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5年那個電話被摔碎后，彭德懷罵了一句狠話，背后卻是兩個讓上將名額空缺的名字
1935年2月的一個黃昏，遵義城外的風冷得刺骨。
突然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把紅三軍團指揮部的空氣都凍住了。
電話那頭，張愛萍的聲音帶著哭腔，話還沒說完，誰也沒想到，平日里泰山崩于前都不眨眼的彭德懷，突然對著話筒咆哮起來：“你們這些不怕死的，統統給我死了算了！”
緊接著，“啪”的一聲，電話被重重摔在了桌上。
周圍的人嚇得大氣都不敢出，但細心的人發現，這位鋼鐵元帥的手，正在劇烈地發抖。
究竟是多大的事兒，能讓這位出了名的“硬骨頭”失態成這樣？
這可不是簡單的戰場折損，這是生生從他心上剜走了一塊肉。
彭總這輩子打過無數惡仗，身邊的搭檔換了一茬又一茬，但有兩個名字，是他這輩子都沒法愈合的傷口。
要是這倆人能活到1955年，新中國的開國大將名單里，絕對得給他們騰出兩個位置。
這兩個人，一個是紅軍時期的鄧萍，一個是抗戰時期的左權。
這倆名字，成了彭總后半生想起來就流淚的痛點。
說起鄧萍，現在的年輕人估計都聽著耳生，但在紅軍那個草創階段，這哥們可是個響當當的人物。
四川自貢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高材生。
說起來，他還是彭總最早的“引路人”之一。
早在1928年，就是鄧萍協助彭德懷、滕代遠搞了那個著名的平江起義。
那時候的他們，那是真·生死之交，一塊兒拉隊伍，一塊兒上井岡山，一塊兒在蘇區反“圍剿”。
鄧萍這個人吧，打仗鬼點子特別多，膽子也大，年紀輕輕就干到了紅三軍團參謀長。
在老戰友眼里，他和彭總那是那種一個眼神就能讀懂對方的神仙搭檔。
可是呢，老天爺在長征路上跟彭總開了個太殘酷的玩笑。
那是遵義戰役最較勁的時候，為了拿下婁山關，重占遵義，身為參謀長的鄧萍坐不住了，非要隨前衛團行動。
那時候打仗就這樣，當官的都沖在最前頭。
鄧萍帶著張愛萍——后來也是大名鼎鼎的上將，摸到了遵義老城墻底下偵察。
就在鄧萍指著城墻，剛說完“情況緊急，援軍明天就到”這句話，一顆罪惡的子彈直接擊中了他的頭部。
連句遺言都沒來得及留，人就倒在了張愛萍懷里，血把軍裝都染透了。
那一年，他才27歲。
彭總摔電話那句怒罵，哪是在罵人啊，那是在罵老天爺不長眼，也是在掩飾自個兒那種天塌了的悲痛。
罵得越兇，心裡越疼，這就是彭老總的脾氣。
罵完之后，他平靜下來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叮囑幸存的張愛萍：“打仗要注意自己的腦袋?！?/strong>
這是一個兄長對弟弟最實在的關心。
因為戰事太緊，鄧萍的遺體只能匆匆裝進一口黑漆棺材，埋在城外山坡上，連個墓碑都沒敢立，就怕敵人破壞。
這事兒成了彭總一塊心病，壓了他幾十年。
直到1957年，在他親自過問下，當地政府才費勁巴拉找到了鄧萍的遺骸。
聽說老戰友終于入土為安，這位當了國防部長的硬漢，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像是卸下了幾千斤的擔子。
如果說鄧萍是彭總紅軍時期的“右臂”，那左權就是他抗戰時期的“最強大腦”。
很多人都知道“朱毛”，但在華北抗日戰場上，“彭左”這組合也是威震敵膽。
左權那是真正的科班出身，黃埔一期，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跟劉伯承是同學。
這人不僅懂戰術，更懂戰略，是當時八路軍里稀缺的理論家。
在太行山上，彭總脾氣急，像火；左權性格沉穩，像水。
每次打仗，彭總定決心，左權就能立馬把這決心變成嚴絲合縫的作戰方案。
就說著名的“百團大戰”吧，打響前，左權屋子里掛滿了一整面墻的地圖。
他經常端著個蠟燭，通宵達旦地在那摳細節。
那時候彭總和左權配合到了啥程度？
所有的作戰命令，左權起草，彭總簽發，幾乎不需要改動一個字。
彭總自己都感慨，有左權在，他睡覺都踏實。
有的搭檔是工作關係，有的搭檔是把命交給對方的生死契約。
可是悲劇總是驚人的相似。
1942年5月，日軍對太行山區搞了個慘無人道的“鐵壁合圍”。
為了掩護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機關突圍，左權在這個生死關頭，做出了一個真正爺們的選擇——讓戰友先撤，自己斷后。
他在十字嶺指揮的時候，被日軍的一發炮彈擊中，壯烈殉國，年僅37歲。
他是八路軍在抗日戰場上犧牲的最高級別將領。
左權這一走，彭總又一次嘗到了那種斷臂的滋味。
雖然后來滕代遠回來接了參謀長，但也填不滿他心里的那個坑。
據當時總部的工作人員回憶，回到曾經和左權一起指揮戰斗的磚壁村駐地時，彭總經常一個人坐在左權住過的后院發呆，甚至忍不住痛哭失聲。
那種英雄相惜、生死兩隔的痛苦，只有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才懂。
這種深情，彭總全給延續到了下一代身上。
左權唯一的女兒左太北，成了彭總視如己出的親閨女。
大家都知道彭總脾氣火爆，那是出了名的“雷公”，但唯獨對左太北，他展現出了少見的柔情。
在延安保育院，每到周末彭總就把小太北接回家，給她做飯，講故事。
小太北有時候耍脾氣哭鬧，彭總從來不發火，就靜靜地等她哭累了，再把她抱起來講道理。
新中國成立后，更是把她接到北京家里撫養，供她讀書。
后來左太北考上哈軍工，彭總在她的日記本上寫下：“送給太北，祝你永遠青春。”
1966年的春天，彭總去四川指導三線建設。
車子開到自貢境內的時候，他突然急令停車。
看著窗外起伏的丘陵和那條蜿蜒的沱江，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眼眶一下子紅了。
他喃喃自語：“這里人杰地靈啊，三十多年前，我有一位親密戰友就是這里人，可惜他早已犧牲了…
說完，他雙手捂住臉，淚水順著指縫就流了出來。
那一刻，他想到的不僅僅是自貢人鄧萍，也許還有葬在太行山上的左權。
鐵骨錚錚的漢子，心裡那塊最柔軟的地方，永遠留給了回不來的兄弟。
他們雖然沒能看到新中國成立那天，也沒能站在授銜臺上，但他們的血，早就滲進了這片土地，成了最硬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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