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抓住幾個日本女人，戰士不知如何處理，團長笑道：我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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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深秋的太行山，漫山遍野的柿子樹紅得像一團團火。

剛打完伏擊戰的八路軍一二九師獨立團戰士們，臉上還帶著硝煙，卻被三個特殊的俘虜難住了三個穿著白大褂的日本女護士，縮在擔架旁瑟瑟發抖。

戰士們吵成一團。

有人把槍栓拉得嘩嘩響，說留著是禍害；有人覺得女人可憐，但想起被日軍殺害的鄉親，又把話咽了回去。

這時候，剛從師部開會回來的團長李云舫，踩著滿地紅葉走了過來。

這位河北藁城出來的黃埔六期生，打仗是出了名的"鬼才"。

他蹲下來看了看三個嚇得臉色發白的女人，又掃了眼怒氣沖沖的戰士們，突然開口："先送救護所。"

這話讓所有人都愣住了。

三班長張鐵柱急得直跺腳："團長，這可是日本人！前陣子小鬼子掃蕩，咱村王大娘就是被他們的護士......"李云舫擺擺手，從口袋里掏出本翻得起毛邊的小冊子《敵軍工作手冊》。"

翻到第17頁，"他聲音不高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勁兒，"上面寫著'政治瓦解為主，軍事打擊為輔'。她們是護士，不是端著槍的兵。"

這在1939年的華北戰場，可不是誰都能轉過這個彎的。

伏擊戰是在昔陽縣的山坳里打的。

那天凌晨三點，日軍的運輸隊剛進峽谷，獨立團的機槍就響了。

不到半小時，三十多個鬼子被殲滅，戰士們清理戰場時，在被炸塌的卡車里發現了這三個女人。

20歲的佐藤惠子當時抱著個藥箱，指甲縫里全是泥；17歲的高橋美咲嚇得直哭，嘴里念叨著"媽媽"；32歲的田中絹代倒是想裝鎮定，手卻抖得連聽診器都拿不住。

衛生員小王氣得罵："裝什么裝！小鬼子殺人的時候怎么不抖？"

副營長趙大勇主張把她們送到師部處理，免得在連里惹麻煩。

連長卻覺得帶著累贅，提議"就地解決"。

兩種意見吵到李云舫那里時，太陽已經爬到了柿子樹梢。

"你們說的都有道理，"李云舫把煙袋鍋在鞋底磕了磕，"但《日內瓦公約》咱得認，八路軍的規矩不能破。再說了，她們懂醫術，救護所正缺人。"

他頓了頓，突然笑了，"讓敵人變成人，比殺了他們有用。"

臨時救護所設在山神廟里。

剛開始，戰士們路過都要朝里啐一口。

給傷員換藥時，田中絹代想靠近，被傷員家屬一把推開："滾！誰要小鬼子碰我男人！"

護士長陳大姐急得直轉圈，本來想把她們鎖起來，后來發現根本不行三個女人里，田中絹代是東京圣路加醫院的護士長，佐藤惠子在京都醫學院讀過兩年書，高橋美咲雖然年輕，卻跟著當漁民的父親學過急救。

那天晚上，擔架隊抬來個腹部中彈的戰士，腸子都露出來了。

李云舫正好進來，當即拍板："讓她試試！"

手術做了三個小時。

田中絹代的手穩得像不會抖，縫合的傷口比陳大姐還整齊。

天亮時，戰士脫離危險，陳大姐紅著眼圈給田中絹代端來碗小米粥："慢點喝，鍋里還有。"

這之后，情況慢慢變了。

高橋美咲用鹽水煮布條代替紗布，感染率降了一半；佐藤惠子教大家用松針煮水消毒，還偷偷畫了張日軍布防圖。

有次轉移，通信員小張背她過冰河，小姑娘趴在他背上，小聲說了句"中國，好"。

戰士們開始改口了。

見到田中絹代，會喊"田中大姐"；佐藤惠子教衛生員說日語，大家就叫她"小老師"；高橋美咲喜歡摘野花，傷員們就把罐頭瓶省下來給她當花瓶。

1940年春天，日軍搞"鐵壁合圍"，三千多人把獨立團圍在太行山里。

突圍那天，田中絹代把頭發剪得跟男人一樣短，換上繳獲的日軍軍裝；高橋美咲把藥箱綁在身上，深一腳淺一腳跟著跑。

過封鎖線時，佐藤惠子還用日語喊"自己人"，騙過了巡邏的偽軍。

到了延安，這三個日本女人進了日本工農學校。

后來佐藤惠子成了反戰同盟的骨干，寫了本《我在中國的十年》；田中絹代留在沈陽開了家診所，1956年還見過李云舫那時他已經是軍區醫院的院長。

去年我在檔案館翻到本內部刊物，叫《團長有辦法》，里面專門寫了這段事。

現在太行山上的柿子樹還在，每年秋天照樣紅得像火。

有回我跟個老八路聊天，他說："那會兒李云舫團長就說，槍響的時候分敵我，放下槍了都是人。"

這話琢磨琢磨，還真有道理。

其實想想，哪場戰爭里沒有這樣的故事？仇恨容易記住，但那些在戰火里沒熄滅的人性，才更該被記住。

就像那三個日本護士，本來可能成為戰場上的敵人，最后卻成了反戰的種子。

這種轉變，比打贏一場仗更有力量。

說到底，戰爭總會結束，但人心里的東西會長久。

李云舫他們當年做的事，現在看來，不僅僅是救了三個人，更是守住了打仗的底線不管多恨，也不能丟了人該有的樣子。

這大概就是太行山柿子樹的意思吧，紅得熱烈，卻也結著甜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