客堂上面，是前樓間，后客堂上面，是后樓間；灶披間上面，是亭子間；亭子間再上面，是陽臺。”[16]就是這樣一個“說說雖然有許多名目，看看便一覽無遺，都在眼睛面前”的小房子，月租竟然也在二三十元。如果恰好地處鬧市區，則月租必定過百。[17]30元在北京完全可租得房屋十余間，或市區內一整座四合院。但是這個價錢，在上海只能租到地段偏僻、“看看便一覽無余”的小房子一間。沈從文1925年在香山慈幼院做圖書館員，每月薪水20元也能基本過活。當他三年之后寓居上海，開銷即大大增加：房租每月20元，水電費10元，再加上其它雜項如伙食、衣服、購書等，每月開支在100元左右。[18]南北相較，也就不難理解黃賓虹對北京生活花費較為低廉的強烈感觸。

以活躍于民初北京的畫家舉例，身為京官的周肇祥與余紹宋，他們的日常花費，均已遠高于論述四種生活的引文所列舉的最高層級家庭的生活水平。余紹宋1916年全年支出高達4645元。[19]1921年短短半年時間里，僅購買書畫一項即消費700元左右。[20]這已是引文所歸納的享有最高層次生活的家庭全年支出的兩倍左右。足可稱為“巧官”的周肇祥，“坐領乾薪，月有收入二三千元者”。[21]以官階職務論，他的收入要比余紹宋還要豐厚。而其數量龐大的古物收藏，所耗金錢也是余紹宋遠無法比肩。從經濟層面講，他們的日常生活被歸為年消費僅在400元左右的第四層綽綽有余。充足的財力可以保證他們“任意奢侈的生活程度，凡人類的需要和安樂這一階級的人都能享受，除了極可心的衣食住外，也能滿足他們關于文學、美術、音樂、游歷等種種的興趣”。[22]同時也保證他們能在書畫領域堅守自己的傳統派底線不至動搖。但是，純以鬻畫為業的齊白石，他的生計又是如何？

齊白石于1919年正式定居北京，到了第二年，“我的潤格，一個扇面，定價銀幣兩元，比同時一般畫家的價碼，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來問津，生涯落寞的很。”[23]以此推算，當時活躍于北京，在齊白石眼中只屬“一般畫家”的扇面價格約四元。[24]此時期北京的物價如下：

農商部統計科編制之1923年全國物價統計表（京兆 京都市）[25]

按照當時北京“一般畫家”的一幅扇面價格換算，則大致可分別兌換如下數量的物品。

民初的北京，一個齊白石眼中所謂的“一般畫家”，大體每月只要售出四幅扇面，基本就能達到北京第二層級即“可將就度日”的生活水平。而在上海，每個月按同樣價位，則必須得保證賣出五到八幅扇面，才只夠交付房租一項，尚不計食品、衣物等其它支出。北京的職業畫家在生活壓力方面要小于上海。畫家的實際收入，當然不會是類似如圖表比兌之后的完全所得，還要考慮到中介費用、畫材消耗、人情酬酢等諸多不確定因素，潤例本身也有著很大彈性空間。齊白石“四元一尺的畫價，是貼在他的畫室墻上的潤例所規定的，而交給榮寶齋店里的卻是八元一尺，其中的差價是中介費。到他畫室訂畫的，則又有有無熟人介紹的分別：有熟人介紹的可享有七折優惠。”[26]而涉及畫材等成本耗費并不為多。胡佩衡曾提及，“李福壽筆店，應時而興，仿制鹿毫，精工廉價，是以北平畫界中，無不知李福壽之名者，其適用可知。余最喜用其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筆，剛柔得中，且能耐久，價亦極廉（大白云每支僅五角）。”[27]即便將所謂“一般畫家”的扇面潤例減半，實際收益也很可觀。

其實當齊白石對“一般畫家”四元一幅扇面所艷羨不已時，卻在1919年的短短四個月內，就已到楊度處存款共計一千一百元。[28]這筆錢足夠當時五個中等層次生活水平的北京家庭（以家庭成員四人計）整整一年的花銷。1922年因陳師曾攜其作品東渡日本得以名聲大噪后，他的市場行情更是炙手可熱。（圖1）齊白石隨后所開列的潤例，除去價格飆升外，甚至為購買者提出諸多苛刻條件。例如：“余不求人介紹，有必欲介紹者，勿望酬謝。用棉料之紙，半生宣紙，他紙板厚不畫。山水、人物、工細草蟲、寫意蟲鳥皆不畫。指名圖繪，久已拒絕。”[29]北京低廉的消費水平與豐盈的鬻畫收入，保證了成名后的齊白石日常生活的優渥與處世態度的自如。（圖2）

圖1 齊白石賬簿 清秘閣（1936）

圖2 齊白石賬簿 榮寶齋（1936）

齊白石獲得市場聲譽，并不代表即得到藝界的一致認可。余紹宋于1922年在陳師曾攜畫作東渡日本前，曾到陳的寓所瀏覽畫展所征集的作品，在觀看后做出如此評價：“看各家送往日本求售之畫，最佳者為師曾、蕭謙中；最惡者為林紓、齊璜。”[30]1946年，歷來文風犀利的俞劍華在《從齊白石的畫說起》一文中這樣論說齊的畫作：

吳王二氏樹幟于上海，同時與之旂鼓相當的是久居北平的齊白石。他的人物……于草草不經意的幾筆里，頗能有些微妙的表情，如挖耳圖、送子從師圖，俱能使觀者忍俊不禁。然面部的形狀，千篇一律，變化太少，是其缺點。所作花卉，奇紅駭綠，筆墨縱橫，好的可與吳昌碩并駕，但缺乏吳昌碩的金石氣味。壞的簡直不成東西，尤喜以鮮艷的洋紅畫花，以烏黑的墨汁畫葉，太不調和，既無醇古的豐神，又無優美的趣味，倚老賣老，無怪受人指摘。若純作水墨的，反多秀逸可觀。所畫的以鷹鴉為較佳，頗近八大；雞則多不成形，雞雛尤無可取。……可惜他老人家近來卻不大畫，只是畫了些紅紅綠綠的花卉。“多買胭脂畫牡丹”，這也許是老頭子的生意眼，但已經成名而且年登耋壽的大作家，應該為身后的千古之名著想。不應該老是看重在目前的幾張鈔票上。[31]

1949年，陸丹林言及齊白石皮里陽秋：“前年齊來上海，有人在文化會堂的歡迎會上，說他是當今中國畫壇的唯一領袖。這句話，除了他的年紀以外，在藝術上說，是阿其所好的過甚其辭。但是同時有些人卻批評他是藝術叛徒，是野狐禪，也未免黨同伐異，而是崇拜古人做偶像，硬拉人去做古人奴隸，戕賊創造的天才。”[32]成名后的齊白石筆墨生涯雖頗不寂寞，然而對其的評論卻始終毀譽參半褒貶不一。但是，生活已然富足的齊白石對類似攻訐之語并不過分在意。“然五百年后蓋棺，自有公論在人間。此時非是，與余無傷也”。[33]《中華周刊》1945年刊載了一首齊白石的自嘲詩，更像是他鬻畫心境的自況：“鐵柵三間屋，筆如農器忙。硯田牛未歇，落日照東廂。”[34]

成功的“職業畫家”，是齊白石立足北京后的第一副面孔。古都生活讓齊白石的日常營生悠然自得。盛名所致終引起教育界的注意，國立北平藝專的聘書隨即而來。“藝專教授”成為齊白石在北京所獲得的第二個身份。

教授生涯

1927年春，齊白石接受林風眠聘請，為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教授中國畫；同年5月，繪《歸帆圖》參加由林風眠發起的藝術大會。[35]初執教鞭的齊白石此時在教學態度上還是非常認真。6月10日，他專程赴黎錦熙家，與在教育學領域頗具造詣的黎氏談“藝術教學法”。[36]8月，為藝專遇害教員方伯務作《海天旭日圖》。[37]

1928年11月，徐悲鴻接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一職。11月下旬，徐拜訪齊白石。[38]12月3日，國立北平大學校長李石曾正式聘齊白石為藝術學院中國畫系教授，受聘時間為本年度正式開課日至1929年7月31日。[39]（圖3—1、3—2、3—3）在李石曾所授聘書的內頁附有如下文字：“先生薪金由藝術學院正式開課起支領，其數目另由藝術學院通知。”[40]齊白石初次執教的薪水多少難于具體明晰，但以1937年其所受聘書上記載的月薪數為二百四十元計，考慮到北平二三十年代物價整體比較穩定，1927年左右齊白石的受聘月薪大體應在二百元左右。這樣的薪資待遇屬高屬低？1933年《教育公報》刊載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籌備處每月預算”條目中標明：“主任津貼月支四百元。教務專員津貼月支三百元。事務股長月支一百八十元。書記二人合記月支七十元。校警二名月各支十一元。工友四名合計月支四十八元。”[41]與此比照，以兼職身份授課的齊白石在藝專的待遇相對而言還是非常優越。

圖3-1 齊白石聘書（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1928年12月）

圖3-2 齊白石聘書信封（國立北平大學1928年12月）

圖3-3 齊白石聘書內頁（國立北平大學1928年12月）

1929年1月下旬，徐悲鴻辭去院長一職，離平南渡前向齊白石辭行，得齊所繪《月下歸尋圖》。在畫面題詩中，齊白石言及徐曾數次請他出山任教之事。[42]齊白石接受藝專教職的條件，薪資幾何其實并非主要的考慮因素。在他后來的回憶中，對于藝專教授生涯時有提及，始終強調的是藝專執事者如徐悲鴻、林風眠、嚴智開等人是否誠心對待于他，對他如何尊重等等。撩撥齊白石內心深處是否愿意接受教職的天秤尺度，可以說完全由校方的誠意深淺所決定。[43]

齊白石先后接受林風眠與徐悲鴻的邀請執教藝專，由聘書所察實為一年一聘。是否完全履行條約執教期滿，尚存疑處。王震即記載到齊白石在林風眠辭職后他亦辭職，徐悲鴻辭職后齊白石亦不到校。[44]1929至1932年屬藝專多事之秋，學校屢經停招、改名、罷課、停辦風波，正常教學難以為繼，齊白石在此期間應無多少實際執教經歷。[45]徐悲鴻曾于1931年9月致信齊白石：“白石先生大鑒：畫集接得，一切皆就緒。惟制版須催趕，方能早觀厥成也。先生重任教職，至以為慰。古言傳薪，今嘆學絕。且仲子賢者，愿先生與終始也。”[46]1931年秋，楊仲子代理國立藝專校長，按信中所述，齊白石應于此時接受了楊的聘書。徐悲鴻言及齊白石“重任教職”，則此前離職一說并非空穴來風。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到了第二年的秋天，齊白石對于楊仲子的態度，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王森然曾回憶齊與藝專往事道：

當民國二十一年秋。音樂家楊仲子長平大藝院時，曾聘先生為中國畫系教授。聘書賫去，先生未予接受，該院以為常態，再賫仍原璧奉趙，繼乃以聘書置普通函中附去，比先生察覺，而賫書者早已遠去。先生恚極，疾書二十字于書端壁之。其文曰：“齊白石已于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死去矣。”此書迄今仍藏于國立北京藝專文書課中。此事一出，京市各報競相騰載，無不傳為佳話。[47]

這樣的“佳話”未必會讓楊仲子感到多么愉悅，齊白石也并沒有像徐悲鴻所期望的那樣“與終始也”。“該院以為常態”，說明之前也是屢拒屢聘。齊白石為何如此決絕甚至以死相拒，而且絲毫不顧忌徐悲鴻與楊仲子的交誼，個中緣由不得而知。[48]至于是否接受聘請一事，合理推測，一為齊白石雖起初接受聘書但后來反悔而未就職；一為或許有過短暫的執教經歷，但一定充斥著極不愉快的回憶。此時段齊白石有確切執教藝專經歷，應在1927年至1929年間，是為齊白石在國立北平藝專的一進一出。

1933年4月，齊白石接受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嚴智開的聘書，成為中國畫系教授。（圖4—1、4—2）1934年，署名斐西所寫的《齊白石之女侍者》一文，以頗為調侃的口吻記述了齊白石在藝術學院上課時的情形：

西城XX藝術學院，在去年停辦了；今年又重整鑼鼓，正式開了張。據說當政者十分加油，又繼承了從前的風水，自然會迅速的發展起來。該院教授齊白石先生，在北平藝術界總算數一數二的名流。到他上課的第一天，學生們都早早靜候在自己的位子上，急切等待著拜識這位久已聞名的老先生。等到齊白石走上講堂時，不禁都怔了：因為齊先生年高力衰，上課時，總有兩個女侍者扶持著寸步不離！藝院學生，見這位白發蒼蒼的老畫家，被兩位風韻猶存的少婦扶上講堂來，自然覺得有點別致。兩位少婦都有三十歲左右；一位完全舊裝，裙下露著一雙瘦小的金蓮，頭上梳著一個鄉下樣的大圓頭！一位已經剪了發，衣服是半舊式的。都一齊坐在講堂上，當中夾著一位鶴發長須的老者；紅顏白發，相映成趣。這種不常見的情形，學生們自然要引為奇跡了。假如丁文江先生榮任藝院院長，定要等因奉此的說：“教授帶太太上課，有礙學生聽講，著即嚴令禁止！……”據說齊先生有好幾位小星，恐怕這是其中的桃根桃葉罷！在那時候，有許多學生，在窗外擁擠的看，眼光都射到她們身上，好像看新過門的娘子。齊先生自然是談笑自若，兩位女侍卻也面不改色；學生們暗里稱她們作女英雄。[49]

圖4-1 齊白石聘書信封（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1933年4月）

圖4-2 齊白石聘書（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1933年4月）

國立北平藝專在1937年之前校址一直位于西城前京畿道十八號，[50]此處應確指藝專。此文雖然通篇充溢著民國北京小報的八卦氣質，但也反映出嚴智開掌校時對于齊白石的確待遇優渥且尊重有加。1935年，齊白石繪《松鷹圖》一幅參加藝術學院教授作品展覽會。“校長嚴季聰先生見之喜，余即將此幅捐入校內陳列室永遠陳列。”[51]（圖5）1936年，齊白石于四月份離平游川，同年九月北歸。動身前藝專國畫組學生為歡送齊南游合影紀念。（圖6）十二月，齊白石在其日記中記到“余將出平時交齊白石三字印一方，取美術校薪水等用”。[52]雖南游數月，卻并未影響他在藝專的教席，藝專執事者給予齊白石任教的自由度不可謂不小。

圖5 齊白石，《松鷹》1935年 中央美術學院藏

圖6 國立北平藝專國畫組歡送齊師白石南游紀念

1937年6月29日，國立北平藝專校長趙畸聘齊白石為本校繪畫課國畫組教授，聘請時間為本年度8月1日至1938年7月31日。（圖7—1、7—2、7—3）齊白石對于這份聘書未予接受。他在本年度離職時間應在四月份之后，察看《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錄（民國二十六年四月）》，齊白石的名字尚羅列其間。[53]（圖8—1、8—2）翻閱1938年6月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調查表》，以及1945年《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員姓名及略歷表》，則確無齊白石的相關記載。（圖9）在1937年至1945年間，齊白石與藝專關聯處也僅有被后人所一再贅述的他拒絕藝專配給煤一事。[54]1940年左右，齊白石于時局困厄之中在自己的日記里黯然慨嘆“且喜三千弟子，復嘆故舊辰星”。[55]齊白石的入室弟子并不為多，所謂“三千弟子”的自矜之語，當含北平淪陷前春秋幾度藝專執教時的蹊下桃李。此時彼時，寥落之情溢于言表。從1933年4月接受嚴智開聘書，至1937年4月份之后去職，是為齊白石在國立北平藝專的二進二出。

圖7-1 齊白石聘書信封（國立北平藝專1937年6月）

圖7-2 齊白石聘書（國立北平藝專1937年6月）

圖7-3 齊白石聘書內頁（國立北平藝專1937年）

圖8-1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錄（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圖8-2《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錄（民國二十六年四月）》所載齊白石條目

圖9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調查表》1938年6月

1946年8月，徐悲鴻重任國立北平藝專校長。本年度徐齊兩人故舊重逢過往頗多，但齊白石正式被藝專聘請卻在1947年2月。同年8月，齊白石四子齊良遲也被聘入藝專擔任導師一職。（圖10—1、10—2、10—3）1948年，部分藝專教師合影留念。（圖11）照片中徐悲鴻、宋步云等藝專股肱眾星拱月般環繞齊白石站立，齊此時在校地位可見一斑。可惜，這種局面并未維持太久。

圖10-1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學生名冊 卅七年度》封面

圖10-2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學生名冊 卅七年度》齊白石條目

圖10-3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學生名冊 卅七年度》齊良遲條目

圖11 部分北平藝專教師合影（1948年）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軍管會開始接管北京城，其對于藝專采用全部包下來的接管方式。藝專人員的生活、業務等方面均由軍管會統籌處理。在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接收政策后，軍管會針對學校領導機構也做出了一定調整與部署。首先擬暫在軍管代表之外，由教授、講師、助教和學生代表組織校務委員會以維持校務。委員會組成在能夠保持黨的領導的原則下，吸收三分之一左右數量有學問、有威信的中間分子教授乃至個別右翼教授參加，以便團結全體有用的教授，慢慢加以改造。”[56]頗為詭譎的是，就在本年度三月份有軍管會代表出席的校務會議上，出現了這樣一條提案決議：“取消掛名教職員決議：現時并無掛名教職員，齊白石、張大千為中國有數之名畫家，雖不授課，但可請其來指導。”（圖12—1、12—2）前一年身處藝專尚且安如泰山的齊白石，短短不到一年時間居然差點被掃地出門，前后反差之大發人深思。更加值得關注的是在《1949年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員改定薪給名冊》中，徐悲鴻的薪級維持一級不變，葉麟趾由七級上調到四級，李可染由三級調至一級；而資歷比葉、李更深的齊白石，反而由一級跌至八級。在其條目下面還標有“名譽教授 不到校上課 月薪教授八級”。（圖13—1、13—2）言外之意對于齊白石如此處理，似乎已經是給當初為他據理力爭的校中支持者莫大的顏面。但是無論如何，齊白石暫時得以保住了他在藝專的飯碗。

圖12-1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三十七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記錄

圖12-2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三十七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記錄（校務會提案）

圖13-1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員改定薪給名冊（1949年）

圖13-2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員改定薪給名冊 齊白石（1949年）

本年7月，同樣是在校務會議上，又出現了這樣一條提案決議：“齊白石先生為本校研究教授，由教授會議定每月小米九百斤可否增為一千斤。決議：同第二條。”查閱第二條，其決議為“校務會議授權校長處理之”。（圖14—1、14—2）校務會將此事的處理權直接交付給了校長。為某個教職員工增加一點工資，這種要求并不過分。這對于一校之長按說并非難事，何況是聲名卓著的徐悲鴻親自出面。而校務會的決議，某種程度上也等于同意了此提案。但是，在給齊白石漲工資這件事上，徐悲鴻貌似碰到了一枚軟釘子。他在此年曾親自致信齊白石：“前呈文化部擬每月增白石先生月薪二百斤，已來批否？待批到此約須由院中專人送去。告知齊先生，每月須交三尺條幅四件，請勿遷延。本年尚須補足，因吾與文化部言明，我有責任也。悲鴻。”（圖15）此信應寫于七月份的那次校務會議之后。從信中所述得見徐悲鴻為齊白石加薪一事可謂據理力爭，同時他又不得不懇請齊白石按月為藝專補足所需畫作，意在他并非只是掛職吃空餉徒具虛名的藝專教員，以免落人話柄。徐悲鴻在瑣屑之事上如此謹小慎微，必是受到相當程度的外部壓力所致。齊白石隨后是否遵從徐悲鴻所囑不得而知，但為此事費盡周折的最終結果，確令徐悲鴻極大的失望了。

圖14-1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三十七學年第二學期第五次校務會議記錄（1949年7月7、10、12日）

圖14-2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三十七學年第二學期第五次校務會議記錄提案三 齊白石（1949年7月7、10、12日）

圖15 徐悲鴻致信齊白石（1949年）

在藝專1949年10月的《教職員清冊 薪給預算》中，齊白石的薪給赫然標明為“八百二十五斤（小米）”。（圖16—1、16—2）翻閱同年12月的《國立美術學院教員名冊》，他的月薪依然是“八百二十五”。（圖17）徐悲鴻為齊白石加薪一事雖多方奔走積極斡旋，最后還是以失敗告終。1949年的隆冬時節，對于徐、齊二人來說，應比往年的北平更加冰冷刺骨。

圖16-1 教職員清冊 薪給預算 齊白石（1949年10月）

圖16-1 教職員清冊 薪給預算（1949年10月）

圖17 國立美術學院教員名冊（1949年12月）

徐悲鴻身為一校之長，面對增加一名教員百十斤小米的薪資問題卻束手無策，其內心深處的挫敗感可想而知。但是，齊白石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行事向來并不顢頇的他，卻于1950年的初春，做出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直接越級上書毛澤東，懇請其能夠解決自己在藝專的薪津待遇問題（圖18）：

主席鈞鑒：敬呈者，某自七歲牧牛，十□歲為木工，卅歲學作畫刊印，六十歲后因鄉關有兵事，避亂來北京，以賣畫刊印作活計。今已九十歲，還在人間，且欲以口服累及吾主席矣。蓋某老年喪偶，飲食起居賴護士扶持，膝下稚子雛孫近廿口。去歲承藝專月贈小米八百斤，當時物價低廉，且有少量刊畫收入補助，故得勉強支持。最近百物上漲，刊畫更趨沉寂，僅恃藝專薪資，每月樽節為之，只能支持旬日，活計實屬堪虞。以是不揣迫切上書，乞 主席按月增加津貼，籍以全我主席養老之大德。此外，某于往年在湖南湘潭白石鋪茹家沖置有田屋，田約二百余畝，住宅一進。當時出此者，實欲于老年南歸，教兒子耕種，以養某余年。不料從抗戰至今，卒無南還機會，余年幾何？且兒輩均侍在京，往后決令其以勞動取食，以符主席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之旨，無須田屋。為此，擬將上項田屋全部獻給國家，以便歸還人民。上兩項謹呈，某不勝待命之至。未緣覲見，惟遙祝 主席壽并河山。敬請鈞安。齊某上書。[57]

圖18 齊某上書（1950年）

國立北平藝專正式更名為中央美術學院是在1950年4月1日。從齊白石所述細節推測，這封信應寫于1950年的1至3月間，在此之前齊白石與毛澤東從未晤面過。且以信中口氣看來，兩人至少到此時也并無任何直接的過往與交誼。在這封性質堪比投名狀的信中，齊白石字斟句酌步步為營，用極為卑微的姿態乞求毛澤東能夠改善其藝專待遇問題，并且以貢獻家鄉田產為代價。湖南全省于1949年8月解放。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達《關于在各級人民政府內設土改委員會和組織各級農協直接領導土改運動的指示》，開始在新解放區分批實行土改的準備工作。1950年6月30日，中央政府才正式頒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58]齊白石在此年春寒未消時即已有此先見之明，其緊跟時務的眼力令人咋舌。一進住宅加二百余畝田產，對于齊白石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此番如此大方，耐人尋味。就在前一年年末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節約救災認捐名冊》中，月薪825斤小米的齊白石，也只捐出了區區25斤，與月薪僅為700斤的蔣兆和、蔣風之等人同數。（圖19—1、19—2）其政治覺悟能于短短數月間得以升華至此，未免顯得唐突。這封信是否屬他人授意為之？在提筆之前與徐悲鴻有無商議？又是通過誰手轉呈中樞？由于相關文獻的付之闕如，無從全然解答。總之，這是一封疑竇叢生的“齊某上書”。

圖19-1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節約救災認捐名冊（1949年）

圖19-2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職員節約救災認捐名冊 齊白石（1949年）

期望日理萬機的毛澤東主席能夠親自過問一名藝專教員的小米數問題，這封信現在讀來頗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是齊白石太天真了嗎？可是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卻證明了他手書此信時的深思遠慮。1950年4月，齊白石即受到高層接見。他的工資，隨后立竿見影地漲為1000斤。（圖20）就在“齊某上書”之后的短短數月，他的待遇便很快達到了當初徐悲鴻為其力爭而不可得的程度。1950年8月，全國工資準備會議召開，決定實行以實物為計算基礎、用貨幣支付的工資制度；統一以“分”為全國工資計算單位。1951年，徐悲鴻的薪給為1300斤小米，工資分為659分；江豐1200斤小米，608分；吳作人1150斤小米，583分；齊白石月薪為1000斤小米，507分，其工資分與胡一川、張仃持平。1952年，徐悲鴻工資分為820分；江豐760分；吳作人700分；同年7月，經文化部人事處核定，調整齊白石在中央美術學院的薪給為文藝標準特級，與徐悲鴻同為每月820分。[59]齊白石也一躍成為中央美術學院薪資最高者。此時的齊白石，已經可以頤指氣使地寫信給江豐為自己的弟子介紹工作；（圖21）或致信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室為其友人推薦學業。（圖22）而在這些舉薦信的抬頭稱謂中，卻已不見徐悲鴻的蕭瑟身影。

圖20 中央美術學院工資表（1950年）

圖21 齊白石推薦高尚謙

圖22 齊白石推薦江友樵

齊白石自1947年重被聘為藝專教授，至1952年以文藝標準特級待遇的名譽教授身份漸從中央美術學院隱退，是為他藝專生涯的三進三出。

（附錄）齊白石與國立北平藝專過往年表：

余論

歷史的演進，與其說是一種會自動生成明確的指向與目標，之后所有的邏輯基本均按其規定路徑所發生的過程，毋寧說是由充斥著大量細節所構成的偶然性聚合所致。身處歷史脈絡中的人物，正是被這些看似微小的細節血管所鏈接與驅使。齊白石棲身北京后所獲得的三種角色，很大程度上正是經歷這些偶然性的細節聚合所導致的結果。他于1903年、1917年、1919年三上北京，歷經波折，終以職業畫家身份博得市場聲名。隨后他在國立北平藝專的任教經歷，也可謂三進三出。身為職業畫家，北京低廉的日常消費與豐盈的鬻畫收入，既保證了齊白石在面對藝專聘書時能夠始終保持一種主動姿態，也促成了他數十年間得以在職業畫家與藝專教授間游刃有余的角色游離。國立北平藝專從建校至1949年間迭經波折變動，齊白石幾次接受藝專聘請，卻均在藝專發展較為平穩的時期。齊白石接受教席的條件，除去對藝專校情的審時度勢，更為重要的是藝專的執事者能否誠心對待于他。因此藝專校長一職雖然屢經易手，但是齊白石也僅在林風眠、嚴智開、徐悲鴻等寥寥數位在任時執鞭教席。

誠如其自嘲詩所言：“鐵柵三間屋，筆如農器忙。硯田牛未歇，落日照東廂。”至少在1949之前，無論是職業畫家身份抑或藝專教授形象，對于齊白石來說其實都是經營生活之道，進出藝專的超然態度即為明證。在藝專時斷時續的執教經歷，同樣也可理解為他只會選擇在“天日和暢”之時硯田耕耘的另一種收獲形式。 當齊白石在1949年的跨車胡同里終于迎來了北京城的新主人時，他的藝專教授身份與相關待遇反而一度受到猜忌與質疑。齊白石并非后人所屢屢論及并津津樂道的在新中國甫一開始即受到了官方的相當青睞與重視。至少在1949年整整一年的時間里，齊白石很明顯經歷過一個受冷落、被邊緣的不愉快過程。沐浴于新中國的體制化進程之中，棲身北京數十年歷來以職業畫家與藝專教授兩種角色自由徜徉的齊白石，第一次產生了牽涉其生存問題的職業危機感。但是頗善經營的他，卻以一封信為契機從而化險為夷。自此之后，齊白石開始帶著榮耀的光環逐漸淡出已經正式更名且煥然一新的中央美術學院的舞臺，走上了人民藝術家的神壇。

撰文|張濤（中央美術學院《美術研究》 編輯、助理研究員）

文章部分摘自《北平藝專與民 國美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有刪節

[1] 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團結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638頁。

[2] 老舍：《老張的哲學》，轉引自楊義：《京派文學與海派文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2007年，第22—24頁。

[3] 周肇祥著、趙珩、海波點校：《琉璃廠雜記》，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75頁。

[4] 李景漢：《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載于《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6期，第2頁。

[5]《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第3—8頁。

[6] 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文匯出版社，上海，2005年，第104頁。

[7] 參看《藝林月刊》，第9期、第94期。

[8] 陶孟和：《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商務印書館，上海，民國18年發行（1929），第47頁。

[9]《北平生活費之分析》，第45頁。

[10] 齊白石：《己未日記》，第7頁。載于王明明主編：《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文化藝術出版社，北京，2010年。

[11]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第104頁。

[12]《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載于《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6期，第8頁。

[13] 王中秀編著：《黃賓虹年譜》，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2005年，第379頁。

[14]《黃賓虹年譜》，第378—379頁。

[15] 徐國楨編著：《上海生活》，世界書局發行，上海，民國19年（1930），第96頁。

[16]《上海生活》，第49—50頁。

[17]《上海生活》，第50頁。

[18] 趙柏田：《歷史碎影——日常視野中的現代知識分子》，中華書局，北京，2006年，第53、60頁。

[19] 余紹宋撰：《余紹宋日記》，第一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25頁。

[20] 余子安編著：《余紹宋書畫論叢》，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240頁。

[21] 黃萍松主編：《四十年來之北平》，子曰社發行，上海，民國三十八年（1949），第42頁。

[22]《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載于《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6期，第2頁。

[23] 齊璜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傳》，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1962年，第72頁。

[24] 齊白石在回憶中不提其它畫作形式，單以扇面舉例，是有著一定歷史淵源的。扇面在民國時期市場需求量較大。一柄名家所繪扇面，代表了持扇人的身份與品味，揮扇祛暑的同時又能展現風雅情懷。因此當時講求雅致的文人學者或附庸風雅的達官顯貴對于扇面均有所好。畫家的潤例中大多也都有扇面價格標出，即是這種市場供求關系的體現。鄭逸梅曾回憶：“從前的人們，把畫來代表人格的，入其室，丹青四壁，盡為名家超逸之筆，這個主人襟懷的雅淡，也就可想而知。還有折扇在握，攜筆出門，在揮扇時候，人們瞧到了丹青名家署款，便知道這個人是很有來歷的，便不敢來欺負你、侮辱你，無形中省卻了很多麻煩。”（鄭逸梅《國畫談》，1934年1月18日）因這股風氣使然，以致當時有些購求畫扇面的廣告都顯得雅致非常：“鄭虔三絕，首重丹青。米芾一家，專攻水墨。足下傳神阿堵，不讓古人。逖聽下風，久仰聲譽。茲值東君已去，赤帝司晨，非清涼公子，不足以驅酷熱。奉上素紈一面，乞賜數筆，一揮可就。聊試君風雨之毫，五日為期，莫負我云霓之望。”（載于《學生文藝叢刊》，1925年第4期）

[25] 選編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農商（二）》，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1991年，第891—1097頁。

[26] 王中秀：《歷史的失憶與失憶的歷史——潤例試解讀》，載于《新美術》，2004年第2期。

[27] 胡佩衡：《繪事答問》，載于《湖社月刊》，第51期，第2頁。

[28]《己未日記》，第12頁。

[29] 張次溪：《齊白石的一生》，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2004年，第247頁。

[30]《余紹宋書畫論叢》，第227頁。

[31] 陸丹林：《吳昌碩與齊白石》，載于《永安月刊》1949年第118期。

[32]陸丹林：《吳昌碩與齊白石》，載于《永安月刊》1949年第118期。

[33] 《壬戌紀事》，第29—30頁。載于王明明主編：《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文化藝術出版社，北京，2010年。

[34] 《中華周刊》，1945年第11期。

[35] 齊白石所繪《歸帆圖》，載于《北洋畫報》1927年第98期。

[36] 黎錦熙、胡適、鄧廣銘編著：《齊白石年譜》，商務印書館，上海，1949年，第32頁。

[37] 畫面題記云：“方伯務非余門人也，然所作畫嘗呈余論定，自去年五、六月間，絕跡不見，余以為將自大；聞伯務沒世，余始聞不作畫年余矣。丁卯秋八月，伯務親屬持此請余題，余記之，白石。”史樹青：《方伯務烈士及其作品》，載于《美術》，1957年第4期。

[38] 徐伯陽、金山合編：《徐悲鴻年譜》，藝術家出版社，臺北，1991年，第55頁。

[39] 1927年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一零二次會議上，通過蔡元培代表教育行政委員會的提案，決定教育行政制度采用大學院制，并試行大學區制。這一學制仿效法國教育制度，每個大學區以一所大學作為教育體系領導全局。北京為北平大學區，以北平大學之名統領北京地區的國立九校。因而此時雖然由徐悲鴻執掌國立藝專，但齊白石的聘書卻是以國立北平大學校長的名義頒發。有關北京國立大學此時期合并的來龍去脈，可參看許小青：《北伐前后北京的國立大學合并風潮（1925—1929）》，載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40] 王明明主編：《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綜合卷》，文化藝術出版社，北京，2010年，第353頁。本文有關齊白石聘書圖片均選自《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綜合卷》。

[41]《教育公報》，1933年第五卷第47—48期，第16頁。

[42] 一月下旬，徐悲鴻離北平前向齊白石辭行，得白石所繪《月下尋歸圖》，畫面為一穿長袍的老人，扶杖而行，面容抑郁，并題詩二首：（一）草廬三顧不容辭，何況雕蟲老畫師；海上清風明月滿，杖黎扶夢訪徐熙。（二）一朝不見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間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風吹。（《徐悲鴻年譜》，第58頁。）

[43] 參見《白石老人自傳》，第79頁。追憶了林風眠數次邀他任教時的情景。齊良遲《父親的教誨》，載于《藝術家》1987年第9期，第217頁。記載了嚴智開請齊白石執教時的狀況。雖然回憶錄中的文字有著后天的渲染與杜撰成分，但是也可揣測齊白石當時接受教職的心態。

[44] 王震編著：《徐悲鴻年譜長編》，上海畫報出版社，上海，2006年，第72頁。

[45] 參見王工、趙昔、趙友慈：《中央美術學院簡史》，載于《美術研究》1988年第4期。

[46] 王明明主編：《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綜合卷》，第317頁。

[47] 王森然：《齊白石先生評傳（上）》，載于《中國公論》，1940年第2卷第6期，第81頁。

[48] 徐悲鴻早在1919年留學法國時，即與留學瑞士學習音樂的楊仲子交往頗多。徐曾一度居住于洛桑楊仲子處，互有書畫唱和。（《徐悲鴻年譜》，第32頁）

[49] 斐西：《齊白石之女侍者》，載于《老實話》1934年第45期。

[50] 祝捷：《中央美術學院前身歷史沿革年表（1918—1949）》，載于《美術研究》2009年第1期。

[51] 《松鷹》題記，中央美術學院藏。

[52] 齊白石：《丙子雜記》，載于《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第197頁。

[53] 本文所引國立北平藝專教職員表及薪資表等名冊檔案均收藏于中央美術學院檔案室。

[54]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甲申 有“答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函云：“頃接藝術專科學校通知條，言配給門頭溝煤事。白石非貴校之教職員。貴校之通知誤矣。先生可查明作罷論為是[卅三年六月七日]。”（《齊白石年譜》，第39頁）

[55] 齊白石：《白石狀略》，載于《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 手稿卷》，第271頁。

[56] 此段關于1949年軍管會接管國立北平藝專的細節陳述轉引自華天雪：《徐悲鴻的一九四九》，載于《美術史：拓展與深入——第六屆全國高等院校美術史學年會論文集（上）》，第六屆全國高等美術史學年會組委會、中央美術學院編，2012年11月。

[57]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第266頁。

[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載于《天津市政》1950年第15期。

[59] 根據當時文化部各級干部平均工資表，教授為550分；副教授495.5分；講師355.6分；研究員237.9分；一級藝術干部447.1分；特級藝術干部分為四等：一等760分，二等675分，三等591分，四等507分。相關工資分數據引自殷雙喜：《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紀念碑研究》，河北美術出版社，石家莊，2006年，第218—219頁。關于1949年前后政府分配制度問題可參看楊奎松《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新中國建立前后黨政人員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載于《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