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德關系就像一位嚴謹的導師,帶著一個勤奮的學生。
中國人刻苦學習德國的精密制造,篤信德國的“工匠精神”,甚至連職業教育模式都在極力模仿。
但在2026年的初春,一位德國記者在中國的旅途中時,他發現,中國人這種仰視的目光,正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平視、甚至略帶焦急的催促。
這位記者名叫亞歷山大·德爾蓋(Alexander Dergay),他最近來了趟中國。
德爾蓋沒有選擇慣常的北上廣深路線,而是選擇了深入到中國的腹地,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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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搖晃的大巴車上,德爾蓋遇到了一位會說德語的中國導游。
他是河南人、靠自學德語改變了命運。
他用一種近乎殘酷的坦誠告訴德爾蓋:“我想你們德國人是睡著了,雖然現在似乎有點醒了。但你們過去總覺得現狀已經足夠好,不可能更好了,這就是問題的開始。”
這番話讓德爾蓋陷入了沉思。
在德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讓德國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有了保障。而這種安逸,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奮斗的緊迫感。
但在中國,尤其是在擁有近一億人口的河南,這里的生存邏輯完全不同。
那位導游輕描淡寫地補充道:“在河南,沒人指望靠失業金過日子。想要什么,我們必須自己去掙。除了出身無法選擇,其他的路都要靠自己走。”
德爾蓋形容,河南人這種“不指望兜底”的生存哲學,在西方人看來或許是殘酷的,但在資源貧瘠的中原腹地,它卻轉化成了驚人的生產效率。
德爾蓋意識到,在中國,有一個龐大的群體,為了生存和階層躍升,愿意付出超乎想象的努力。
這種集體性的“對自己狠,逼自己卷”,構成了中國經濟韌性最堅硬的底層邏輯。
德爾蓋在他的報道中提到,在改革開放初期,河南曾是被遺忘的中國腹地,當地的年輕人像潮水一樣涌向沿海發達地區。
但如今,潮水開始回流了。
在鄭州,數十萬工人在晝夜不息地組裝智能手機;滿載貨物的中歐班列從這里出發,一路向西,直到德國漢堡。
曾經,德國是汽車工業的絕對權威,而中國只是最早的市場。
如今,河南正在成為新能源汽車和電池制造的重鎮,那些曾經仰望德國技術的中國工程師,正在重新定義什么叫“造車速度”。
德爾蓋者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在歐洲政客還在爭論是否要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時,中國內陸的生產線已經完成了新一輪的迭代。
這種速度,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卷”出來的。
如果說產業升級是宏觀的“卷”,那么家庭資產的焦慮則是微觀的“狠”。
德爾蓋在上海遇見了一位當地阿姨,她折射出的中國式家庭結構,讓他這個德國人感到既困惑,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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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上海阿姨擁有一套價值約125萬歐元的房產,在歐洲,這已經足以讓一個歐洲人過上優渥的退休生活了。
但她不敢把這處房產賣了,也不敢停下來稍微歇一歇。
因為她還有個兒子要操心。
德爾蓋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在中國式的家庭契約里,父母的使命感往往會延續到子女成家立業之后。
房子不僅是居住空間,更是婚姻的入場券,是孫輩起跑線的保障。
這讓德爾蓋非常驚訝,因為他發現中國人的勤奮,并非只為了自己的享樂,它更多是一種代際責任的傳遞。
那位阿姨在采訪中提到了一件事情。
她兒子上學時曾因為不習慣蹲便器,而一度憋了一整天。
在今天的中國,這被視作年輕一代生活條件優越的象征。雖然每一代中國人都比上一代中國人更“嬌氣”,但當這一代年輕人步入社會,面對每平米10萬元的房價的時候,他們所承受的精神壓力,絲毫不亞于他們的父輩扛水泥袋的肉體重負。
德爾蓋認為,正是這種“為了下一代所以必須此時此刻拼命”的緊迫感,所以才讓中國社會始終保持著一種“高壓下的活力”。
雖然西方媒體總習慣將中國描繪成鐵板一塊的龐然大物,但在河南的廣場上,德爾蓋卻看到了中國人更加復雜的一面。
每當夜幕降臨,廣場舞的音樂便會響起。
當地老百姓在這里釋放壓力、建立連接。在震耳欲聾的音樂聲和整齊劃一的舞步間,也夾雜著關于國際局勢的竊竊私語。
德爾蓋在跳廣場舞的人群里頭遇見了一位老人,他和他激動地談論著俄烏局勢,言辭激烈,而它身旁的妻子則立刻笑著捂住了他的嘴,用一句“別聽我們家老頭子瞎說”化解了尷尬。
這一幕讓德爾蓋十分感慨,因為它打破了西方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中國并非沒有多元的聲音,只是中國的老百姓有著自己獨特的生存智慧。
他們知道界限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在宏大政治與柴米油鹽之間尋找平衡。
14億中國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算盤,有自己的觀點,也有自己的無奈。
但當所有這些個體的欲望匯聚在一起的時候,就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洪流。
在文章的最后,德爾蓋并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而是留下了一長串的感嘆號。
在他看來,所謂的“中國威脅”,在微觀層面,其實是一個個具體的中國人想要過上好日子的樸素愿望。
為了這個愿望,中國人愿意忍受枯燥的流水線,愿意背負高額的房貸,愿意在激烈的競爭中不斷自我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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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恰恰是讓歐洲人感到惴惴不安的根源。
歐洲真正擔心的,不是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而是中國人這種為了生存和發展,可以在眼下犧牲享樂的意志力。
那位中國導游那句“德國睡著了”,在德爾蓋聽來不僅是對過去的告別,更是對未來的預警。
在全球化的競技場上,沒有誰能當永遠的導師。
如果一個擁有5000年歷史、習慣了在苦難中重生的民族,決定開始全速奔跑,那么歐洲所能能做的,也只有保持清醒,并嘗試跟上這種從未有過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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