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灣盆地位于華北平原與內蒙古高原間的過渡地帶,其以完整的第四紀古人類活動序列和豐富的文化遺存聞名,是我國北方舊石器時代考古的核心區域,亦是探索東亞地區人類起源與演化的關鍵地區。狹義的泥河灣盆地特指陽原盆地,而廣義的泥河灣盆地則涵蓋了由桑干河及其支流串聯起來的大同、陽原、蔚縣、涿鹿、懷來等一系列盆地[1],共同構成一個史前人類活動密集、技術發展脈絡清晰的地理單元。蔚縣盆地作為廣義泥河灣盆地東南緣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舊石器考古研究起步較晚。自2003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盆地內確認了十余處舊石器地點,但系統性研究仍顯不足[2]。2015年至2018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裴樹文研究員團隊在蔚縣盆地開展了持續性、系統性的考古調查工作,先后發現多處屬于中、晚更新世的舊石器遺址,并系統發掘了前上營和吉家莊遺址,收獲了一批較為豐富的石制品與動物化石材料[3][4]。然而,蔚縣盆地內經過系統發掘的包含細石器技術的遺址仍然十分有限,僅有西沙河遺址[5]一處見諸報道。在此背景下,后澗遺址的發掘為該區域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活動的研究補充了重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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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澗遺址地理位置圖
遺址概況及發掘情況
后澗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暖泉鎮風水莊村東,堆積埋藏于壺流河左岸第二級階地前緣,海拔約940米。該遺址發現于2017年至2018年在河北省文物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支持下的系統舊石器考古調查中。在調查過程中,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在暖泉鎮北部的棕黃—褐灰色粉砂層中發現了細石器及動物碎骨,隨后根據地貌位置、地層堆積特征及遺物初步觀察,確認為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活動遺址,命名為后澗遺址,并初步判斷其年代屬于晚更新世晚期[6]。
2020年9月至11月,聯合考古隊對后澗遺址開展了為期65天的正式發掘工作,并于2022年進行了補充性的探溝發掘,以進一步厘清遺址的堆積狀況。發掘工作以遺址西南角為基點,以北為正方向,采用全站儀進行精確布方,探方規格為1米×1米,發掘總面積40平方米。遺址地層剖面深度約5米,自上而下可劃分3個自然層,分別為灰—棕灰色粉砂層(1米~1.1米)、棕灰—灰黑色粉砂質黏土層(0.5米~1.3米)、棕黃—棕灰色粉砂質黏土層(>2.9米),其中舊石器文化層位于第三自然層中下部,平均厚度約2米。
聯合考古隊在去除上部自然堆積后,以5厘米~10厘米為一水平層對文化層進行逐層揭露,2020年共清理20個水平層,2022年探溝清理5個水平層。對所有出露遺物均進行現場拍照及產狀測量,同時采用全站儀記錄三維坐標,確保獲取完整的空間分布信息。文化層內堆積均經過系統篩選,以最大限度地采集遺物,篩選獲得石質標本99件。在發掘過程中同步采集了年代和環境分析樣品,為復原古人類生存年代和環境背景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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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澗遺址發掘場景及出土遺物
出土遺物
后澗遺址2020年及2022年兩次發掘合計出土編號標本650件,包括石質標本624件,動物化石26件(包括動物骨骼化石16件、牙齒化石10件)。結合篩選所獲材料,石質標本總數為723件,為分析遺址的技術特征提供了堅實基礎。
初步整理及觀察結果顯示,后澗遺址石質標本尺寸整體較小,以微小型為主;原料種類豐富,以火山角礫巖為主,燧石次之,另有硅質白云巖、砂巖、凝灰巖、石英巖、玄武巖、流紋巖、蛋白石、瑪瑙等共計17種。類型包括具有人工打擊特征的石制品和無人工打制痕跡的礫石兩大類。石制品類型包括石核(含細石核)、石片(含細石葉及副產品)、工具、斷塊和碎片,整體反映出該遺址擁有石核石片技術及細石葉工藝兩套技術體系,尤以細石葉技術為特色。細石核包括楔形石核及船形石核兩類,且原料選擇呈現出明顯的傾向性:楔形石核以火山角礫巖為原料,而船形石核則主要選用質地均勻的燧石,這種差異可能反映了古人類對不同石料物理特性與細石葉剝片要求的深刻理解。工具以邊刮器數量最多,端刮器次之,另見石錘2件及少量凹缺器、石鉆及矛頭等。
在動物遺存方面,遺址出土的動物化石數量有限且風化嚴重,保存狀況較差。可鑒定標本僅6件,均為馬(
Equussp. )牙,篩選出的碎骨均無法進行種屬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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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澗遺址典型標本
年代及學術意義
為建立精確的年代框架,發掘團隊已從不同水平層位選取6件樣品(包括4件骨骼和2件牙齒)。碳十四測年結果顯示,遺址校正后的年代范圍為距今1.8萬年至1.6萬年,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偏晚階段。此外,為進一步驗證和補充年代數據,光釋光測年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中。
后澗遺址是蔚縣盆地內繼西沙河遺址之后,又一處經過系統發掘的細石器技術遺址,它的發現不僅擴展了該地區細石葉技術的分布范圍,其明確的層位關系、清晰的年代數據與豐富的石制品組合更為構建該區域舊石器晚期文化序列與石器技術演變提供了關鍵實證。其距今1.8萬年至1.6萬年的年代范圍,恰值末次盛冰期向冰消期過渡的關鍵階段,這不僅為研究該時期人類對氣候變化的適應策略提供了寶貴材料,更在研究和探討末次冰消期階段中國華北地區甚至東北亞地區人群遷徙擴散和文化交流等科學問題上具有重要價值。
參考文獻:
[1]謝飛,李珺,劉連強.泥河灣舊石器文化[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6.
[2]王法崗,劉連強,謝飛.蔚縣盆地前上營遺址發現的舊石器[A].見:董為(主編),第十三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學術年會論文集 [C].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 165-170.
[3]裴樹文.泥河灣盆地南部(蔚縣盆地)發現一處重要古人類活動遺址群[J].人類學學報,2017,36(1):26.
[4]裴樹文,馬東東,賈真秀等 蔚縣盆地吉家莊舊石器遺址發掘報告[J].人類學學報,2018,37(04):510-528.
[5]Guan Ying, Wang Xiaomin, Wang Fagang, et al., Microblade remains from the Xishahe site, North Chin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east Asi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Vol. 535, 2020, pp.38-47.
[6]馬東東,牛東偉,裴樹文,等 蔚縣盆地2017-2018 年舊石器考古調查簡報 [J].人類學學報,2021, 40(1): 128-136.
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河北省東方人類起源與文明探源重點實驗室
執筆:高佳璇、裘文雁、牛東偉
(圖文來源于“中國文物報”,侵刪)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物平安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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