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街頭血流成河,數千人抗議政府暴力鎮壓,歐美城市民眾發起聲援集會。但格蕾塔·通貝里卻沒有組織“自由船隊”前往伊朗。原因很簡單——去加沙,她面對的是以色列,去伊朗,她面對的是伊朗政權的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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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要說清楚:這波抗議始于2025年底,因為伊朗經濟惡化、通貨膨脹、民生困苦。民眾最初要求經濟改革,但很快演變成呼喊政權下臺的大規模示威。街頭出現了成千上萬的示威者,有的手拿標語,有的高呼口號,結果卻遭到軍警和準軍事部隊的武力鎮壓。據官方與非官方統計,已有數百到上千人死亡,更多人被抓或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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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塔敢去加沙,是因為她面對的敵人是國際輿論和以色列當局。最壞的結果可能是船只被攔截、被遣返,或者被媒體批評,但她的人身安全基本有保障。而在伊朗,街頭的抗議意味著真正的子彈、逮捕甚至死亡。這不是媒體可以控制的風險,這是生死的現實。
她不去伊朗,并不是冷漠或逃避,而是理性判斷行動邊界:她擅長并致力于全球氣候運動,而不是直接介入另一個國家的生死政治事件。對普通人而言,這說明一個殘酷現實:當行動代價是生命時,再大的理想主義也要退一步。
所以,問題不該是“格蕾塔為什么不去伊朗”,而是:**面對生死威脅,全球偶像和社會運動到底能做到什么?**這才是現代運動的真實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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