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偽裝犯人入獄刺探情報，被他一眼識破，安排同志將其打個半死

李臨光，本名謝仲懷，福建廈門市人，1907年出生于歸僑家庭。其父謝春山，早年在南洋做橡膠生意，中年回國，到上海開錢莊，家庭生活十分優越。

李臨光從小聰明好學，父母為他特別聘請了家庭教師。12歲時，學完了全部小學課程，以第一名考入上海惠靈中學，16歲時再次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光華大學。

此時，李臨光的家庭發生變故，父親經營的錢莊被迫關閉，后改行經營面粉廠再次失敗，最后只得以房租收入維持生活。父母希望他完成學業，重整家業。

這一時期，社會的動蕩不安，人民反帝反封建意識的加強，預示了革命風暴的到來。光華大學校園里，進步同學廣泛談論的話題，是當前社會現象和社會改造，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政權對人民的殘害。李臨光熱切地參加這些討論。

他通過廣泛閱讀進步書刊和觀察體會社會現實，逐漸接受了新思想，并對家庭發生變故的社會因素和社會根源有所思考。

1925年，上海爆發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這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上海工人階級和各界進步青年為主體，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帝運動。許多李臨光那樣的進步青年學生思想產生劇變，明確了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才是救國救民的唯一正確道路，在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道路上成長起來。

上海光華大學學生參加了總罷課，李臨光積極參加運動，加入了學生會的工作，組織同學上街演說。他經受了工人運動的洗禮，思想有了根本的轉變，從一個僅僅對社會不滿的進步學生成長為實際的革命者。

不久，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把全部精力投入黨團事業。由于工作繁忙，加之對自己家庭依靠剝削生活產生本能的反感，他回家的日子越來越少。父母千方百計想使他回校安心讀書，不要介入政治，但他已決意不走父親安排的道路，繼續參加革命活動。

為了擺脫家庭的糾纏，也因共青團工作的需要，1926年，他毅然脫離學校和家庭，化名李臨光，擔任上海團工委組織委員，成為一名職業革命者。

1927年初，北伐軍逼近上海，黨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李臨光在斗爭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黨對于蔣介石屠殺革命同志的罪惡，進行了堅決反擊。李臨光的工作更加繁忙了。當年下半年，他擔任團上海滬南區工委組織委員，是上海龍華地區各校團的負責人之一。不久調任團江蘇省委秘書長。

在滬南區工作期間，李臨光結識了上海泉漳中學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長蔣婉仙，1928年1月，倆人結為伉儷。在嚴峻的政治形勢下，他們婚后生活十分緊張，根本沒有時間卿卿我我。

李臨光常常很晚回家，回來后夫妻之間談得更多的是如何以更努力的工作來紀念犧牲的同志們。他非常清楚他所從事的工作的危險性。一天深夜，他很晚回到家里，對妻子說：“我的一位好同志，團湖北省委書記卓愷澤犧牲了，他的妻子賣盡衣物才將尸骨運回家鄉。”

接著，他神情肅穆地說：“要革命，坐牢、殺頭是不免的，要時刻準備著為革命而犧牲。但是，共產黨人是殺不完的，共產主義一定會勝利。”

1927年底，李臨光和團中央書記吳軍娥誤入一個已被敵人破壞的聯絡點，不幸被捕。妻子見李臨光一夜不歸，馬上買報細看，上面赫然登載了國民黨破獲中共組織以及李臨光被捕的消息。

黨組織也來通知蔣婉仙，說明正在組織營救，看她能否請他的家人也出面想點辦法配合營救。當蔣婉仙趕去時，李臨光的父親已經去世，母親托人通過上海警備司令錢大均老婆的關系，花了一千元大洋疏通。

通過組織上和李母的大力營救，再加上李臨光在被捕時，身上未搜出任何證據，本人也應對自如，入獄三個月后，他從國民黨監獄中被釋放出來。獄中生活摧殘了他的健康，組織決定讓他回家休養。由此，李臨光回到了久別的母親身邊。

回到家里，年邁的母親看著受盡折磨的愛子，流著眼淚對他說：“為了救你，家里已經是傾家蕩產。現在你平安地回來了，再也別去做那些危險的事了。我已為你籌劃好，到南洋找你父親的好友，安生做生意，平安過日子好嗎？”

母親還告訴他，在他離校出走后，父親曾經登報尋人，可是至死未見兒子的面。李臨光難過地看著母親，他不忍違背老人家的意思，但知道自己已經離不開革命，黨的工作已經成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

他含淚騙母親說，“身體稍好一些就走。”母親很高興。

眼看李臨光身體一天天好起來，母親也開始打點著給他整理行裝。就在他答應母親赴南洋的頭天清晨，悄悄地離開了家，回到了組織身邊。行前，給母親留下一封感人至深的信：

母親：

我的身體好了，謝謝你老人家對我的照顧。為了革命，我和婉仙又走了，我們知道這次走了以后，家人將不知如何的牽掛，你的老淚將重新縱橫，弟妹們的懷念將重新綿延，家人的尋覓又將重新開始了。

我們離開家，并不是不要母親，而是出于不得已，因為我們實在不能做家庭的奴隸，更不能做金錢的奴隸，我們怎能拋棄自己的意志去錙銖必較做那孳孳為利的事情呢？

私心自測，人類解放不成，何以家為。我們這次出走后，將重新過我們革命者清苦的生活，這種生活雖然不十分安逸，但在精神上卻十二萬分的快樂。在革命隊伍中，我們雖吃粗菜淡飯，但我們覺得這比家中的山珍海味好吃得多。我們離家后，雖得不到你的愛撫，但可以得到千千萬萬工人的愛撫與照顧。一切請你放心。

仲懷 婉仙留

1928年8月，團中央安排李臨光去杭州擔任共青團浙江省委組織委員兼秘書（團省委書記裘古懷）。到杭州后，李臨光和蔣婉仙先住在旅館里，因為李臨光擔負著建立團省委機關的任務，旅館不是個適宜的地方。后來在清河坊找到固定住處，建立了團省委秘密機關。

1928年下半年，團省委書記裘古懷被捕，他們再次搬家，在一間平房住下，兼做團省委秘密辦公處。饒漱石作為特派員，與李臨光一同工作一處居住，兩人常常早出晚歸。

1929年1月，黨團省市委又一次遭到破壞，李臨光擔負起領導省市團委的領導責任，定居在城隍山腳下的一座廟里。他多次在寶石山、前錢王祠等地召開秘密會議，布署工作，并到溫州、臨海、黃巖、海門等處巡視。1929年4-5月，饒漱石調東北，他獨立擔負起了工作。

6月下旬，團中央派周善（徐邁進）到杭州協助李臨光工作。團中央交待的任務是：先建立團杭州中心市委，然后恢復團省委。李臨光任書記，周善負責組織工作。

7月30日，李臨光和蔣婉仙到湖邊旅館去拜望蔣婉仙的二伯。午飯后，李臨光叫婉仙在旅館等他，他與徐邁進到浙江大學工學院取信。因為李臨光將去團中央匯報工作，就帶徐邁進一起去熟悉情況。

當徐邁進伸手向信插拿信時，國民黨特務突然出現，將兩人扣押。徐邁進為開脫李臨光，說：“我來拿信，你們憑什么扣人，還把他也亂扣。”但特務不由分說，將他們押去拘留所。

李臨光被捕后，先被關押在柴木巷拘留所，經審訊后說是案情嚴重，判刑4年，關入普通反省院。到反省院后，蔣婉仙去探監，見李臨光頭發蓬亂，滿身創傷，忍不住哭起來。李安慰她說：不要哭，堅強些。

然后又將組織上出于工作需要，讓他和一名同志做假夫妻的事告訴李臨光，說：“此事我難作主，須得問問你。”李臨光痛快地說：“這很好，沒什么可猶豫的，為了革命利益，我永遠信任你。對于我們那即將出生的孩子，你要好好撫養，長大后繼承我和千百萬革命者的意志。”

對于妻子還想繼續托人活動保釋自己的想法，他認為不必再搞，說：“對敵人不要存絲毫幻想，也不要增加母親的憂愁。”

他在反省院中積極參加被捕同志之間的秘密聯絡，認真讀書，學習理論。他的活動被敵人發現后，又被解送浙江陸軍監獄。

陸軍監獄是人間地獄，被關押的同志都是重犯，斗爭情緒普遍很高。李臨光進監后，作為獄中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積極領導和參加了各種獄中斗爭。

一次，叛徒徐行化名管容德，被敵人派到籠子做假犯人，李臨光一看是他，就讓同志們教訓他，大家把叛徒蒙上眼睛，你一拳我一腳打了個半死。

在“紀念廣州起義”、“發折子”、“十大要求”、“斗爭叛徒特務”和“破獄”等斗爭中，李臨光一直是重要骨干，因此在“五一二”大拷打時，他與十多個同志被剝去衣服進行拷打。

他還買通看守替他買報紙，一張一元報酬。同籠難友回憶他時，說他：“平時態度沉著，始終保持從容的姿態，雖不露鋒芒，但在大家心目中是被認為忠誠老練的優秀革命領導者。”

1930年8月27日，敵人進行大屠殺。當敵人開門叫李臨光名字時，他高聲應答，立即被拷上手銬。他一看情況不對，知道自己不免于難，當即脫下外衣送給難友，說：“這些衣服你們留下換換，我不糟蹋它了。”

又回頭將眼鏡摘下，放在地上，說：“這副眼鏡也留下來，請你們幫助保存，給患近視眼的同志用。”只穿條短褲站在籠邊。

最后，他高聲說：“同志們，永別了，不要悲傷，希望你們保重。”隨即和全監同志齊聲高呼“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泰然自若，慷慨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