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造黃謠”，法網終難逃！

圖片由AI生成

　　□謝欣怡

　　1月7日，一起備受關注的網絡“造黃謠”案件一審宣判。28歲男子尹某杰因盜用女性照片、編造“性暗示簡歷”并在網絡散布，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近年來，司法機關對“造黃謠”行為的打擊力度持續強化，維權路徑也愈加清晰。從2021年自訴轉公訴的浙江“取快遞女子被造謠案”，到2024年受害人借助“區塊鏈證據保全技術”與公證處公證成功維權，一系列突破讓更多受害者看到依法反擊的可能。此次判決，進一步鞏固了這條日益堅實的防線。

　　從民事侵權到刑事犯罪，法律究竟如何界定？面對網絡“造黃謠”，受害者該如何維權、又該如何推動社會合力共治？相關法律專業人士的分析解讀，有助于厘清其背后的法律邏輯與社會意義。

　　一紙黃謠觸碰多條法律紅線

　　這起案件始于2025年7月，為發泄情緒，尹某杰從某社交平臺盜取林女士、李女士兩名博主的照片，虛構“某廣播電視臺主持人/DJ”“播音主持專業”等身份，捏造包含低俗性暗示的虛假求職簡歷，通過某招聘App公開散布。謠言迅速發酵，導致兩名與其素不相識的女性遭遇大規模網絡騷擾。

　　北京恒略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梔表示，尹某杰的行為構成了多種民事侵權。

　　該行為侵害了受害者的名譽權。馬玉梔指出，尹某杰編造包含性暗示、不正當關系等虛假事實并進行散布，導致受害者的社會評價降低，違反了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條關于“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的規定。她表示：“法院會重點評估虛假信息的傳播范圍、持續時間、對受害者生活工作的實際影響（如騷擾信息、工作機會喪失等）以及主觀惡意程度。本案中，信息在公共招聘平臺傳播，并造成另一人被誤傷，證明了其傳播廣、后果嚴重。”

　　同時，該行為還構成對肖像權的侵害。未經林女士同意，盜用其在社交平臺發布的照片，用于偽造求職簡歷并傳播，違反了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條，“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丑化、污損，或者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偽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權。”馬玉梔分析強調，關鍵在于“未經同意+以營利或其他非法目的使用”，盡管本案并非商業營利，但將肖像用于編造違法、低俗信息進行傳播，構成典型的侵害肖像權行為，且情節惡劣。

　　此外，該行為還非法侵害了受害者的個人信息權益。馬玉梔指出，非法盜取并使用能夠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的照片等個人信息，違反了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條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評估重點在于信息是否具有‘可識別性’（照片足以指向具體個人），以及非法使用行為是否給當事人帶來現實安全隱患或精神壓力（如本案導致的網絡騷擾）。”

　　值得關注的是，尹某杰的行為雖已構成多重民事侵權，卻并未僅停留在民事糾紛層面，而是被依法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尹某杰的行為系多個違法點疊加，構成了刑事犯罪，同時存在民事侵權。”馬玉梔指出，“本案的核心在于，行為人的目的不僅是損害特定個人的名譽，更是為了發泄情緒，在公共網絡空間起哄鬧事，最終導致社會公共秩序的嚴重混亂。”她進一步解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對潛在造謠者形成有力震懾

　　司法定性明確了刑事犯罪紅線，而回到案件本身，一紙謠言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卻是無法衡量的。對林女士和李女士而言，那張被盜用的美照，帶來的不僅是“蜂擁而至的騷擾私信、滿是污言穢語的評論”，更是日常生活、工作及交往等各方面的“社會性死亡”。

　　據林女士回憶，2024年8月，她參加養馬島音樂節，見到了偶像并開心地拍了照，上傳到社交賬號。2025年7月23日，有網友在她的帖子里提醒她，“你的圖被盜用了還在傳黃謠”。

　　隨后，林女士的社交賬號里涌進大量陌生網友，發來的都是涉黃信息、侮辱謾罵和謠言，她怎么澄清說明都沒用。

　　這個事件剛發生時，林女士的生活工作都受到影響，失眠、焦慮，甚至不敢出門。

　　李女士于2025年7月23日看到被盜圖的聊天記錄后，立刻報了警，但謠言在網上傳播迅速，她的個人賬號等信息也被人扒出，出現大量騷擾信息和言語攻擊的內容，有的私信帶有污言穢語。

　　在馬玉梔看來，這種針對陌生女性的惡意“造黃謠”，其背后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網絡的匿名環境降低了公眾責任感，使一些人的行為變得肆無忌憚；另一方面，這種行為折射出某些人通過侮辱、貶低他人（尤其是女性）來獲取畸形優越感與關注度的扭曲心理。

　　“所以該判決具有重要的司法導向意義，它清晰劃定了網絡言論的法律紅線：為發泄情緒，在公共網絡空間針對不特定對象編造、傳播涉及他人隱私和品行的虛假信息，一旦造成秩序混亂，就不再是簡單的‘民事糾紛’或‘行政違法’，而是可能構成‘尋釁滋事罪’的刑事犯罪。”馬玉梔稱，“這極大提高了此類違法行為的法律成本，對潛在的造謠者形成了有力震懾。”

　　從風險預防到依法維權

　　近年來，從線下偷拍編故事到線上利用AI技術合成，低成本、高傷害的“造黃謠”案件屢禁不止。那么，面對這類問題，公眾應如何應對？

　　馬玉梔建議建立“預防+應對”雙重防御體系。在預防層面，應審慎管理個人信息：在社交平臺發布照片、定位、工作單位等信息時，善用隱私設置；定期進行網絡“體檢”，用自己名字或昵稱搜索查看異常信息；對陌生鏈接、索要照片或敏感信息的請求保持警惕。

　　一旦不幸遭遇侵權，則應冷靜、果斷地采取維權行動。首先，全面、及時固定證據，對造謠頁面、傳播鏈接及所有騷擾信息進行完整錄屏或截圖，并注意保存網址、發布時間等數據。其次，應立即向信息發布平臺提交舉報，要求其履行法定的“通知—刪除”義務。與此同時，攜帶已固定的證據前往公安機關報案，明確指出行為的違法性質。

　　“在掌握明確侵權人信息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并賠償損失。”馬玉梔補充道：“在一些案件中，對于情節嚴重，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之情形，但公安機關未立案的，受害人還可依法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誹謗罪的刑事自訴。”

　　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宏提到，為破解網暴案件自訴難、維權成本高，《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對網絡暴力案件中公安機關協助取證作出規定，明確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被害人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

　　尹某杰案的判決敲響了司法警鐘，但根除“造黃謠”這一社會痼疾，不能僅依賴事后懲處。馬玉梔認為，法律、平臺、公民三方協同共治，才是凈化網絡環境、遏制網絡暴力的根本之道。

　　在趙宏看來，社會觀念的塑造很重要。“要營造性別平等的社會氛圍，女性如果拿起法律武器維權，社會各方要提供幫助，別讓她們在維權過程中受到二次傷害。而通過一些典型案例的公布，能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一些人的一般性觀念——‘造黃謠’不用付出任何法律代價，讓他們知道不能隨意侮辱、物化和造謠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