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華：自洗錢入罪范圍的目的性限縮 | 政法論壇202601

【作者】彭文華（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證據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授）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政法論壇》2026年第1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刑法的目的解釋，要求解釋工作遵循刑法規范背后的目的規則。刑法解釋的目的性限縮是指根據規范目的對刑法條文中的文本含義加以限制、縮略的解釋方法。為了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目的解釋只能限縮而不能擴張。對自洗錢犯罪進行目的性限縮的正當化根據，在于自洗錢犯罪與事后不可罰行為存在本質不同，需要排除對事后不可罰行為的定罪處罰，維系自洗錢入罪的正當化與合理化。自洗錢犯罪的目的性限縮需要遵循“有意規則”與“識別規則”。對于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如果上游犯罪本犯通過金融系統或金融市場進行實質性運作、流轉，致使其非法來源和性質發生根本變化乃至于披上“合法”外衣的，應認定為自洗錢犯罪。如果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只是單純地進入金融系統或金融市場進行流轉，并未切斷與上游犯罪的聯系，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

關鍵詞：洗錢罪；自洗錢犯罪；事后不可罰行為；有意規則；識別規則

目次 一、刑法的目的解釋與刑法解釋的目的性限縮出 二、自洗錢犯罪的行為范疇及其目的性限縮的正當化根據 三、自洗錢犯罪的限縮規則及其行為范疇的厘定 結語

根據2024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洗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規定，自洗錢是指為掩飾、隱瞞本人實施《刑法》第191條規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實施該條第1款規定的洗錢行為。對于該規定，若只從文義上進行概括地理解和適用，可能會不當擴張自洗錢的犯罪圈。立足于刑法解釋的目的性限縮，對自洗錢的入罪范圍加以合目的性限制，能厘清自洗錢的犯罪與事后不可罰行為的界限，從而確定自洗錢行為的入罪范疇與邊界。

一

刑法的目的解釋與刑法解釋的目的性限縮出

根據不同的標準和方法，可以將刑法解釋分為不同的類型，目的解釋是其中最基本的類型。在罪刑法定原則的框架內，對刑法進行的目的解釋只能是限縮而非擴張。

（一）刑法的目的解釋概述

“對于刑法理論而言，其立足點顯然是刑法規范，歸宿則是司法實踐?！毙谭ń忉屢彩侨绱耍⒆阌谛谭ㄒ幏妒腔疽?，指導刑事司法實踐是其歸宿。刑法解釋通常有兩種最基本的方法：一是文義解釋。其基本要求是遵守刑法規范的明文規則，以刑法條文中的概念、術語以及標點符號等為基礎，對刑法規范進行樸素、平實的字面釋義。二是目的解釋。其基本要求是遵循刑法規范背后的目的規則，立足于文本并盡可能地在文本含義內進行合目的性解釋?！拔谋竞荜P鍵，它有自己獨立的影響。記住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人們可能會試圖以過于雄心勃勃，甚至是愚蠢的方式使用有目的的方法。”

目的解釋能突破文義解釋的形式化、機械化約束，使刑法解釋能夠順利實現刑法目的。例如，《刑法》第49條有關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的規定中，“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從文義上理解是指法庭對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判決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有關答復中，將在羈押受審時已是孕婦的也解釋為“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這種解釋就屬于目的解釋。這是因為，雖然《刑法》第49條規定保護的是“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若不將“羈押受審時”包含在內，而是根據純粹的文本含義對“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作文義解釋，就可能導致孕婦的羈押受審時間被人為延長，乃至于懷孕的婦女在審判前可能遭致流產或者分娩等，致使“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成為一紙空文，背離刑法保護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的目的。只有將“羈押受審時”解釋為包含在“審判的時候”之中，才能更有效地實現對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的保護，有利于實現刑法目的。

對刑法規范進行目的解釋具有如下功能和作用：一是使刑法服務于國家目的和社會目的?！巴ㄟ^向目的與合目的性的復歸，刑罰同時從正義這一特殊的法律理念框架中凸顯出來，以便能夠服務于國家目的和社會目的?！倍菫樾谭ń忉尨_定正當、理性的指引?！斑@一解釋方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它以成功追求規范目的意義上的合乎事理為指向?！比蔷S系刑法的確定性。因用語的模糊以及主體的認知差異，可能導致人們在對刑法規范進行解釋時出現分歧。而有目的的法律解釋模式，可以防止具有潛在破壞性后果的不一致結論。四是保障刑法的權威性。一般認為，目的解釋往往被認為是能夠產生法律權威的解釋?！耙粋€人，只有當他是按照那些促使法律創制者制定這項法律的理由行事時，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他才是在按照法律的權威行事?！?/p>

刑法的目的解釋可以分為主觀的目的解釋和客觀的目的解釋。對于制定法而言，盡管立法者的意志也能滿足一定的正當性與正義感，但由于立法者的組成相對復雜，且他們的意圖具有多元化或者可變性，因而主觀的目的解釋遭到不少質疑?！靶谭ń忉尣皇亲穯柫⒎ㄕ叩脑?，而是探究法律文本的真實含義。”客觀的目的解釋具有相對的確定性和可預知性，因而獲得越來越廣泛的認同。人們原則上也越來越接受這樣的理念，即有目的的解釋應基于立法的客觀理由，而非議會或政府的主觀意圖。德國學者拉倫茨認為，客觀目的論解釋的標準源自法的客觀目的，尤其源自正義思想，在針對根據法秩序評價為同類事項或具有相同性質的事物進行相同處理方面，其意義尤為重要。

（二）罪刑法定視野下刑法解釋的目的性限縮

刑法解釋的目的性限縮，是指根據規范目的對刑法條文的文本含義加以限制、縮略的解釋。例如，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2條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痹摻忉尡闶菍挝环缸锏哪康男韵蘅s。刑法規定單位犯罪是因為其不同于自然人犯罪，需要在定罪量刑上加以區別。而該規定所涉及的單位犯罪本質上與自然人犯罪沒有區別，雖然利用單位實施犯罪卻并無單位犯罪之實，因而有必要通過目的性限縮將之排除在單位犯罪之外。目的性限縮是相對于刑法規范的文本及其含義而言的。如果沒有成文的刑法規范，或者說刑法規范的用語相對模糊、具有評估色彩，那么對刑法進行的解釋很難稱得上是限縮解釋。如果存在成文刑法或者刑法規范具有明確性要求，那么對刑法規范進行目的性限縮是必要的，而且這種限縮解釋屬于客觀的目的論解釋。

英美法系國家通常沒有成文刑法典，與刑事處罰相關的制定法及其文本、概念以及術語等，具有相對的模糊性。刑法的文本含義越是模糊，目的解釋就越容易抽象化、概括化，其確定性、客觀性就越差?！俺橄蟮哪康慕忉屢虿蛔⒅匾幖s的文字而受到嚴重批評，這既危及法律確定性，也危及該方法的憲法合法性?！痹谶@樣的情況下，規約性差的刑法規范及其文本具有廣泛的操作空間，容易導致目的解釋呈現出不一致性與多元化傾向?！澳康男越忉尣粌H使我們從文本走向立法意圖，而且使我們遠離文本和立法意圖?！币岳硇浴⒄數葍r值為指導，通過嚴格的程序來保障解釋的合理性以實現實質正義，就成為刑法解釋的不懈追求。

大陸法系國家對刑法及其概念、術語等要求不同于英美法系國家。受罪刑法定原則制約，刑法規范及其文本含義應當盡可能明晰、確定，旨在維護刑法的安定性與可預測性，以實現刑法的社會秩序維護與人權保障機能。根據明確性原則，刑法的文本內容、概念以及術語等要盡量避免模糊，對犯罪、具體的構成要件要素及其刑種、刑度等規定要明確、具體。受罪刑法定主義以及明確性原則制約，任何刑法解釋都不能突破刑法的文本含義，只能在其范疇內進行合目的性的解讀與釋義。就規范目的與規范、刑法解釋的目的性限縮三者關系而言，規范目的無疑居于引領地位，規范及其解釋的目的性限縮是實現規范目的的保障。缺乏規范及其文本制約，目的性限縮將走向抽象化、概括化。沒有合目的性的限縮解釋，即使刑法規范明確、具體，罪刑適用也難以逃脫被架空的命運，貫徹罪刑法定原則也就無從談起。

我國刑法奉行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第3條規定的基本原則。根據該原則，刑法通過明確、具體的條款與文本，為目的解釋套上“枷鎖”，避免其如“脫韁野馬”那樣逃逸出規范的“家園”。受罪刑法定原則制約，刑法解釋不能突破刑法規范及其文本的射程，這也意味著目的解釋只能限縮而不能擴張，因為后者會導致刑法解釋突破刑法規范及其文本的范疇?！霸谛谭ㄟm用中由于受到罪刑法定原則的限制，則不得采用目的性擴張解釋的方法。因為在刑法中采用目的性擴張解釋，就會將刑罰處罰的觸須伸向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將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予以入罪，因而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痹谧镄谭ǘǖ目蚣芟?，刑法解釋與規范目的是相輔相成的：規范目的確立了刑法解釋的外部邊界，限定了刑法解釋的目標和方向；刑法解釋在規范目的確定的界限內為罪刑適用定向，以實現罪刑的正當化與合理化。

二

自洗錢犯罪的行為范疇及其目的性限縮的正當化根據

掩飾、隱瞞上游犯罪所得及其產生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范疇較為寬泛，能夠成立自洗錢犯罪的只是其中的部分行為。如果不對其入罪范疇加以限縮，將導致不恰當地擴張自洗錢犯罪的范疇，影響定罪量刑的公平、公正。

（一）自洗錢的行為范疇及其入罪的學理省思

洗錢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洗錢是指一切掩飾、隱瞞特定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狹義上的洗錢是指通過金融系統或者借助金融手段實施的掩飾、隱瞞特定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刑法》第191條規定的洗錢罪屬于狹義的洗錢，在性質上屬于侵犯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洗錢可以由上游犯罪的本犯實施，也可以由上游犯罪之外的其他人實施。所謂自洗錢，顧名思義，是指自己給自己洗錢，即上游犯罪本犯通過金融系統或者借助金融手段等，掩飾、隱瞞上游犯罪所得及其產生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由于自洗錢的主體是上游犯罪本犯，因而其入罪范疇要較一般洗錢小。

從理論上講，凡是上游犯罪本犯通過金融系統或者借助金融手段等對上游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加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等，均屬于自洗錢行為。例如，將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直接用于購買金融產品、投資金融理財的；將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混入合法收益中，并通過專門賬戶走賬進入流通市場的，也屬于自洗錢行為，等等。自洗錢行為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為有所不同。根據《刑法》第312條規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為是指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行為，強調的是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掩飾、隱瞞，而非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掩飾、隱瞞。并且，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不一定要通過金融系統或者借助金融手段等實施。可見，就范疇而言，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為遠較洗錢或自洗錢行為寬泛。

自洗錢入罪后，如何解決洗錢罪打擊自洗錢行為違背刑法不可罰的事后行為的法理，成為洗錢罪修改后面臨的新問題之一。這是因為，對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加以掩飾、隱瞞的行為，屬于上游犯罪的事后行為。對這種事后行為是否進行處罰，關涉犯罪競合中的事后不可罰行為及其理論根據，以及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等相關問題。眾所周知，若將自洗錢認定為上游犯罪的事后行為，那么就不應該對之進行單獨的定罪量刑，否則便違背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如果自洗錢入罪后承認其屬于獨立犯罪，就意味著對上游犯罪的事后行為進行單獨處罰，這似乎與不得處罰事后不可罰的行為相矛盾。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有的判例將上游犯罪行為中的不可罰行為予以單獨評價，有的判例將上游犯罪行為中刑法意義上的一行為進行了拆分，將復合行為中的單個行為予以不同性質的評價。那么，自洗錢入罪后據以單獨定罪量刑的理論依據何在？要想厘清這一點，需要對事后不可罰行為的基本特征及其成立范疇等加以深入剖析，這是厘定自洗錢犯罪行為范疇的基礎，也是對自洗錢犯罪進行目的性限縮的根據。

（二）事后不可罰行為的基本特征

事后行為的范疇非常寬泛，并非所有的事后行為均屬于事后不可罰行為。刑法中的事后不可罰行為有其獨特的含義與基本特征，在司法實踐中也有自己獨特的形態，應當避免將之與事后可罰行為相混淆。

1.事后不可罰行為的本質特征

事后不可罰行為又稱不可罰的事后行為、共罰的事后行為，是指犯罪完成之后伴隨于該犯罪的違法狀態持續中的，通常被該違法狀態中的行為所包含，且已經被該犯罪的構成要件評價完畢的行為。學界公認的事后不可罰行為的本質特征是其沒有侵犯新法益。如日本學者高橋則夫就指出，事后行為另外侵犯了新法益，就構成別的犯罪。那么，如何理解沒有侵犯新法益呢？對此，有學者提出本質性擴大說，認為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有責的行為的后續行為沒有對已形成的法益侵害造成本質性擴大，就沒有侵害新法益。另有學者主張超量說，認為“事后行為要與主要犯罪的保護法益相同或不可超出侵害的量?！背空f的問題在于，如果認為妨礙司法秩序屬于超量的話，那么事后不可罰行為侵犯的法益就不可能不超量，因為洗錢必然會妨害司法秩序。

筆者贊同本質性擴大說。所謂沒有侵犯新法益，是指所侵犯法益沒有超出原（上游犯罪侵犯的）法益的射程范圍，即事后行為所侵犯的法益完全在上游犯罪所侵犯法益的范疇之內，或者說為上游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所包含、通融。正因事后不可罰行為所侵犯法益沒有超出原法益所能包含、通融的射程范圍，因而刑法對其評價包含于對上游犯罪的評價中，無需另行定罪處罰。反之，則表明對其評價不能包含于對上游犯罪的評價之中，對之進行獨立的定罪量刑理所當然。總而言之，洗錢行為即使侵犯了其他法益，只要能為上游犯罪侵犯的法益包含、通融，乃至于可以進行一體化評價，就應認定為沒有侵犯新法益。

2.事后不可罰行為的法律特征

事后不可罰行為侵犯的法益沒有超出原法益的射程范圍，表明其與上游犯罪行為之間存在緊密關系，這種關系是其法律特征的體現。學界對于事后不可罰行為與上游犯罪行為之間的關系，主要存在以下不同意見：一是附隨行為說。如有學者指出，“如果犯罪整體的不法之重心明顯在于事前行為上，那么，共罰的事后行為這一犯罪的實施便不再可罰?！辈环ǖ闹匦拿黠@在于事前行為，表明共罰的事后行為屬于事前行為的附隨行為。二是保障行為說。如有學者認為，當不法結果被一行為實現而被另一行為確保時，不能對兩個行為分別量刑，因為這樣將導致不法結果被重復評價。三是次要行為說。如有學者認為，“不可罰的事后行為是指作為主要犯罪成立以后的行為，雖然在外觀上是犯罪行為但因為其當然包含于主要犯罪行為的內容，不另行成立犯罪的行為?！彼氖墙Y果行為說。即認為“屬于結果的犯罪事實為屬于原因的犯罪的刑罰所吸收的，稱為共罰的事后行為?！?/p>

客觀地說，無論是附隨行為、保障行為、次要行為還是結果行為，均無實質性不同。附隨行為是針對事物發展、演進的規律而言的，預示著事后不可罰行為屬于上游犯罪實施完畢后自然而然的連貫性舉動；保障行為、結果行為是從情理和道義的立場來審視的，表明事后不可罰行為是上游犯罪之合乎規律的后續、結局性的承繼行為；所謂次要行為是立足于行為的作用或者性質來說的，揭露了事后不可罰行為相對于上游犯罪屬于次要、輔助性的行為?？傊?，事后不可罰行為屬于上游犯罪自然而然、合乎規律或情理的連貫性、承繼性行為。正因如此，事后不可罰行為所侵犯的法益以及造成的損害，并未脫離上游犯罪的可預見和可評估的法益損害框架，或者說能夠為上游犯罪侵犯的法益所包容、吸納，這使得其無論在法理、情理還是在道義上均可不作獨立評價，也就沒有必要另行定罪處罰。

從各國有關判例來看，對事后不可罰行為的認定還是有共識的。例如，德國判例所公認的事后不可罰行為是保障性欺騙或者欺騙性保障。前者是指為了掩蓋財產犯罪而進行的欺騙，如在前來查詢的所有權人面前否認對財物的占有；后者是指以保障所有權為前提而欺騙性地出售所獲財物。顯然，不管是為掩蓋犯罪而進行欺騙還是以保障所有權為前提而欺騙性地出售財物，從情理和道義上看屬于合乎規律、理所當然的承繼行為。在日本，通常認為損壞或者消費所盜贓物屬于事后不可罰行為。這是因為，行為人損壞或者消費贓物等屬于盜竊完成后對贓物加以處理的繼續行為，其在情理上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即使符合其他犯罪的構成特征，也應該從盜竊罪的違法性側面進行概括性評價。

（三）自洗錢犯罪目的性限縮的正當化根據

從我國刑法有關洗錢罪的規定來看，其侵犯的法益無疑是較為復雜的。如有學者認為，“自我洗錢行為不僅妨害司法而且破壞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具有獨立于上游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對其獨立定罪處罰具有正當性?！比绻麅H就洗錢罪侵犯的法益而言，這兩種觀點均有其可取之處。但是，站在自洗錢與事后不可罰行為界分的立場，審視自洗錢侵犯的新法益，則堅持上述觀點容易將事后不可罰行為與事后可罰行為相混淆。這是因為，無論是自洗錢還是他洗錢，也不管是事后不可罰行為還是事后可罰行為，只要是掩飾、隱瞞犯罪及其所得，均會逃避司法機關追查或者說妨害司法秩序。同時，事后不可罰行為也會妨害被害人返還請求權或者侵害國家的經濟利益?？梢?，妨害司法秩序以及妨礙被害人返還請求權或者侵害國家的經濟利益，完全能夠為上游犯罪所侵犯法益包含、通融，因而均不能認定為新法益。

筆者認為，根據《刑法》第191條規定，洗錢犯罪屬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相對于上游犯罪，洗錢罪侵犯的新法益只能是金融管理秩序。事實上，洗錢對經濟的犯罪污染具有倍數效應，能促使犯罪分子將非法收入轉化為購買力。作為一種不公平競爭行為，自洗錢被認定為犯罪是為了凍結本犯手中的利潤，以防止被進一步用于危害甚至破壞“經濟秩序”的攻擊性用途。這也是刑法將洗錢罪定性為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內在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刑法規定的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共有七類，即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以及金融詐騙犯罪。對于前五類犯罪侵犯的法益而言，將洗錢罪侵犯的金融管理秩序法益稱為新法益不難理解。而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與金融詐騙犯罪侵犯的法益本身就是金融管理秩序或者包含金融管理秩序，這兩類犯罪的自洗錢要想獨立成罪，所侵犯法益必須是這兩類犯罪侵犯的金融管理制度或者秩序之外的其他金融管理秩序，這在認定自洗錢犯罪時需要特別注意。

厘清自洗錢犯罪侵犯的新法益后，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要對自洗錢犯罪進行目的性限縮。這是因為，《刑法》第191條規定的五種洗錢罪行為并非都能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只有加以目的性限縮，才能避免對事后不可罰行為進行重復評價。有學者認為如果事后行為處于法定上游犯罪實施后的“物理反應”之自然延伸狀態，本犯并沒有對其實施動態的“漂白”行為，屬于事后不可罰行為；如果法定上游犯罪的本犯實施上游行為又對“黑錢”實施動態的“漂白”行為，致使犯罪所得和犯罪收益呈現出“化學反應”，切斷了其來源和性質，應定性為洗錢行為。該觀點主張將上游犯罪的“物理反應”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其目的也是對自洗錢入罪加以目的性限縮?？傊?，由于自洗錢犯罪與事后不可罰行為存在本質不同，對自洗錢入罪加以目的性限縮以便將事后不可罰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對維系自洗錢入罪的正當與理性至關重要。

三

自洗錢犯罪的限縮規則及其行為范疇的厘定

對自洗錢入罪加以目的性限縮，需要確定限縮的方法。在此基礎上，以《刑法》第191條規定的五種行為方式為基礎，同時結合事后可罰行為的構成特征，將其中的事后不可罰行為排除在自洗錢行為之外，并確定自洗錢犯罪當罰的行為范疇。

（一）自洗錢犯罪的限縮規則

不處罰事后不可罰行為對所有犯罪都一樣，對洗錢行為的上游犯罪也不例外。從世界各國情況來看，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上游犯罪的事后行為不可能不加甄別地一律認定為自洗錢犯罪。即使立法對廣義的自洗錢有明確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也不可能做到一律以洗錢罪論處。例如，《荷蘭刑法》第420條之二規定的自洗錢包括所有形式的自洗錢，即獲得或擁有嫌疑犯自己的犯罪活動所得的財產均可構成。但為了防止處罰事后不可罰行為，荷蘭最高法院一再強調，根據《荷蘭刑法》第420條之二，僅僅獲得或擁有個人犯罪所得不能被視為自洗錢。問題在于：既然需要限縮自洗錢的行為范疇，那么如何限制或者說通過何種方法限制自洗錢的行為范疇呢？對此，各國做法不盡相同。

意大利和瑞士等國刑法則采取“識別規則”，即以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非法來源和性質能否識別，作為界定自洗錢和事后不可罰行為的標準。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48條之三之一規定：“實施或共同實施犯罪，在經濟活動、金融、企業或投機活動中使用、替代、轉移源于實施這一犯罪的錢款、財物或其他利益的，以便阻礙對其犯罪來源的甄別的······”《瑞士刑法》第305條之二也強調洗錢的目的是阻礙對犯罪資產的來源識別、追蹤或沒收，其中犯罪資產是指上游犯罪的收益。還有學者以稅收犯罪的自洗錢為例，提出了“有意規則”。這一觀點指出稅務犯罪的實施有賴于欺詐行為，存在自洗錢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不能認為表現出足夠惡意的稅務犯罪行為人缺乏犯罪要素，否則會阻礙法理上解釋輪廓的包容性。芬蘭刑法典則采取“例外規則”，即如果洗錢行為的連續性和有計劃的性質構成全部罪行中最基本和最應受譴責的部分，則可以懲罰自洗錢。該規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有意規則”與“識別規則”的結合體。要求洗錢行為具有連續性和計劃性，這是“有意規則”的體現；強調“全部罪行中最基本和最應受譴責的部分”，表明洗錢已經脫離上游犯罪的射程，成為阻礙對犯罪收益進行有效識別的最應受譴責行為。

筆者贊同以“有意規則”與“識別規則”作為自洗錢犯罪與事后不可罰行為的界定標準，因為這樣做契合洗錢罪的本質特征。洗錢本意是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非法來源和性質，并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搖身一變”轉換成合法收益。一般來說，完整的洗錢通常包括三個階段：一是安置，即通過金融機構將資金轉移到合法來源，同時隱藏資金來源的過程；二是分層，具體涉及將資金分解成小筆交易，最終使它們難以被發現；三是整合，即將資金存入金融機構以求合法地償還給犯罪分子。其中，安置最為關鍵，它是抹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非法性并將之轉換成合法收益的關鍵環節；分層作為形式上的手段，起著固化非法收益之“合法性”的作用；整合作為最后的保障，能使非法收益以合法身份堂而皇之地流入交易市場。

我國刑法對洗錢罪的規定充分體現了“有意規則”與“識別規則”。《刑法》第191條規定的“為掩飾、隱瞞······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便是“有意規則”的具體體現，也是洗錢罪的目的要素。洗錢罪的目的要素是區分自洗錢與事后不可罰行為的主要依據之一，因為事后不可罰行為不要求具備該目的要素?！缎谭ā返?91條突出“掩飾、隱瞞······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并將洗錢犯罪定性為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可以認為是“識別規則”在我國刑法中的征表。這也意味著，并非掩飾、隱瞞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之來源和性質的一切事后行為，均可認定為自洗錢犯罪。只有將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通過金融機構進行實質性的轉換、變動，致使其得以進入金融系統并披上“合法”外衣，并可以融入金融市場進行“合法”流轉、融通，造成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行為，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

以“有意規則”與“識別規則”作為自洗錢入罪的判斷依據，能夠充分揭示洗錢罪的本質特征及其侵犯的法益，并能有效限制刑罰權的不當與過限發動。“法益保護，則是通過對侵害法益行為的制裁來限制國家刑罰權的適用保障公民的權利自由，所以自由刑法與法益概念緊密相連······”如上所述，洗錢罪侵犯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其本質特征在于通過金融系統或者借助金融手段等，掩飾、隱瞞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以阻礙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進行識別、追蹤或者沒收犯罪所得。理解這一點，就能將那些形式上看似自洗錢，而實質上并沒有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行為排除在自洗錢犯罪之外，以達到保障公民權利自由的目的。

（二）自洗錢犯罪行為范疇的厘定

自洗錢犯罪有其一般的識別規則，以之為據能厘定一般的自洗錢行為的成立范圍。對于《刑法》第191條規定的五種具體行為，如何認定自洗錢犯罪的成立范圍需要立足于一般的識別規則，同時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具體的自洗錢行為必須加以實質化判斷。

1.自洗錢犯罪的一般行為范疇

根據“有意規則”與“識別規則”，自洗錢獨立成罪需要具備有意性與不可識別性。前者是指行為人具有“為掩飾、隱瞞······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目的，后者是指造成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要具有不可識別性。“不可識別性”并非完全不能識別，而是指切斷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與上游犯罪的聯系，足以讓人難以識別其非法性乃至于認定為合法收益。當然，能否達到讓人不可識別的效果，不影響自洗錢入罪。

根據有意性，如果上游犯罪本犯早就自己開具交易賬戶，在實施上游犯罪后將非法收益例行化地存入先前賬戶，并沒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質和來源的，不能以自洗錢犯罪論處。根據不可識別性，如果上游犯罪本犯只是單純地獲得、占有或使用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難以切斷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與上游犯罪的聯系，則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非法性質和來源是可識別的，應認定為事后不可罰行為。換句話說，對于這種單純的獲得、占有或使用行為，人們能輕而易舉地發現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與上游犯罪的聯系，其非法性并非不可識別，因而不符合洗錢罪的本質特征，不能成立自洗錢犯罪。所謂單純地獲得、占有或使用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并不只限于從本犯處直接獲得、占有或使用，還包括從第三人處間接獲得、占有或使用，不能認為只要是間接獲得、占有或使用就構成自洗錢犯罪。

由上可知，學界有關自洗錢犯罪的某些觀點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有學者認為，如果行為人以消費為幌子，將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直接用于購買房產、投資金融資產、賭博揮霍等，意圖通過消費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構成自洗錢犯罪。筆者認為，直接用于購買房產、賭博揮霍等直接的消費行為，是典型的單純買賣、使用行為，并非不具有可識別性，難以破壞金融管理秩序，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至于直接用于投資金融資產，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直接投資金融資產只有攪亂犯罪收益的性質或來源的清晰脈絡，切斷了其與上游犯罪之間的聯系，足以令人感覺到是“合法收益”，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否則，就應認定為事后不可罰行為。例如，行為人購買企業債券或者股票時，將上游犯罪收益分割或者碎片化并混入合法收益中，從而使合法收益與上游犯罪收益的界限變得模糊，乃至于讓人誤認為是合法收益的，那么就應當認為切斷了上游犯罪收益與上游犯罪之間的聯系，可以認定為自洗錢犯罪。如果行為人將上游犯罪收益用于購買企業債券或者股票時，并沒有將之混入合法收益中，或者即使將之混入合法收益中，但因上游犯罪收益起主導作用等原因，致使能清晰辨別是上游犯罪收益的，可認為沒有切斷上游犯罪收益與上游犯罪之間的聯系，應認定為事后不可罰行為。

2.自洗錢犯罪的具體行為范疇

能夠獨立構成犯罪的自洗錢行為，是那些不能以上游犯罪共同犯罪論處的情形。其行為表現形式，是《刑法》第191條規定的五種具體行為。在認定是否構成自洗錢犯罪時，不能加以形式化的片面理解。只有具備有意性和不可識別性的自洗錢行為，才能以犯罪論處。

（1）提供資金賬戶的行為范疇

對于構成自洗錢犯罪的提供資金賬戶范疇，理論界與實務界有兩種不同意見：一是認為只要財產形態發生轉變，就構成自洗錢犯罪?！啊峁┵Y金賬戶’是大額現金繳存的基礎條件，既包括自己提供資金賬戶，也包括指示他人（知情或不知情）為自己提供資金賬戶。當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系現金的情況下，該種行為可以使涉案財產形態發生改變，應納入自洗錢的客觀行為范疇。”由于任何形式的提供資金賬戶都能使財產形態發生轉變，因而該觀點實質上肯定了上游犯罪本犯的任何提供資金賬戶的行為，均可構成自洗錢犯罪。二是認為必須切斷與資金支付方的關聯才構成自洗錢犯罪。如有學者認為，行為人提供資金賬戶后并未切斷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與本人、被害人、集資參與人、購毒人等資金支付方的關聯，無法產生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不屬于自洗錢犯罪。根據該觀點，雖然提供資金賬戶在客觀行為方面符合了洗錢罪的成立要件，但不能“一刀切”地簡單定性為洗錢罪。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判斷提供資金賬戶能否構成自洗錢犯罪，應當以有意性和不可識別性作為基本依據。根據有意性，行為人提供資金賬戶具有針對性，這也意味著上游犯罪本犯的資金賬戶開戶，大多是在上游犯罪事實之后，或者在計劃實施上游犯罪時或者過程中開設的。根據不可識別性，行為人的犯罪贓款往往會經歷被拆分、在多個賬戶流轉或者被多次流轉等過程，以實現其非法性的不可識別性。在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的懲治洗錢犯罪的多起典型案例中，均強調大額贓款的拆分以及在多個賬戶間的頻繁劃轉的特征，以切斷其與上游犯罪的聯絡，達到使犯罪所得的非法性具有不可識別的目的。例如，在202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的曾某洗錢案中，曾某受熊某指使，利用眾某公司銀行賬戶接收銀某公司行賄款500萬元，然后轉賬至其侄女曾某琴銀行賬戶，再拆分轉賬至熊某妻子及黑社會性質組織其他成員銀行賬戶。在熊某利用其實際控制的江西雅某實業有限公司銀行賬戶接收行賄款3200萬元后，曾某通過銀行柜臺取現、直接轉賬或者利用曾某個人銀行賬戶中轉等方式，將上述3200萬元轉移給熊某及其妻子等人。

由上可知，如果行為人只是將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慣常性地存入自己早已開具的，為日常工作、學習、生活等使用的銀行資金賬戶的，并沒有掩飾、隱瞞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非法來源和性質的目的，不能以自洗錢犯罪論處。另外，如果上游犯罪本犯早先在客戶那里或者委托他人開具交易賬戶，在實施上游犯罪后按以前交易之慣例，將非法收益轉入客戶賬戶或者他人賬戶，由于行為人并非基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非法來源和性質的特定目的，一般也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事實上，上述情形中的慣常性存入自己或他人的資金賬戶，很難說會導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之非法性不可識別，因而也就沒有切斷其與上游犯罪的聯系，對這樣的行為應認定為事后不可罰行為。提供資金賬戶只有打破資金的慣常性存轉與流通，乃至于產生“混淆視聽”“顛倒黑白”的效果，足以使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非法性具有不可識別性，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

（2）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行為范疇

如果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是否會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則構成自洗錢犯罪?？陀^地說，不能一概認定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行為構成自洗錢犯罪，但需要進一步厘定其中的自洗錢犯罪與事后不可罰行為的界限。筆者認為，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是否構成自洗錢犯罪，應當立足于行為性質以及自洗錢的基本特征，以“有意規則”“識別規則”為根據加以具體分析。將犯罪所得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具有掩飾、隱瞞其非法來源和性質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下面將重點分析其是否可識別問題。

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具體包括兩種不同特征的行為：將財產轉換為現金和將財產轉換為金融票據、有價證券。以對金融管理秩序法益侵犯為視角，可知將財產轉換為現金與將財產轉換為金融票據、有價證券存在明顯不同?？陀^地說，只要不是金融理財所需要的特定財產，一般不能通過金融機構轉換成現金，只能通過日常交易轉換成現金，這顯然談不上對金融管理秩序造成破壞。而且，通過日常交易轉換成現金也不足以掩飾、隱瞞犯罪財產的非法性。因此，單純地將財產轉換為現金不能成立自洗錢犯罪。只有被轉換的現金重新進入金融系統或者金融市場并通過分層處理后，成為行為人掌控、支配的現金，才能構成自洗錢犯罪。與將財產轉換為現金不同，將財產轉換為金融票據、有價證券本身就是通過金融市場或者借助金融手段實現的，因而對金融管理秩序造成破壞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將財產轉換為金融票據、有價證券并不意味著必然會掩飾、隱瞞犯罪財產的非法性，如將犯罪財產直接轉換為金融票據、有價證券，則犯罪財產的流向渠道和軌跡顯然是清晰、可識別的。只有將犯罪財產混入合法財產并轉換成金融票據、有價證券，或者轉換成金融票據、有價證券后再進行合法交易等，才能使犯罪財產的非法性具有不可識別特征。在這種情形下，認定為自洗錢犯罪才是可取的。

（3）通過轉賬或者其他支付結算方式轉移資金的行為范疇

通過轉賬或者其他支付結算方式轉移資金，具有掩飾、隱瞞其非法來源和性質的目的是毋庸置疑的。這里主要以其所能達到的可識別程度為據，分析成立自洗錢犯罪的行為范疇。從形式上看，這種轉移資金的方式具體包括轉賬和轉賬之外的其他支付結算方式兩種。轉賬又稱銀行轉賬，是指通過銀行將款項從付款賬戶劃轉到收款賬戶，不直接使用現金而完成貨幣收付的一種銀行貨幣結算方式。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辦法》的規定，支付結算方式則主要有匯票、本票、支票、信用卡、匯兌、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無論是通過轉賬還是其他支付結算方式轉移資金，如果只是單向、純粹地轉賬或者轉移資金，因具有可識別性而難以認定為自洗錢犯罪。例如，上游犯罪本犯通過自己日常使用的銀行賬戶，將款項轉到自己在銀行的其他收款賬戶或者客戶的收款賬戶，就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通過轉賬或者其他支付結算方式轉移資金，只有將資金進行分層處理或者混入合法收益的資金中，足以導致犯罪所得資金的來源和性質被掩飾、隱瞞，致使其非法性難以識別，對這樣的轉移資金行為才能以自洗錢犯罪論處。

在司法實踐中，大量犯罪所得資金及其收益在境內外的流轉、支付，主要是通過地下錢莊來實現的。按理來說，鑒于地下錢莊的非法性，似乎通過地下錢莊轉賬等天生就具有非法性，難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資金的非法來源和性質。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通過地下錢莊以轉賬等支付結算方式轉移資金的，通?？梢哉J定為自洗錢犯罪。這是因為，地下錢莊能控制的大量空殼公司賬戶和個人賬戶等，這使得其對犯罪所得資金進行分層處理變得極為便利。同時，通過層層轉移、分流、支付等套現的資金，其“非法性”早已變得“面目全非”，認定為自洗錢犯罪符合法理與情理。

（4）跨境轉移資產的行為范疇

跨境轉移資產也具有鮮明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資產的非法來源和性質的目的。但是，在是否具有可識別性上，其與前兩類行為存在明顯差異。一方面，不同國家和地區本身就存在人員、資產等方面流動的壁壘或者障礙，這無疑增添了跨境轉移資產識別的難度。另一方面，鑒于境內外資產轉移涉及不同國家的不同法律制度，且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存在著轉移支付、兌現流通等方面的差異，致使人們對資產的非法來源和性質往往難以確定。因此，上游犯罪本犯將犯罪所得資產跨境轉移，本身就足以導致犯罪所得資產難以識別，足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資產的非法來源和性質，應當認定為自洗錢犯罪。

跨境轉移資產通常包括從境內向境外轉移資產和從境外向境內轉移資產，在方式上既包括通過金融機構轉移資產，也包含通過攜帶、運輸、郵寄等方式轉移資產。即使是單純的攜帶、運輸、郵寄資產跨境轉移，也構成自洗錢犯罪。這主要是由跨境轉移資產的特殊性決定的，因為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轉移資產，國家與地區之間的種種差異弱化了金融系統的作用?！啊缎谭ㄐ拚福ㄊ唬穼⒌?91條第（四）項‘將資金匯往境外’修改為‘跨境轉移資產’，也弱化了洗錢罪犯罪手段附著于金融機構業務活動的屬性。”同時，由于國家對資產的出入境實施嚴格金融管制，因而通過攜帶、運輸、郵寄等方式跨境轉移資產，本身就是對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壞。當然，如果行為人跨境時攜帶、運輸、郵寄的資產不在國家的管制范圍之內，那么單純的攜帶、運輸、郵寄資產跨境轉移的，就不會破壞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故而不能以自洗錢犯罪論處。

（5）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范疇

對洗錢行為的兜底性概括規定的解釋與適用，學界一般主張以前四類行為為基礎，根據“同類規則”予以解釋。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對“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這一兜底規定的刑法解釋，必須跳出傳統法律解釋學“同類解釋規則”的機械適用論，而是應當堅持功能主義同類解釋規則，以金融領域刑法論來確定該兜底規定的語義解釋限度。筆者贊同該觀點。畢竟洗錢罪屬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如果不以對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壞來限制洗錢罪的兜底性規定之行為范疇，將背離洗錢罪的立法目的。

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成立自洗錢犯罪也需要滿足有意性與不可識別性。以將現金轉換為財產為例，這是與第二種行為類型中的“將財產轉換為現金”方式相反的行為。有學者認為，“將現金轉換為財產，顯然將犯罪所得財物的性質進行了轉變、轉換，可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來源和性質，因此應當認為是一種洗錢方式。”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在司法實踐中，上游犯罪本犯將犯罪所得現金用于購買不動產、貴重物品以及字畫等并不少見。這種單純地購買、使用行為既沒有破壞金融管理秩序，也具有明顯的可識別性，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只有將犯罪所得現金通過金融市場或者使用金融手段加以“漂白”，并重新加以整合以抹去其非法來源和性質后，再用于購買不動產、貴重物品以及字畫等，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

值得提出的是，《解釋》第5條規定了七種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其他方法。在具體認定這七種行為的自洗錢犯罪時，需要進行客觀、理性地分析?！督忉尅返?條規定的第二、三項行為，即通過與商場、飯店、娛樂場所等現金密集型場所的經營收入相混合的方式、通過虛構交易、虛設債權債務、虛假擔保、虛報收入等方式，是符合洗錢犯罪的基本特征的。因為將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混入合法收入中或者通過虛假交易等進行“身份”轉換，完全能達到抹去“非法性”而轉換為“合法財物”的效果。其他五種行為方式中，“以其他方式轉移、轉換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為兜底性概括規定，在此不再贅述。其他四種行為方式仍需適當限制其范圍。如果上游犯罪本犯單純地將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進行典當、租賃、買賣、投資、拍賣、購買金融產品、買賣彩票、獎券、儲蓄卡、黃金等貴重金屬、賭博以及進行“虛擬資產”交易、金融資產兌換的，屬于上游犯罪的后續、承繼、輔助性的事后不可罰行為，原則上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只有通過金融機構將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轉移到合法來源并隱藏資金來源后，再進行分層處理等并用于典當、租賃、買賣、投資、拍賣、購買金融產品、買賣彩票、獎券、儲蓄卡、黃金等貴重金屬、賭博以及進行“虛擬資產”交易、金融資產兌換的，才能認定為自洗錢犯罪。

結語

罪刑適用是以事實為基礎進行的價值判斷，會隨著情勢變遷而發生變化，因而罪刑關系應做到與時俱進。對于金融領域的犯罪來說，適應時勢需要酌情轉換罪刑關系尤為必要。在更全面監管下，涉金融信貸犯罪必將不斷翻新變化，案件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挑戰將更加凸顯。從實踐情況看，相關案件的偵破與審理需要面對區別于傳統案件的種種困難。洗錢罪的認定便是如此。自洗錢入罪之前，通常被認定為事后不可罰行為。自洗錢入罪后，有學者仍然堅持認為自洗錢應以“事后不可罰行為”只作為理論支撐。事實上，自洗錢并非都屬于事后不可罰行為。理論界與實務界在其入罪前將之認定為事后不可罰行為，并不意味著上游犯罪本犯實施的掩飾、隱瞞法定七種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均屬于事后不可罰行為?！缎谭ㄐ拚福ㄊ唬穼⒆韵村X入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將自洗錢行為一律認定為事后不可罰行為的“撥亂反正”。當然，自洗錢入罪后，也不能籠統地將掩飾、隱瞞法定七種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行為，一律認定為洗錢罪并加以定罪量刑，否則就有“矯枉過正”之嫌。

- 向上滑動，查看完整目錄 -

《政法論壇》2026年第1期目錄

【專題·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

1.自洗錢入罪范圍的目的性限縮

彭文華（3）

【全面依法治國研究】

2.涉外法律關系論綱

肖永平（15）

3.刑法功能主義與打擊錯誤的處理

周光權（32）

【主題研討·法律方法前沿問題研究】

4.作為法律原則適用方法的動態系統論研究

李鑫（47）

5.反欺詐原則在證券法上的規范構造與適用

呂成龍（64）

【論文】

6.人工智能介入語境下的司法公信力研究

——基于認知實驗的考察

林喜芬（81）

7.消費者評價的制度性規范

萬方（94）

8.民營企業平等保護中的刑事差異化制度設計

儲陳城（108）

9.清代對復仇案刑事責任的判定

閆曉君（124）

10.破產申請義務設置研究

劉冰（137）

11.人身損害賠償債權專屬性之規范省思

張靜（151）

【讀書札記】

12.尋找羅馬法中的行政法線索

——閱周枏先生《羅馬法原論》札記

楊寅（166）

【馬克思主義法學本土化研究】

13.科技倫理委員會的合法性危機及其法治化突圍之道

劉坤輪（177）

《政法論壇》是中國政法大學主辦的重要法學學術期刊，其前身為1979年創刊的《北京政法學院院報》。1983 年5月，國家決定在北京政法學院的基礎上成立中國政法大學，原《北京政法學院院報》停辦的同時，創刊《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85 年更名為《政法論壇》，由彭真同志題寫刊名。

點擊進入下方小程序

獲取專屬解決方案~

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本文聲明 | 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如遇侵權，我們會及時刪除。本文章不代表北大法律信息網（北大法寶）和北京北大英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見或對相關法規/案件/事件等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