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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爽 張若琪
由楊亞洲執導,于和偉、吳越等主演的《沉默的榮耀》,作為首部聚焦臺灣隱蔽戰線的歷史劇集,以1949年前后“東海小組”潛伏臺灣的史實為藍本,深情再現吳石、朱楓等革命先輩的崢嶸歲月與無聲奉獻。該劇播出后強勢“破圈”,在海峽兩岸激起深遠回響。其敘事另辟蹊徑,跳出傳統諜戰的窠臼,以暗涌的較量與熾熱的理想為核心,從主題高度、人物深度與敘事維度三重向度,詮釋了一幅超越黨派分野的蒼生畫卷,為歷史題材創作點亮了新的曙光。
主題錨定:以“蒼生”為核的家國共生邏輯
《沉默的榮耀》將“有國才有家”作為精神內核,將“蒼生”作為理想落點,構建起家國共生的價值體系。以吳石為主的東海小組成員皆面臨安逸與使命的抉擇:吳石忍喪子之痛、承民族屈辱為日本白團翻譯,聶曦背負妻子誤解將孩子留居大陸赴臺,朱楓放棄返回上海的安穩投身地下工作,陳寶倉在國民黨內部的腐敗環境中隱忍堅守,皆以舍小家為大國的抉擇,踐行著“非為黨派,實為蒼生”的信念。
片中有吳石目睹赴臺民眾因思鄉跳海返回大陸的場景,此處以質樸的鏡頭語言傳遞了民眾的訴求,恰恰印證梁啟超《新民說》中“國家之主人為誰?即一國之民是也”的論斷。而另一位重要角色朱楓,東海小組的臨時交通員,則以行動詮釋了“蒼生安寧”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讓家國情懷有了最鮮活的民生注腳。
人物塑造:去“偉光正”的人性真實映射
這部劇人物塑造的突破點,在于摒棄臉譜化表達,以歷史原型為依托,刻畫革命者兼具理想主義與現實掙扎的真實選擇,讓這些沉默英雄“向死而生”的抉擇落地為觀眾可以共情的生命體驗。劇中核心角色吳石、朱楓、陳寶倉等均采用歷史上革命烈士的真名,既是對先烈的銘記,也強化了人物塑造與敘事的真實性,引導觀眾直面隱蔽戰線英雄的本真模樣。
劇集并未將英雄神化,而是著重描摹其人性褶皺:吳石面對戰友犧牲會失控痛心,會因女兒學成與同學的情誼而觸動;朱楓初涉地下工作時盡顯生疏與忐忑;聶曦在家庭與使命間糾結輾轉……這些細節讓革命者褪去“完美”光環,成為有軟肋、可共情的普通人。
故事對正反兩派代表吳石與谷正文,以及叛徒蔡孝乾的刻畫,充分展現了人性的復雜。這種敘事方式,既貼合歷史真實——臺灣地下工作者本就是“非神明的肉身凡體”,是“不完美卻帶著人性溫度的革命者”,也讓觀眾得以共情他們抉擇的沉重,更深切地理解“沉默榮耀”的真諦。
敘事落點:既定結局下的悲愴共鳴建構
與傳統諜戰劇的勝利敘事不同,《沉默的榮耀》以東海小組因內奸背叛集體犧牲的既定歷史為結局。劇集開篇就讓吳石處于身份暴露邊緣,跳出傳統戲劇由緩到激的節奏,一定程度上以“反傳統戲劇性”敘事營造持續張力。這種方式利弊參半,持續的緊張感易引發觀眾壓抑情緒,產生審美疲勞,在這種缺乏以往諜戰劇“爽感”的故事和敘事之下,如何創造該劇的獨特性與可持續吸引力呢?
《沉默的榮耀》通過“諜戰大義”與“人物小情”雙線交織,消解了敘事疲乏。這種敘事處理,讓觀眾跳出對“勝利結局”的期待,轉而聚焦英雄們在既定命運中的堅守與抉擇。當鏡頭定格于先烈赴死時“既如此,便如此”的從容,觀眾所感受到的不僅僅是歷史的沉痛,還有對先輩守護蒼生的敬畏——這種將歷史悲劇轉化為情感共鳴的表達,正是該劇敘事的核心價值,也讓隱蔽戰線的歷史記憶獲得了跨時代的傳播力。
《沉默的榮耀》證明,即使是嚴肅、類型化的歷史諜戰題材,用真實與真心包裹,依舊能夠收獲當代觀眾的共鳴。其精準的主題錨定、真實的人物塑造與創新的敘事表達,讓隱蔽戰線的歷史具象化、情感化。它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諜戰劇的固有范式,以“蒼生”為紐帶串聯起家國情懷與人性溫度,既實現了歷史記憶的跨屏與跨時代傳承,也為同類題材創作提供了借鑒。劇集的“破圈”印證了,唯有扎根史實、觸碰人性,才能讓紅色敘事跨越時代,持續喚醒觀眾對先烈的敬畏與對和平的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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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高思佳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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