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頂上的爭論 | 新觀察

“教育的對象是‘人’而非機器，師生之間應相互尊重、人格平等。”

作者 | 本報記者 萬景達

2025年最后一個星期一，山東省某鄉鎮中學學生小紅（化名）來到學校，不出意外地，她和班里接近半數的女生被攔在教室外——班主任讓她們把頭發剪短再回來上課，這一要求上周五放假時已經對她們反復強調過了。

小紅又哭又鬧，為了上學她最終還是剪短了留了6年的長發。

該班班主任告訴記者，她從初中開始就被迫剪短發，直到大學才有機會把頭發留長，“現在我又要求我的學生重復我的經歷了”。

“加碼”“一刀切”合理嗎

2004年執行的《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修訂）》要求學生“穿戴整潔、樸素大方，不燙發，不染發，不化妝，不佩戴首飾，男生不留長發，女生不穿高跟鞋”，并未對女生具體的發型、頭發長度作統一的規定。

然而，許多學校在該規定上自行“加碼”，“一刀切”強制要求女生留短發或規定發型。

學校為何會作出這樣的規定？一種主流的論調是女生留長發會影響學習，導致攀比、早戀等行為。

“學生就要有學生的樣子，發型以后有的是時間弄。”許多家長和教師如此認為。

在這樣的審視中，發型往往與學生的身份、成績、品德掛鉤。

然而，記者發現事情并非如此。不少學校女生表示，留短發不僅需要每天打理，運動時還會粘到臉上，寫作業時頭發經常“呼在臉上，擋在眼前，更是麻煩”。還有女生說，留短發或留學校規定的發型會讓自己覺得“變丑”，產生自卑感。

在魅力教育集團總校長曾軍良看來，“學生樣”應是青少年在成長階段所展現出的精神氣象與人格狀態。將“學生樣”窄化為外貌統一是教育思維的簡化與育人維度的萎縮。過度聚焦“頭發長短”反而可能模糊了“靈魂豐盈”這一更重要的教育目標。

“教育的對象是‘人’而非機器，師生之間應相互尊重、人格平等。”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了部分學校強制統一發型的深層邏輯：這是一種“服從式”的教育觀念，核心是要求孩子“聽話”，服務于“除了成績，其他方面都不要表現”的應試教育目標。

愛美是人的天性，違反這一天性就會遭到反抗。記者注意到，類似小紅這樣故意不理發進行“軟反抗”的學生不在少數，有的則更為激烈。日前廣為流傳的一段視頻中，重慶市墊江縣一名中學生因拒絕剪發，遭教師當眾按在地上強制剃發。

“學校對于學生發型的分類背后，意味著一種身體的規訓與身份秩序的安排。”寧波大學教授熊和平和學生王睿曾撰文提出，學校制定名目繁多的發型管理策略是為了實現學生的心靈集體化，雙方之間的控制與抵觸體現了身體的公共性與審美的主體性的較量。

學校權力的邊界

關于頭發的爭論并非新現象，上述石家莊的這所中學表示，強制學生留短發是十幾年來的傳統。

這樣的“傳統”正在被此前未施行的學校逐步建立。去年開學季，全國多地中學不約而同發布嚴格的“發型令”，引發社會爭議。其中核心問題之一是學校是否有權力強制學生留特定發型。

熊和平、王睿指出，中小學階段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對中小學生包括發型在內的身體美學形象的規訓具有義務性、基礎性。

“學校管理行為屬于公權力運行范疇，應遵循‘法無授權即禁止’的原則。”在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燕玲看來，學校對學生的管理權應以教育教學秩序維護為限，對學生發型進行統一強制要求并不屬于維持教學秩序所必需的措施，亦非國家法律明確授權的事項，違背教育規律與未成年人保護原則，存在侵權或行政違法的風險。

不同于學校大規模自行“加碼”，教育行政部門對此多持反對意見。如河北定州市教育局曾叫停定州文昌中學對新生發型作出統一要求的做法。

追求的是“靜默的整齊”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校對發型的管控開始從“提倡”變為“強制”。

曾軍良認為這一轉變反映出當下教育管理中三個深層次的矛盾：管理效率與育人效果之間的矛盾，集體規范與個體多樣性之間的矛盾，傳統管控模式與現代教育理念之間的矛盾，“當教育管理開始依賴‘強制’來維持表面秩序，往往意味著深層育人方式的匱乏”。

人民網·人民數據人民德育專家委員會顧問王玥說，把管理的便捷性放在學生個性化發展前，折射出育人目標認知存在偏差。

記者注意到，以發型為代表，近年來部分學校對學生高度統一、服從的要求已經延伸到服飾、行為方式、思維等方面。

儲朝暉認為，這樣的行為已經超出了教育工作的范疇，正在使部分學生養成被動型人格和孤立型人格。作為例證，他指出越來越多的學生難以走進戀愛。“學生受這種模式潛移默化，‘思不出其位’，教育就沒辦法培養國家真正需要的創新人才。”儲朝暉解釋道，人的創新能力與情感、人格等的自主性相關，從外部施加力量，過度要求學生的一致性會使他們的天性湮滅，進而難以催生創新力。

曾軍良表示，一方面他們在潛意識中將“服從”等同于“教養”，將“一致”誤解為“集體主義”；另一方面在“不出事邏輯”下，統一管理被視為最安全的“免責路徑”。“它追求的是‘靜默的整齊’，而非‘蓬勃的成長’。”曾軍良說。

人民網·人民數據人民德育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吳迪指出了這種管理模式的風險：忽視學生自我認同需求，缺乏心理疏導，容易形成“控制—逆反”惡性循環。

隨著教育發展走向小班化、個性化，這種對“統一性”的過度依賴有望減弱。哈爾濱新區第一學校副校長呂桂香認為，未來的教育應更加關注個體需求，將管理的重心從簡單的“管住”轉向深度的“培育”。

人是制度的中心

“人是制度的中心，制度為人服務，而不是相反。”熊和平、王睿提出，無論學生的發型，還是諸如服裝配飾、課堂姿態、課程禮儀等其他方面的身體要求，一方面需要用教育制度加以規范，另一方面需要考慮民間習俗、地域文化、美學體驗等精神元素對審美解釋權的合理訴求。

從教多年的浙江省寧波市第四中學德育處副主任駱海軍認為，教育要在規訓和自由中找到平衡，更關注學生的內在品格。作為該理念的貫徹者，2020年初寧波四中從原來規定發型的做法改為“倡導”和“建議”，尊重學生的差異性。

在不少學校，建立更加民主、平等、開放的多方參與協商機制正廣泛受到好評。

“關鍵在于如何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引導。”北京市陳經綸中學教育集團校長劉雪梅表示，學生發型問題需要家校社三方相互理解、配合、支撐，形成合力，“把育人工作做到孩子的心上”。

“管理痛點”也是“育人契機”。曾軍良認為，發型管理本身可視為微型教育現場，可以組織學生、家長、學校三方聽證會，將“學校規定”轉化為“社區公約”；開設“儀容儀表與自我表達”主題課程，探討個人審美、社會規范與文化傳統的關系；建立學生代表參與的動態評估機制，定期對相關規定進行合理性審議。

“當我們把學生視為規則的共同制定者而非被動執行者，規范便不再是壓制，而成為公民素養的實踐課程。”曾軍良說。

小紅的班主任說，她希望給予孩子更多的權利，“找機會大家坐到一起，商量商量頭發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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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

編輯 | 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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