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的父親饒思誠，面對陳賡所送錢財堅決不接受，臨終之際依舊堅持將存款上交國家

01

“這錢，我不能要，前線的戰士比我更需要它！”
一九四九年的南昌街頭，剛剛解放不久，空氣里還帶著一股子硝煙散去后的興奮勁兒。幾個穿著軍裝的大個子，急匆匆地穿過那些破舊的巷弄，領頭的那位正是赫赫有名的陳賡大將，旁邊跟著的是江西的一把手陳正人。
這幾位在戰場上那是跺跺腳地都要抖三抖的人物，這會兒卻在一個破舊不堪的民房門口停下了腳步。推開那扇搖搖欲墜的木門，屋里的景象讓這幾位見過大場面的將軍，心里頭都不是滋味。
屋里黑漆漆的，除了幾摞書，連件像樣的家具都沒有，一個瘦得像干柴一樣的老頭正縮在角落里看書。這哪里像是一個官宦世家的宅邸，簡直就跟那難民營沒什么兩樣。
這位老人家，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的親爹，饒思誠。

陳賡是個直性子，看著老人家這副光景，眼眶一下子就紅了。他二話沒說，回頭就讓人拿來了二百塊現大洋。這在當時那個物價水平，二百塊大洋那是筆巨款，夠普通人家舒舒服服過上好幾年了。
陳賡把錢往那張跛了腳的桌子上一放，那意思再明白不過了：老爺子，這錢您拿著，買點肉，把身子骨養好，這是組織上的一點心意，也是晚輩的一點孝心。
接下來的這一幕，讓在場所有人都沒想到。
饒思誠看了一眼那白花花的銀元，臉色突然沉了下來。他不是嫌少，而是像被燙了手一樣，堅決要把錢推回去。老爺子那股倔勁兒上來，十頭牛都拉不回來。
他那一雙枯瘦的手，死死地擋著那堆銀元，嘴里說出的話，硬得像是石頭砸在地上：“大西南還沒解放，前線的戰士還在流血，這錢給我個糟老頭子吃肉？那這肉我咽不下去！你們把這錢拿走，捐給前線，給戰士們買子彈，買干糧！”

這一下，屋里的空氣都凝固了。陳賡是什么人？那也是個倔脾氣，可碰上饒思誠這塊“硬骨頭”，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僵持了半天，這二百塊大洋愣是沒送出去。
陳賡走的時候，一步三回頭，看著那個在昏暗燈光下繼續看書的背影，心里頭大概在想：這舊社會的秀才，骨頭怎么比新社會的鋼筋還硬？
這事兒在當時傳得沸沸揚揚。有人說老頭子傻，有人說老頭子是作秀。可這要是作秀，那代價也太大了點。畢竟，那時候饒思誠家里窮得連鍋都快揭不開了，他那一雙兒女，也是跟著他饑一頓飽一頓的。
這事兒，僅僅是個開始。這位“傻”老頭子后來的操作，更是一次次刷新了人們對“清官”這兩個字的認知。他用自己的一輩子，給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上了一堂關于“骨氣”的課。

02

說起這饒思誠，那可真不是一般人。
把時間軸往回拉一拉，拉到清朝末年。那時候的饒思誠，可是個正兒八經的知識分子，二十一歲那年，也就是清朝最后一次科舉，人家硬是憑著真本事考上了秀才。
按理說，考上秀才，那就是一只腳踏進了官場，等著飛黃騰達就行了。可這老天爺像是故意跟他開玩笑，這秀才剛考上沒多久，大清朝就亡了，科舉也廢了。
換做別人，這會兒估計早就哭天搶地，感嘆生不逢時了。可饒思誠呢？人家壓根沒當回事。這書讀得多了，眼界自然就寬。他看明白了，這大清朝那是氣數已盡，新時代要來了。
既然做不了官，那就教書育人。他轉身就考進了江西優級師范學堂，學起了洋文和地理。那時候的英語，那可是稀罕玩意兒，能把那玩意兒整明白的，都是那個時代的先鋒人物。
畢業后的饒思誠，當起了教書先生。你別以為他是那種搖頭晃腦、之乎者也的老夫子。他在講臺上，那講的可不僅僅是ABCD，講的是新思想，講的是救國救民的道理。

那時候正是“五四運動”風起云涌的時候，饒思誠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彭貢瑋、胡鐵生，被人合稱為“革新三友”。這名號聽著就提氣，那是跟封建守舊勢力對著干的急先鋒。
他在江西省立第一師范學院教書的時候，那可是個“危險人物”。為什么說危險？因為他跟共產黨走得近啊。那時候地下黨員多活躍，饒思誠雖然那時候還不是黨員，但他那顆心，早就跟革命緊緊貼在了一起。
他給學生們上課，那從來不照本宣科。他會講這個國家為什么會窮，老百姓為什么會苦，洋人為什么敢騎在我們頭上拉屎撒尿。這些問題拋出來，那就像是一顆顆火種，撒在了那些年輕學生的心里。
他的兒子饒漱石，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你想想，天天聽老爹講這些救國救民的大道理，這孩子能不走上革命道路嗎？
到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候，饒思誠也沒閑著，當上了國民黨江西省第一區黨部常務委員。可好景不長，蔣介石搞了個“四一二”政變，大屠刀舉起來了，對著共產黨人就是一頓亂殺。
這時候就能看出一個人的成色了。有多少人為了保命，那是趕緊跟共產黨劃清界限，甚至反咬一口。可饒思誠呢？他雖然是國民黨員，可他心里那桿秤可是準得很。他一眼就看穿了蔣介石那是掛羊頭賣狗肉，是反革命。
中共決定發動南昌起義，這可是要把天捅個窟窿的大事。饒思誠二話沒說，站在了中共這邊。他那時候身體不好，有著嚴重的肺病，可他還是一瘸一拐地組織全市的青年學生，去配合起義軍的行動。

起義軍撤離南昌的時候，饒思誠本來是想跟著走的。可他那身體，走兩步就喘，肺都要咳出來了。組織上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沒讓他跟著南下，讓他留下來潛伏。
這一留，就是生離死別。
國民黨反動派那是殺人不眨眼的主兒，對于參與起義的人，那是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饒思誠知道自己處境危險，帶著孩子就潛回了臨川鄉下。
那段日子，真是苦得像黃連水里泡過一樣。他老婆因為勞累過度，再加上沒錢治病，早早地就撒手人寰了。家里就剩下他和三個孩子，大眼瞪小眼。
為了養活這三個孩子，他又干起了老本行，當教書先生。可是那時候兵荒馬亂的，教書能掙幾個錢？也就是勉強餓不死罷了。
他后來去了省立圖書館工作，好不容易安穩了幾天，日本鬼子又打進來了。南昌淪陷，他又帶著孩子跟著學校流亡。
這一路上的顛沛流離，饒思誠就像是一棵在大風中搖搖欲墜的老樹，死死地護著身下的幾棵幼苗。

03

饒思誠在廣昌白水教書的那段日子，在他女兒饒玉蓮的記憶里，那是既辛酸又溫馨。
辛酸的是，家里實在是太窮了。一家四口的吃喝拉撒，全靠饒思誠一個人那點微薄的薪水。那薪水在當時那個通貨膨脹的年代，買米都要數著粒買。
饒思誠自己那是省到了極點。他那件長衫，那是補了又補，縫了又縫。大兒子穿過的衣服，改一改給大女兒穿，大女兒穿不下了，再改一改給小女兒饒玉蓮穿。這一家子，就像是一群穿著百家衣的乞丐。
可就是在這種窮得叮當響的日子里，饒思誠從來沒在孩子面前叫過一聲苦。他那張瘦削的臉上，總是掛著那副淡淡的笑容，好像天塌下來有他頂著。
他對學生那是出了名的嚴。你要是遲到早退，或者是干了什么違反紀律的事兒，饒老師那眼神能把你盯得心里發毛。可奇怪的是，學生們從來沒見過他發火。
遇到那些調皮搗蛋的學生，他不會像別的老師那樣拿戒尺打手心，也不會罰站。他會把學生叫到跟前，給他們講故事。講聊齋里的鬼狐，講歷史上的忠奸。那故事講得，比茶館里的說書先生還精彩。學生們聽得入迷，道理自然也就聽進去了。
這就是饒思誠的高明之處。他知道，打罵那是無能的表現，只有讓學生心里明白了，那才是真的教育。
饒思誠這人，還是個“全才”。這老秀才為了教好書，那真是什么都學。為了研究原子物理，他甚至去補習數學和化學。這把年紀了，還跟個小學生一樣，遇到不懂的就去問別人。他說過一句話：“要想學到點東西，就要不恥下問，拜能者為師。”
在他眼里，面子那是最不值錢的東西，知識才是無價之寶。

日子雖然苦，可饒思誠對孩子們的教育那是一點都沒落下。他經常告誡孩子們，買東西千萬別跟老百姓討價還價。他說：“老百姓種點東西，養點東西，那是從牙縫里省出來的，不容易。咱們不能為了那點蠅頭小利，去占老百姓的便宜。”
這話聽著樸實，可那個年代，有多少人能做到？
那時候，由于戰亂，他和兒子饒漱石失散了幾十年。這幾十年里，他不知道兒子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兒子在外面干什么。直到一九四六年，他偶然在一本國民黨辦的畫報上，看到了饒漱石的名字。
那一刻，老人的手都在抖。他知道，兒子沒給他丟臉，兒子是在干大事。
長女饒銀蓮的兒子左懷禮，讀過幾年書，后來回鄉務農了。一九四七年正月，這外孫來給外公拜年。饒思誠隨口問了一句：“最近在忙什么呢？”
這還沒等左懷禮開口，旁邊的親戚就搶著說了：“這孩子現在混得不錯，在鄉里當了保長！”
親戚這話本來是想夸夸孩子，覺得當個保長也是個官，挺光宗耀祖的。可沒想到，這話一出口，饒思誠的臉瞬間就黑了，那是真生氣了。
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指著外孫就訓：“保長？那是給國民黨反動派當走狗的差事！那是欺壓老百姓的差事！你年紀輕輕不學好，怎么能干這種事？這要是沾染了貪污腐敗的習氣，那還得了？”
這一頓訓，把一屋子人都給訓懵了。在那個年代，能當個保長，多少人求都求不來，這老頭子倒好，像是外孫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樣。
這就是饒思誠，他的眼里容不得半點沙子。在他看來，做人可以窮，可以苦，但絕對不能沒了良心，不能站在老百姓的對立面。

04

時間一晃，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
饒思誠這回算是“熬出頭”了。組織上考慮到他的資歷和威望，還有他早年對革命的貢獻，安排他當了江西省的人民委員，后來又當了副省長。
這要是換了別人，那還不得趕緊把以前受的苦都補回來？換個大房子，坐個小轎車，吃點山珍海味，那都是理所應當的吧？
可饒思誠偏不。他當了副省長，那日子過得，跟以前當窮教員沒啥兩樣。
他住在省政府的宿舍里，那宿舍簡陋得讓人不敢相信這是副省長的家。他那身衣服，還是那件打滿補丁的長衫，洗得都發白了。有人勸他做件新衣服，畢竟經常要出去開會，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
饒思誠把頭搖得像撥浪鼓：“衣服能穿就行，補丁怎么了？補丁那是光榮！咱們國家剛成立，百廢待興，到處都需要錢。我這把老骨頭，穿那么好干什么？給誰看？”
一九五零年，美國人打到家門口了，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饒思誠急了，那是真急了。他雖然年紀大了上不了戰場，但他那顆心早就飛到了鴨綠江邊。

他在家里動員，把身邊的一兒一女都送去參軍。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咱們家受了黨的恩惠，現在國家有難，咱們不出人誰出人？”
這還不算完，他又把亡妻留下來的金手鐲拿了出來。那可是亡妻唯一的遺物，是他這么多年的念想。他摩挲著那個手鐲，眼淚在眼眶里打轉，最后還是毅然決然地捐獻給了國家。
他說：“人都不在了，留著個鐲子有什么用？把它換成飛機大炮，把美國鬼子趕跑，那才是正事！”
這就是饒思誠的覺悟。在他的天平上，國家的分量永遠比小家要重得多。
他在當副省長的日子里，雖然身體越來越差，經常臥病在床，可他從來沒閑著。只要精神稍微好一點，他就看書，看文件。
一九五二年，巴甫洛夫的學說有了中文譯本，這老頭子聽說了，立馬托人去買。為了看懂這書，他又開始啃那些枯燥的理論。他還特別關心教育，每次開會，他總是那幾句話：“要提高教師的地位”，“要安排好教師的生活”。
他是真把教育當成了命根子。他知道，一個國家要強大，光有槍桿子不行，還得有筆桿子，得有人才。
那些年，他雖然拿著副省長的工資，可他一分錢都不舍得花。他吃的是粗茶淡飯，穿的是破衣爛衫。每個月的工資，除了留點基本的生活費，剩下的他全都存了起來。
周圍的人都不理解，這老頭子存這么多錢干什么？是不是想留給子女？或者是想買個大宅子？
大家伙兒都在猜，可誰也沒猜對。
這老頭子的心思，深著呢。

05

一九五八年，饒思誠病倒了，這次是真的不行了。
病房里的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來。子女們圍在床前，看著那個曾經像山一樣父親，如今已經瘦得皮包骨頭，心里那滋味，比吃了黃連還苦。
這時候，大家心里其實都有個小算盤。這老爺子當了這么多年副省長，平時又不花錢，這筆積蓄怎么著也得有個幾千塊吧？
在那個年代，幾千塊錢那可是天文數字。有了這筆錢，孩子們的日子能好過不少，孫子輩的學費也有著落了。
饒思誠躺在床上，呼吸微弱，眼睛半睜半閉。他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費力地抬起手，示意大家靠近點。
他用盡最后的力氣，說出了那個藏在他心里多年的秘密。
“我的那些積蓄……有四千多塊……”
聽到這個數字，在場的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果然是筆巨款！
可饒思誠接下來的話，卻像是一盆冰水，把大家心里那點小火苗全給澆滅了。
“這錢……全是黨和人民給我的俸祿。我平時吃得少，穿得破，沒花完……這錢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走了以后，這錢全部上交國庫，一分錢也不許留給家里！”
這話一出，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靜。沒有給孫子留學費，沒有給女兒留嫁妝，甚至連給自己買塊好墓地的錢都沒留。

這操作，簡直是“絕情”到了極點，也干凈到了極點。
子女們雖然心里有點失落，但看著父親那堅定的眼神，誰也不敢說個“不”字。他們知道，父親這輩子，就是這么個脾氣，決定的事，九頭牛也拉不回來。
饒思誠喘了幾口粗氣，又接著說：“孩子們已經長大了，該獨立了。不能依靠大人的財產過日子。留錢給你們，那是害了你們。只有靠自己的雙手掙來的飯，吃著才香。”
說完這些話，饒思誠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擔，臉上露出了一絲安詳的笑容。
一九五八年，這位倔了一輩子的老秀才，這位兩袖清風的副省長，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他走的時候，除了那一身補丁摞補丁的衣服，什么都沒帶走。
那筆四千元的巨款，按照他的遺囑，幾經周折，最后交到了撫州地委書記王敬民的手里。
省里的領導一開始不愿意收，覺得這老人家一輩子太不容易了，這錢還是留給子女吧。可饒思誠的子女們也是硬氣，堅決執行父親的遺愿，說這是父親最后的心愿，必須完成。
最后，這筆錢被轉到了家鄉，用來辦學校。
當這筆錢變成了一張張課桌椅，變成了孩子們手里的一本本新書的時候，那些曾經嘲笑饒思誠“傻”的人，終于閉上了嘴。
他們終于明白了，這老頭子不是傻，他是把心都掏給了這片土地，掏給了這些孩子。

一九五八年的那個秋天，撫州的鄉間學校里，書聲瑯瑯。那聲音，像是對饒思誠最好的祭奠。
而那些曾經在官場上撈得盆滿缽滿，家里金山銀山，最后卻落得個身敗名裂、被人戳脊梁骨的貪官們，若是泉下有知，看到饒思誠這四千塊錢的去處，不知會作何感想？
有人活著，為了錢財算計了一輩子，死后留下的只有罵名；有人走了，兩手空空，卻在老百姓的心里，立起了一座看不見的豐碑。
這四千塊錢，不僅僅是錢，它是一面鏡子。
它照出了那個時代的純粹，也照出了某些人皮袍下藏著的那個“小”字。
老百姓心里都有桿秤，誰輕誰重，這一稱，全出來了。
這世上，有些東西，比金子還貴，比命還硬。
那是骨氣，是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