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23日,北京一間慘白的病房里,空氣像凝固了一樣。
75歲的李瑞年躺在那兒,人已經不行了,連呼吸都扯著風箱似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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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李蒂雅哭成了淚人,湊到老爺子嘴邊,只聽見他翻來覆去念叨著一個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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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他留給這世界的最后一個動靜。
直到咽氣,這老頭的眼神都沒往親人身上落哪怕一下,死死盯著天花板的某個角落,好像那兒藏著什么驚世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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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情的人看見這一幕,肯定得罵一句這老頭冷血,或者是畫畫畫瘋了。
但只要把他的檔案袋打開,看看他那硬得硌牙的背景,你就會知道:這哪里是冷血,這是他在用最后一口氣,跟那個差點把他腐蝕掉的“富貴溫柔鄉”徹底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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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想到,這個大冬天在什剎海凍得哆哆嗦嗦寫生、穿著一身顏料漬舊衣裳的倔老頭,手里其實攥著一副民國頂級的“王炸”。
1910年,李瑞年出生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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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媽是當時“天津八大家”之首韓家的大小姐,光這出身就夠他在天津衛橫著走了。
但這還不算完,真正讓人要把下巴驚掉的,是他那個豪華到不真實的“姨夫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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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姨夫是清華終身校長梅貽琦,那句“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就是這位爺說的;七姨夫更猛,是抗戰時把日軍打得沒脾氣、被美軍叫作“常勝將軍”的衛立煌。
在這個拼爹拼關系的世道,李瑞年只要稍微動動嘴,金山銀山那是想要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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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人就是個異類,或者說,他骨子里遺傳了梅貽琦那種窮酸的傲氣。
當年梅貽琦為了給教授發工資,自己砍了一半薪水,堂堂校長夫人得去擺攤賣米糕;衛立煌也是草根出身,剛正得不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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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年把這種“自虐”學了個十成十。
23歲那年,他一腳踢開家里的金鋪路石,只身跑到比利時學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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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魯塞爾,為了省錢買顏料,他專門趕晚市去撿肉鋪不要的豬蹄子啃。
那會兒他寧可啃骨頭,也不愿意往家里寫一封要錢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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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主動找罪受的勁頭,讓他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那個年代最“硬核”的留學生。
后來他考進巴黎美院,那是徐悲鴻、林風眠待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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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有點路子的都忙著往國外潤,李瑞年卻干了件“逆行”的事兒:回國。
從武漢跑到長沙,又跑到重慶,一路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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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重慶沙坪壩,他碰上了徐悲鴻。
那陣子的重慶,天上全是陰霾,地上全是難民,但在沙坪壩的小院里,藝術這把火燒得比炸彈還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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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年和徐悲鴻,兩人經常聊通宵。
雖然李瑞年自稱是徐悲鴻的“助教”,但在徐大悲鴻眼里,這小伙子的風景油畫已經是國內天花板級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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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有回在大街上撞見李瑞年,看他一手扛畫架、一手提畫箱,渾身臟得像個逃荒的,心疼得直勸他改行算球。
可再一看李瑞年臉上那種癡迷的笑,傅抱石把話咽回去了——這人沒救了,他把自己祭獻給畫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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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李瑞年辦了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婚禮。
這一天,如果不看新郎新娘,光看那個嘉賓名單,簡直就是把后來的嘉德、保利拍賣行目錄給活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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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婚人是衛立煌夫婦,底下站著觀禮的,是徐悲鴻、趙無極、林風眠、李可染、蔣碧薇。
隨便拎出來一個名字,現在都能換北京一套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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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給他們牽婚紗的花童,是常書鴻的一雙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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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門兒清,這些熱鬧都是虛的,只有回到那個九平米的小黑屋,面對畫布的時候,他才是李瑞年。
建國后,他住在北京大雅寶胡同,那是著名的大師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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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拉琴,黃永玉唱戲,院子里熱鬧得像過年,但他永遠是那個游離在熱鬧之外的怪人。
到了晚年住在什剎海,冬天屋里只有七八度,他也像個苦行僧一樣在二樓畫室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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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藝術有多虔誠,對家人就有多“殘忍”。
女兒李蒂雅后來也學畫,覺得太苦了找老爹哭訴,結果李瑞年臉一沉,冷冰冰地扔過去一句:“要是不情愿,趁早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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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像鞭子一樣抽在女兒心上。
其實他不是不心疼閨女,他是太知道這條路有多黑、多難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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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用最冷酷的方式告訴女兒:搞藝術不是請客吃飯,是要扒層皮的。
這種偏執,贏得了同行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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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兆和病重的時候本來誰都不見,一聽李瑞年來訪,硬是撐著聊了一上午。
兩人約好下次再聚,誰知道老天爺開了個大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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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看著身體倍兒棒、還在擠公交車去上課的老頭,竟然比病床上的蔣兆和先走了。
1985年7月,剛參加完徐悲鴻誕辰90周年紀念活動,李瑞年突然倒下了。
住院期間,他還讓女兒把書和卡片搬到病房。
彌留之際,他放不下的不是什么榮華富貴,而是還沒畫完的畫,還有那個才兩歲多的小孫女。
小孫女在公用電話里奶聲奶氣地說:“爺爺,院子里的花開了,我給你帶花去。”
這句童言,成了他這輩子聽到的最后一點暖意。
花還沒送到,人就沒了。
就在他走的那年,當年的證婚人、他的七姨也跟著走了。
他在院子里精心養的那架金銀藤,像是通了人性,主人一死,立馬跟著枯萎,一片葉子都沒留。
徐悲鴻說他是“中國油畫風景第一人”,這不僅僅是夸技術,更是敬他的人格。
在那個大時代,有人追權,有人逐利,只有李瑞年,把一手好牌扔了,轉身走進荒野去畫一棵樹、一塊石頭。
李瑞年走的時候是下午,那天的陽光特別刺眼,他沒能等到孫女的花,享年75歲。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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