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萬億，“第一省會”背水一戰

廣州何以“翻盤”？

2026年一開年，“強制造”再次成為各市搶抓布局的關鍵詞。

急迫如廣州，新年伊始便落地新一輪謀劃。最新出臺的《廣州市加快建設先進制造業強市規劃（2024—2035年）》高調提出，將在“2035年工業增加值翻一番”，并緊跟的目標，推動“2035年經濟總量翻一番”。對比2023年3.04萬億元的GDP，意味著廣州經濟規模有望在2035年突破6萬億元。

廣州的焦慮感不難理解。2024年，廣州工業發展遭遇“逆風”，規上工業增加值出現3.0%的下滑；去年前三季度，該指標終于回正至1.4%，在GDP前十城市中仍居于末位。在此次出臺的規劃中，廣州直面各大中心城市爭相布局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挑戰，更直言來自深圳都市圈的“虹吸效應逐漸增強”。

一邊是“跳起摸高”的新目標，一邊是與深圳之間的新一輪關系重塑，廣州如何破題，實現“大干十二年、再造新廣州”的愿景？

“虹吸”

近年來，伴隨城市群、都市圈加速重塑城市關系，軌道交通推進更高效配置各類資源，有關城市“虹吸”效應的討論并不鮮見。

廣州最新規劃指出，“當前，都市圈的虹吸效應逐漸增強，全國乃至全球重要的都市圈資源吸納能力正在不斷放大，對于人力、資本等各項要素集聚和競爭的‘馬太效應’愈加明顯。”其中還特別提及，“深圳都市圈在高端產業方面對廣州的虹吸效應逐漸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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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虹吸”？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原主任李鐵曾解釋，這個概念簡而言之，就是在工業化中期前后，中心城市吸引人口和要素集聚的過程。而在中國，行政等級化的城市管理體制帶動優質要素、資源向省會城市和高等級城市集中，隨之而來的其他市場要素也相繼跟進，造成了高等級中心城市的人口和資源高度聚集。

但作為省會城市的廣州，為何也成了被“虹吸”對象？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江指出，比起作為計劃單列市的深圳，省會廣州的發展受到更多因素影響，比如，常被外界提及的廣州三級財政，要承擔援助周邊地區的重任，財政上繳壓力大。

而近年來科技領域的發展“時差”，則進一步加深了兩市的勢能差。

上述規劃中，廣州自我剖析，深圳工業總產值連續4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僅新一代電子信息制造一個產業的產值就與廣州工業總產值相當”。

新一代電子信息制造業又串聯起了絕大部分新興產業。以廣州布局的15個戰略性產業集群為例，從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超高清視頻與新型顯示、軟件與互聯網、智能裝備和機器人、人工智能、半導體和集成電路，到低空經濟與航空航天、智能建造與工業化建筑，均與電子信息產業深度嵌合或充當重要場景。6個未來產業更離不開各類智能化技術底座。

在多位專家看來，面對新的產業機遇，深圳豐富的產業發展資源和強有力的政策支持，使各類資源極易集聚并形成規模效應，反過來又進一步提升了深圳的吸引力。

多重因素造成了如今的局面。一方面，如林江分析，廣深兩市采取了兩種迥異的發展模式。廣州體現省會的功能，主打“全面”，各種產業齊備，不僅體現在其41個工業大類覆蓋35個的產業廣度，也體現在餐飲、會計、金融等各類服務業各有亮點。而深圳則突出優勢，科創、金融正是兩大核心支柱。

另一方面，在全盤布局下，重點產業難免面臨“一步慢、步步慢”的窘境。如上述規劃分析，廣州“電子信息制造業錯失了手機、電腦等終端產品發展機遇，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型儲能、集成電路等新興產業布局晚、體量小”。

協同

“虹吸”的另一面是“輻射”。一種主流觀點認為，破解“虹吸”與“輻射”失衡的關鍵是，找準比較優勢，鍛長城市的長板，以產業協同激活集聚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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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廣州而言，要在廣深兩市的現有格局下，找到產業合作的“平衡點”并不容易。更何況如廣州分析，上海、北京、重慶、南京、成都、武漢等都市圈爭相布局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進一步對其先進制造業發展帶來一定的挑戰。

問題從深圳開始，也理應通過深圳尋找突破口。

一位長期研究大灣區城市發展的專家指出，數十年前，對廣深兩市進行適當分工合作的討論就已進入議事日程，但到如今仍未有明確說法。在他看來，兩市關系需要更高層面的統籌協同。

他指出，城市發展可能陷入一種“合成謬誤”，即均朝著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但在全局上卻產生了不利局面，比如在熱門產業上存在同質化競爭的風險。反觀廣深兩市，僅靠一市的力量很難改變局面，需要從全局上進行“微調”。

事實上，此前對外公布的廣東“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專門對廣深關系再度作出部署，提出“深化廣州、深圳雙城聯動、戰略協同”，并在科創合作、基礎設施等領域進行具體安排，包括建設廣深港科創走廊、廣深第二高鐵等。

這是廣東全省層面對廣深合作的又一次強調。

基于新的合作框架，廣州或將有望借力深圳在科創、產業等方面的優勢，實現兩座城市的共贏。

比如，上述專家認為，兩座城市的“聯動”應體現在產業的垂直一體化，特別是在新興產業領域推動垂直分工，在細分賽道上各自發力，以最大限度發揮大灣區產業鏈協同效應。

而深圳多個領域的政策紅利，也有望向廣州輻射。比如，深圳得益于緊靠香港的區位優勢，一直以來成為金融、數據、信息等要素的有效承接方，特別是在深交所等金融機構的賦能下，以長期資本、耐心資本陪伴創新轉化落地。

眼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刻改變全球產業發展和分工格局，重大顛覆性技術創新大量涌現，大灣區賴以發展的民營企業走上科技創新的高位，對于資金支持的需求愈顯突出。能否實現深圳重要資源的共享，也將影響廣州新興產業增長極的培育。

突破

對于廣州而言，協作也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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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廣州工業數據上。去年上半年，隨著廣州工業增加值增速達到0.7%，為長達15個月的負增長按下“暫停鍵”。在外界看來，這向外傳遞出廣州工業觸底回升、新舊動能轉換拐點顯現的信號。

對于廣州，建筑和汽車兩大產業的影響明顯。2024年，占全市汽車工業產值近30%的汽車制造業增加值下降16.4%，拖累廣州整體工業增長。在其背后，是上述規劃提到廣州“一車獨大”“油強電弱”的結構性短板。

轉型尚在推進中，廣州又定下工業增加值十年內“翻一番”的目標，在林江看來，僅靠廣州自身力量很難做到。

除了深度鏈接深圳之外，廣州更要發揮省會城市的功能，與更多灣區城市合作。然而，林江近兩年調研發現，此類合作存在障礙，甚至存在“熱臉貼冷屁股”的情況。

他認為，這一方面需要廣州調整協作方式，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更高層面體制機制的優化。比如，鏈式合作免不了企業的多點布局，如何建立企業對地方貢獻的共享機制？再比如，對于某一細分產業賽道，如何認定其產業鏈外延，使鏈條上的企業及其產值均能被計算在內，從而讓參與產業鏈構建的城市在統計學意義上被納入？

事實上，廣州并不缺協作的基因。被冠以千年商都之名，廣州有著兼收并蓄、開放包容的城市性格，造就了包括中大市場在內的眾多專業市場，并形成了廣州產業體系的雛形。

有觀點指出，比起深圳的“深”，廣州的長處在于“廣”，在推進重點突破的同時，廣州同樣可以最大化發揮綜合優勢，通過各類要素的疊加融合，尋求新的產業突破。

僅看深圳的“虹吸”也略顯片面。上述大灣區城市專家指出，比起單方面的資源輸出，廣深之間更多是互相流動——產業領域深圳走在前面，生活、人才服務方面廣州則有獨特優勢，大量“住東家吃西家”的“雙城人”造就了兩地繁忙的交通往來。

問題在于，廣州如何用好自身特色，真正找到差異化發展之道？

文字 | 楊棄非

*題圖來源：攝圖網_700845125 *城市進化論原創出品，未經授權，不得復制和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