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出海韓國：三關變紅利

文 | 我們可能想錯了

2026年1月，韓國總統李在明訪華并率大型經濟代表團同行，三星、SK、現代、LG等頭部企業高管同臺，議題聚焦供應鏈投資與新一輪產業合作。這類政經同框的信號，確實會推高市場情緒：溝通成本下降、合作氛圍改善，設備更容易進入聯合體，工程分包更容易談清邊界，融資協同也更容易對接到長期資金。

但情緒升溫并不等于項目更容易落地。韓國新能源市場真正的底座，不是一次訪問帶來的情緒，而是可追蹤、可兌現的規劃目標與投資節奏。到2030年，韓國把盤子寫得很清楚，光伏裝機推到約55.7GW，風電約20GW，其中海上風電約14GW，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約21.6%。這些數字的意義在于，它們不是口號，而是對未來幾年新增項目、供應鏈采購與資本開支的長期指引，市場確實在擴容，增量需求也會持續釋放。

真正的難點在于，越是海上風電這類重資產項目，節奏越不由施工鏈主導，而更受許可鏈與安全鏈約束。政治氣候回暖改善的是參與的便利度，并不自動轉化為控股的便利度，更不必然覆蓋關鍵設備、控制系統與數據鏈路等敏感環節。涉及海域空間、航行秩序、敏感海域評估、并網通道等事項時，項目推進往往會被拉回到國防與多部門許可的硬約束邏輯。

2025年下半年海上風電固定電價競標輪次推遲，就是這種非線性節奏的典型信號：韓國海上風電更像依賴許可與安全評估的階段性跳變，招標存在并不等于項目能按預期進入開工與并網兌現。對外部參與者而言，決定成敗的往往不是報價或排產，而是能否把不確定性前置識別并壓到可管理的范圍內。

我長期從事新能源投資與項目盡調，持續跟蹤韓國市場，重點核驗許可、并網、采購、融資等關鍵證據鏈，并參與聯合體協作與交付邊界設計；也與韓國本地開發、工程、電網側服務及運維機構保持常態交流。本文基于公開資料與一線交流的交叉驗證，不涉及非公開敏感信息。下文將圍繞許可、并網、社會許可三條硬鏈路，把問題拆解為可執行動作，并分別為設備與部件供應商、EPC與海工建設方、投資與融資方給出進場路線圖。

貴的定價邏輯

韓國新能源之所以門檻高但回報可定價，關鍵不在補貼口徑，而在于收益更容易被合同化、融資化。結算框架相對制度化：發電側收入通常由系統邊際價（SMP）與RPS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證書（REC）構成；在固定價格合同競標中，兩者經常被打包為統一口徑的長期價格，便于審計與現金流建模。

這套機制的價格信號在公開競標中可直接觀察。2025年上半年光伏固定電價競標披露的加權平均價格（SMP+1REC口徑）為154,655KRW/MWh，折合約0.78元/度電；海上風電REC系數區間為1.0–3.5；在高系數與特定合同口徑下，等效度電價格上限可觸及約2.4元/度電的量級。以上并不意味著所有項目收益一致，但足以說明韓國形成了相對清晰的統一結算口徑與定價體系，現金流更規整、更容易被金融機構按一致框架評估。

與收益可合同化對應的是成本更剛性且也更系統性。韓國項目的高成本往往不是施工報價單上的簡單溢價，而來自難以壓縮的硬成本疊加：許可不確定性帶來的節奏跳變、海工窗口與船機資源稀缺帶來的排產成本、登陸點與陸網改造的系統工程投入，以及漁業與社區協商所需的長期機制化投入；再疊加更嚴格的用工與工時制度，進一步推高建設期成本與工期風險。

把收益與成本放在一起看，韓國市場的本質就清楚了：它愿意為確定性付費，也給得起溢價；但溢價只會落到能把不確定性壓下去、把交付做成可驗證結果的參與者身上。換句話說，貴但值得是條件句，前提是你能把硬成本轉化為可管理的確定性。

韓國新能源市場的優缺點

稀缺是確定性

韓國新能源不是缺產業底座與資金來源，但缺的是把項目交割成資產的確定性，以及部分中游裝備成熟度。電池與儲能、電力電子與電氣配套、造船與海工制造等底座扎實，外部參與者更多是在中游高端裝備與系統工程能力上做補位，而不是去救場。

短板主要在中游高端裝備體系。風電整機等環節長期依賴歐美品牌，本土大容量機型仍在爬坡。政策端因此推動國產化與本地化率，并在項目側用競標導向加速落地。2025年首輪公共主導固定式海上風電競標合計689MW，其中3個項目計劃采用斗山10MW機型，反映本土供給加速，也意味著成熟外部能力仍有進入窗口。對中資而言，優勢更應落在超大機型成熟度、系統集成與并網效率、儲能運行數據與算法等工程化能力上，并通過合資、在地總裝與本地供應鏈協同進入聯合體關鍵路徑。

真正稀缺的是三種確定性。第一是許可確定性。海上風電許可鏈跨部門強依賴，節奏非線性，歷史上存在8到10年從申報到核準的案例；即便改革推進，一旦觸及安全與海域秩序，仍可能出現競標推遲的節奏跳變。第二是并網確定性。并網點、增容責任邊界與時序、調度與限發約束，決定現金流起算與波動區間。第三是社會許可確定性。漁業與社區反對可能在許可階段就讓項目受阻，例如蔚山浮式項目因漁民抵制受挫，社會協商失敗會反向拖累許可與并網。

三種確定性往往集中在海纜走廊與登陸點爆發，它同時牽動用海與安全邊界、并網接口與陸網改造、以及漁業與社區敏感議題。其上還貫穿一條暗線：合規與安全口徑。并網技術標準、系統服務要求、儲能安全規則等一旦升級，會直接改變審批節奏與驗收口徑。韓國2017到2019年儲能火災后強化消防與施工監理標準并影響項目推進，就是合規從軟要求變成硬門檻的典型。也因此，聯合體與本地化不是裝飾，而是讓文件口徑、證據鏈與責任邊界在地連續運轉的組織工具。

韓國新能源項目的三關

許可鏈卡節奏

韓國海上風電的門檻首先不是工程能力，而是許可鏈的確定性。許可不是單點審批，而是跨部門強依賴鏈條，用海、環評、漁業協商、電力業務許可與并網接入，以及與海域秩序和安全相關的審查事項相互牽引，任何一環滯后都可能觸發整體節奏重排。歷史上出現過從申報到核準長達8到10年的案例，本質上是許可鏈拉長了項目的可交割周期。

這條鏈的難點在于非線性。市場很容易根據政策目標與招標計劃做線性外推，但韓國的推進節奏往往由許可與安全評估驅動，呈現階段性跳變。2025年下半年海上風電固定電價競標輪次推遲，當期公開競標僅剩約230MW陸上風電，公開口徑指向仍需與國防部門等就監管與許可事項進行咨詢協調。這個事件的機制信號很直接，項目排序與招標節奏的最大不確定性來自許可鏈，而非施工鏈；軍事評估、用海、環評、漁業協商、并網接入任一環節延遲，都足以改變節奏與路徑。

許可鏈中最硬的約束通常落在海域秩序與安全維度，涉及航道安全、敏感海域邊界，以及更強的安全審查口徑。政治氛圍改善能降低溝通摩擦，但無法替代安全邊界的約束邏輯。許可風險一旦在后期暴露，代價往往不是工期順延，而是陣列、走廊、登陸點乃至項目邊界的重構，繼而帶來融資窗口、海工窗口與供應鏈排產的連鎖重置。

韓國也在降低平均摩擦，改革方向包括一站式統籌、綜合指定區打包辦理部分事項，以及自2025年起推進海上風電集中競標，試圖在競標前置處理選址與接入指標分配等關鍵問題。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平均效率，但不消除硬邊界，安全與海域秩序相關審查仍具備方案重構甚至一票否決的力量。對外來參與者而言，可控目標不是消滅不確定性，而是把不確定性前置、量化并納入工程體系。

在韓國，許可確定性高度依賴公共程序的連續執行。審批與公眾程序強調文件口徑一致、證據鏈可追溯、責任邊界清晰，缺乏在地團隊承接時，許可推進很容易從工程問題演化為程序問題，從可控延期演化為節奏跳變。因此，在許可與安全高度敏感的海上風電領域，聯合體與本地化更像組織工具，由在地伙伴長期承接跨部門溝通與公眾程序，中方把技術方案與交付能力嵌入關鍵路徑，才可能形成可復制的推進方式。

對中資企業而言，許可關要抓三件事。第一，否決點前置識別并建立替代方案庫，尤其圍繞海纜走廊與登陸點這類許可敏感點、并網接口點與漁業協商集中點。第二，把許可變化寫進合同邊界，明確順延、補償與責任分擔，避免系統風險回流為工程端無限責任。第三，用證據鏈管理許可，關鍵批復的編號與日期是最有效抓手，用海、軍方評估、環評、漁業協商等節點沒有可核驗時間戳，項目就仍停留在計劃而非可交割。

這一關的結論可以壓縮為一句話，韓國新能源項目的許可關，本質是把安全邊界、公共程序與多部門口徑，轉化為可前置、可證據化、可合同化的工程管理問題。

并網卡現金流

在韓國，海上風電和部分集中式風光的并網約束，不是有沒有接入容量這么簡單。更關鍵的是三件事能否在早期鎖定：接入點是否明確，送出與增容工程有沒有可執行時間表，調度與限發規則如何進入發電量與現金流假設。并網不確定性一旦被低估，就會出現典型錯位：施工端在推進，資產端卻遲遲無法形成可結算、可融資的有效出力；在多數項目結構里，并網條件未鎖定往往意味著金融關閉無法完成，固定價合同也難進入可執行狀態。

并網關之所以硬，首先來自電網的區域不平衡。西南部風光資源更集中，負荷中心卻在首都圈與東南工業區，資源與負荷的逆向分布天然帶來輸電瓶頸與跨區送出壓力。濟州島提供了直觀樣本：在高比例可再生地區，限發會從偶發事件變成常態化調度工具。濟州風電裝機一度超過當地最低負荷的兩倍，棄風頻繁，其背后往往是低負荷時段外送能力有限、以及系統慣量與頻率安全等約束共同作用的結果。對投資與融資而言，并網不等于接上線，可被系統承接的電量才是現金流約束條件。

韓國的調度與市場結構會把這種約束進一步放大。在系統安全約束下，可再生并非天然必然全額消納，限發會成為系統治理的一部分。一旦限發發生，影響的不只是發電量，還會傳導到融資條款、保險條件與合同責任邊界，尤其在并網接口、調度口徑與驗收標準未被提前鎖定的情況下，項目更容易在關鍵節點出現現金流與責任的爭議。

韓國對此的應對思路，是把并網瓶頸當作國家級系統工程，而不是單個項目自己解決。一個標志性路徑是跨區輸電：KEPCO規劃建設西海岸能源高速公路輸電走廊，目標把西南部約20GW海上風電送往首都圈和東南工業基地，并在2030年前形成全國可再生能源輸配網絡的關鍵骨架。同時，第十次電力計劃提出到2030年系統需配套約24GW、65GWh的儲能容量，并通過市場機制推動獨立儲能參與調峰調頻等系統服務。核心邏輯是用輸電主干加儲能緩沖加調度機制，把系統承載能力做出來。

并網關還有一個容易被低估的層面：技術規程與調度接口會反向約束設備與系統方案。并網標準通常要求低電壓穿越、頻率與無功調節、功率控制等能力，且一定規模以上的風光項目需要具備按調度指令降出力能力。在高比例可再生地區，集中控制系統甚至可以自動下達限發指令。這會把交貨升級為能力交付，設備與系統必須滿足可調度、可驗收、可長期運行的口徑，否則并網階段的技術摩擦會吞噬工期與現金流。

落到可執行動作，并網關要抓三項可核驗信息，而不是宏觀判斷：第一，KEPCO接入點與容量分配是否明確；第二，增容與送出工程的責任邊界與時間表是否明確；第三，調度與限發如何進入合同條款與現金流模型，包括系統服務要求與驗收口徑。并網關的本質，是把接入點、增容工程、限發口徑寫進合同與模型；寫不進去，現金流就起不來。

社會許可硬約束

在韓國做新能源，社會阻力不是外圍噪音，而是關鍵路徑的一部分。它會改變審批節奏、方案邊界與施工窗口，進而影響并網兌現與現金流起算。國土空間緊張使項目更容易貼近居民區、漁業作業區與生態敏感帶，更關鍵的是沖突往往會以聽證、公示、復議、訴訟或阻工等程序化方式回到流程中，形成可延宕、可否決的硬約束。

陸上風電的社會許可更多表現為鄰避與生態約束，噪音、景觀、野生動植物影響會通過距離要求與環評程序直接傳導到審批結果，強反對可能迫使選址、機位、道路與生態措施重做，甚至不予通過。這意味著陸上項目的社會許可不是補償談判，而是從一開始就要用可審查、可解釋的方式組織論證與溝通，把社區態度納入方案約束。

海上風電的社會許可更尖銳，常以漁業權、生態影響、空間秩序三類議題疊加，其中漁業權最容易把項目直接拉回關鍵路徑。蔚山東海一號浮式項目在申請電力業務許可階段遭遇漁民抗議，爭議集中在環評對漁業影響覆蓋不足，最終未獲許可。這類案例說明，技術路線與資本實力不足以替代社會許可的制度化彌合，缺口一旦無法被程序吸收，項目會在許可階段被按下暫停鍵。

因此，社會許可在韓國的解法核心不在談一次補償，而在把社會許可工程化、制度化，使其跨周期運行。更可復用的機制通常包含三類：利益共享機制，把補償基金、社區收益分享或參與安排做成可執行條款；公共收益機制，把項目帶來的財政與公共設施改善形成地方政府可對外解釋的公共賬本；公眾參與機制，通過說明會、居民協議會等載體把爭議吸收在制度內，促使方案在前期持續迭代。濟州島一個104.5MW海上風場曾因變電站選址與村民分歧拖延一年多，后通過反復協商調整，并在2021年10月與當地居民達成共識并提供社區發展基金，項目才得以推進，說明社會許可可談，但前提是機制設計與在地執行能力到位。

社會許可還與環保議題高度耦合。海上風電除漁業外還涉及航運安全與海洋生態評估，環評可能要求調整機位或設置停機方案；濟州也出現過因候鳥遷徙與撞擊風險引發關注，項目方采用雷達監測并在特定季節限時停機等緩解措施。光伏同樣存在土地與生態約束，大型地面電站往往需要更完整的土地規劃許可與公聽程序。這些要求共同指向一個結論，社會許可的主軸是利益、環境、程序三者的合規閉環，任何一項失衡都會回到審批與施工節奏上，實質影響現金流。

放到中資進入韓國的語境，含義更具體，外來主體單打獨斗的社會摩擦成本往往更高，聯合體與本地化是降低摩擦的工程手段。社會許可依賴長期在地執行，涉及地方政府溝通、社區機制運行、現場安全與環保合規的日常管理，更適合由本地團隊承接。更可復制的路徑是由韓方伙伴承擔公眾程序與社區協同的主體責任，中方以可驗證交付能力進入關鍵工作包，并通過本地員工與在地運營把溝通與執行變成日常動作，把社會許可從不確定性源頭轉化為可管理變量。

三類玩家路線圖

在韓國做項目，風險往往不是看見了就能繞開，而是要在聯合體結構、關鍵條款和證據鏈里提前鎖住。韓國市場的溢價來自確定性：誰能把許可、并網、社會許可三條不確定性前置識別、前置定價，并落到責任邊界與可核驗證據上，誰就更可能在高價但高摩擦的環境里拿到長期份額。本地化也不應被視為成本項，它同時是合規工具、融資工具和議價工具，決定能否跨過敏感口徑、現金流能否按期被承認，以及能否從賣設備與施工升級為賣確定性。

設備側更現實的切入順序是先從系統確定性入手，再向核心鏈路上移。韓國并網約束與系統安全要求更強，電網更在意系統貢獻而不僅是裝機規模，因此儲能與電網側設備往往更容易進入聯合體關鍵路徑。進入之后，關鍵是把方案做成可調度、可驗收、可追溯的證據鏈，避免在聯調與驗收口徑上被動。海上風電鏈條上移需要節奏感：越靠近控制系統、通信鏈路與核心電氣環節，越容易觸發更嚴格的合規與敏感審視，更穩健的路徑是先在電氣配套、運維數字化、備件與服務體系等環節建立在地履約記錄，再逐步向升壓站電氣、并網接口與長期運維靠近。明陽與Unison的合資與在地制造合作、上海電氣與曉星等伙伴的協同，本質都是用在地組織形態承接驗收與長期責任，降低交易摩擦。設備側最大的坑不在賣不出去，而在交付不可控：只交貨、不交付聯調與驗收口徑會在并網階段被動，低價換準入也更容易觸發更強審視。

EPC建設單位在韓國要少爭名義總包，多搶關鍵路徑總控。決定現金流起算的環節通常在登陸點、陸網改造、海纜走廊、聯調驗收，核心是把接口責任、順延與補償寫清楚，讓不確定性可管理、可索賠、可對沖。更可行的結構往往是韓方主合同加中方分段EPC或專業分包，由韓方承擔公眾程序、許可協同與本地接口的主體責任，中方以海工施工、海纜敷設、陸上升壓站與運維基地等優勢工作包切入，在集中開發區域形成可復制履約記錄。韓國的硬成本結構也要求工程管理更制度化，人工成本更高、工時與安全規范更嚴格，依賴臨時加班追節點的空間更小，海工窗口期更需要提前鎖資源與排產。圍繞Nakwol等項目的公開爭議說明，很多風險并不發生在施工端，而是以程序合規、供應鏈選擇與敏感口徑的方式回到關鍵路徑，如果合同邊界與證據鏈沒有前置，工程能力會被制度性摩擦消耗。

資本側要把經濟權利與控制權敏感分開設計。韓國收益框架具備合同化與金融化基礎，但海上風電等領域對控制權與關鍵基礎設施屬性更敏感。更穩健的第一條路徑是少數股權進入加強治理條款，把許可、并網、社會許可里程碑納入重大事項與資金撥付條件，用資本、供應鏈資源與融資協同換取經濟權利，同時在控制權上保持克制。第二條路徑是項目融資，以設備融資、出口信貸、綠色債務工具切入，把并網兌現、驗收口徑與運維責任綁定為融資條件，讓確定性成為資金條件的一部分。這條路線更可復制，也更低敏感度。資本方真正要盯的不是能不能投，而是能不能投出按期起算、按口徑結算、可被金融接受的現金流，三關證據鏈缺一項就不應假設收益會自然兌現。

歸根到底，聯合體不是姿態，而是確定性的生產方式。韓國市場篩選的不是誰報價更低，而是誰能把三關轉化為合同邊界、組織分工與合規證據鏈。做到這一點，門檻本身會轉化為護城河，溢價才有可能長期存在。

中資企業三類玩家路線圖

韓國篩選交付力

韓國新能源的機會是真實存在的。目標清晰、投資節奏加快、規則逐步制度化，使它在亞洲市場中呈現出少見的高價、可合同化、可融資特征。對外部參與者而言，這意味著項目金額與供應鏈單價的上限更高，收益框架也更容易被金融語言表達并寫入合同條款，因此窗口感更強、市場看上去更開。

但門檻同樣真實，而且不是靠多派施工隊、加快排產就能跨過去的門檻。以海上風電為代表的重資產項目，節奏往往由許可與安全評估的硬鏈路主導，推進呈現非線性：任何一個許可節點、并網接口或公共程序的滯后，都可能觸發整體重排，把現金流起算時間、融資條件與合同邊界整體后移。韓國并不缺把設備運到現場的能力，它稀缺的是把項目交割成可并網、可驗收、可結算、可持續運營資產的確定性。

因此，韓國市場篩選的不是誰敢報低價，而是誰能同時建立三種確定性：許可確定性、并網確定性、社會許可確定性。三條線里任何一條失守，高電價與大合同額都會迅速轉化為高成本與高風險；反過來，一旦把三關做成可控變量，溢價才會變成可兌現的現金流。這也是為什么本地化在韓國不是形象工程，而是一套工具箱：它是合規工具，決定許可鏈能否穩定推進；是融資工具，決定里程碑與風險能否被寫進協議與放款條件；也是議價工具，決定你在聯合體中是可替換的供貨商，還是不可替換的交付方。

對中資企業而言，更現實的路徑不是把國內內卷平移到海外，而是用聯合體加在地執行重構進入方式。由更適配公共程序與輿論環境的本地伙伴承擔前臺協調與長期溝通，用本地員工、本地分包、本地運維與服務能力承接日常執行；中方把優勢落在能生產確定性的環節，包括系統方案、工程組織、關鍵路徑交付與證據鏈管理。能把確定性做出來，就能把高價變成現金流；做不出來，高價反而會放大失誤的代價。

韓國不是一片只要投入就會增長的增量藍海，更像一臺篩選器：篩掉價格型參與者，留下交付型參與者。門檻越硬，越可能在穿過之后轉化為護城河。

本地化是合規工具、融資工具，也是議價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