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喬冠華因病去世，章含之晚年忍不住感慨：我的愛情太短了

1977年3月的一個凌晨，北京醫院七層的病房里燈光明亮，急救車剛停下，喬冠華被抬上病床。那只陪了他二十年的舊皮箱安靜地躺在一旁，里面壓著龔澎的照片，也夾著他剛寫完卻來不及謄清的國際形勢評論。護士悄聲議論：“這位喬部長以前在聯合國那張笑臉，可是轟動過世界。”喬冠華卻閉著眼，只抓住妻子章含之的手，自嘲一般地說了句，“沒事，小病。”誰都聽得出，那句“小病”里透著倔強的逞強。

喬冠華的名字，與一九七一年的“喬的笑”緊緊相連。那一天，中國代表團步入聯合國大會堂，他抬頭大笑，光在鏡頭里定格。外電稱，那笑聲仿佛把議事廳的玻璃都震裂。可鏡頭捕不到的，是他在走廊里低聲告訴翻譯：“二十二年風霜，總算回家。”那一年他五十八歲，還沒來得及從失去龔澎的陰影里徹底走出，卻要給新中國撐起門面。

龔澎的影子在他心里盤桓太久。自一九七零年九月二十日她撒手人寰，喬冠華的腰桿仿佛突然彎下。鹽城老鄉胡喬木勸他：“文章可以頂兩個坦克師，可家里要有人等你。”他苦笑，寫稿時的鋒利落在自己身上，反倒成了鈍痛。直到章含之的出現，生活才隱約亮起微光。

章含之第一次注意喬冠華，其實是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的東四十條，那會兒她還不知道四年后自己會進外交部，更想不到面前這個高大而嚴肅的男人會成她后來的丈夫。可緣分話事，從來不問當事人意見。七一年春，她在外交部樓梯間看見他佝僂著身子慢慢往上挪，被同事一把拽住：“別沖，那是喬老爺。”先前照片上的“喬的笑”與眼前的蒼老背影，砰然對撞。

同年秋，喬冠華率團赴聯合國。點名時，他突然停住：“章含之，是不是你把《柳文指要》扣下了？”滿屋人錯愕。原來章士釗答應送的那本書一直沒到他手里，喬冠華便記在心上。年輕的章含之又窘又尷尬，猶豫半晌，只回答：“是的，我怕別人誤會，就拖了。”喬冠華沒有責備，只淡淡一句：“知道了，坐吧。”那一刻種下的，并非芥蒂，而是一種別樣的關注。

一九七二年再赴紐約，旅館里喬冠華忽然向章含之招手：“坐一下，我心情不好。”他壓低聲音，自嘲般地說：“我怕你認為我高傲，其實我挺可憐。”這句半真半假的坦白，讓章含之的戒備松了線。那之后，二人常在文件堆里交換眼神，感情卻并非順流直下。章含之想過退出，她怕年齡差距、怕外界流言，也怕重蹈上一段婚姻的覆轍。

一九七三年的深冬，喬冠華為這份猶疑喝下一整瓶茅臺，醉到不省人事，嘴里反復喊著“章含之在哪”。同事連夜把她拉到他家，她看著床上那張憔悴的臉，突然心軟了。幾天后，她終于點頭。那年喬冠華六十歲，章含之三十八歲，一場忘年之戀定了局。

婚后，甜蜜與波折同步。喬冠華的子女難以接受繼母，家里冷氣與熱炒同在。可每當病情發作，他只認章含之一人。心電監護儀“滴滴”作響，他拉著她的手低聲說：“為了你，我得挺住。”章含之索性辭去公職，在病床旁放下一張折疊床，只要聽見他翻身，就立刻起身查看。

一九八二年夏，癌細胞擴散的陰影已無處可逃。醫生主張化療，喬冠華輕聲問章含之：“疼不疼？”她笑著搖頭。喬冠華點點頭，咬牙簽了字。他堅信，陪在身旁的目光比嗎啡更有力。幾個月后，病情的確暫時平穩，連主治醫師都嘆奇跡。可奇跡從不屬于凡人太久。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喬冠華突發高燒，被緊急送醫。他仍想輕描淡寫：“大概是老毛病。”十四天后，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心電圖驟停。醫師合上病歷，輕聲宣布死亡時間。章含之撲上去哭到嘶啞，朋友杜修賢把她架出病房，她卻仿佛失了魂。回家后，她把骨灰盒擱在枕邊，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撫摸冰冷的盒蓋，自言自語：“老喬，早。”這種狀態持續了兩年，朋友輪番勸導無果。

一九八五年清明，江蘇鹽城細雨蒙蒙。喬冠華的骨灰經過多方協調，被安葬在蘇州近郊的墓園。黑色墓碑上鐫刻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系章含之親選。儀式結束，她摸著石碑，輕聲對丈夫說：“走好，我會替你看完這個世界。”風掠過柳枝，仿佛回應了一聲。

歲月隨后流轉。章含之重返講臺，也偶赴學術會議，卻始終不談再婚。有人好奇，她揮手道：“我的愛情太短，怎么舍得分給別人？”回到空蕩的家，她仍會給桌上的相框遞上一盞茶，然后去寫回憶錄。書頁里，她用最平靜的語氣敘述波瀾壯闊的外交歲月，卻在結尾潦草寫下七個字——“吾愛已逝，守心自暖”。

回看這段跨越二十余年的情緣，戰火與風云成了背景，真正的主角不過是兩顆倔強又柔軟的心。喬冠華用一生寫文章、走世界，最后把自己交給了病榻旁的那只小手；章含之用后半生守著一塊墓碑，也守住了那句幽幽低語：愛情，原來可以這么短，卻重得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