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得知古大存緊急匯報，葉劍英焦急致電陶鑄：刀下留人

一九五一年二月的珠江口，春寒猶在。廣州市郊的一處臨時公審現場中，六十六歲的莫雄雙手被反綁，站在泥地里，身后木樁矗立。沒多少人認得這位白發老者曾是孫中山的追隨者，更沒人知曉他在烽火年代屢次暗中護助共產黨。就在行刑名冊遞上去的那個午后，一通越洋電話從香港打到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部長古大存的辦公室，幾分鐘后，古大存握著話筒沖出門去——他的目的只有一個：搶在槍聲之前救人。

電話線另一端，負責處理土地改革清算的基層干部匯報稱，“莫雄，國民黨少將，曾鎮壓進步青年，應速處決。”這份簡歷看上去罪證確鑿。古大存卻明白，若不立刻核實，歷史功臣將被簡單標簽殺掉。短暫停頓后，他留下一句沉聲提醒：“共產黨不能過橋抽板。”話音落地，人已沖向廣東省政府駐地。

陶鑄其時剛從基層調研回來，對莫雄的來龍去脈所知有限。古大存把厚厚一摞材料遞上，語速很快：“莫雄多次向我黨提供絕密情報，長征能突圍，他功不可沒。”陶鑄眉頭緊鎖，翻看電文，仍難以馬上拍板。猶豫之際，外線鈴聲響起——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來電，只有四個字：“刀下留人！”短暫沉默后，陶鑄放下聽筒，立即令專人飛赴刑場，押解隊伍被當場叫停。

事情得以改寫，但疑問隨之而來：一位曾被視作“敵軍將領”的廣東老兵，為何能得到如此高規格的緊急叫停？答案要從二十多年前說起。

一九二六年北伐，莫雄時任粵軍旅長，因戰功顯赫被部下喚作“莫大哥”。他出身南海縣寒門，小學歷，行伍出身卻心懷共和理想。孫中山病逝后，國民黨內部權力紛爭不斷，莫雄對蔣介石日漸失望。在南京政府供職期間，他開始接觸地下黨人。李克農曾派嚴希純與之洽談，希望他以“黨外友人”身份繼續潛伏，為中共搜集情報。莫雄欣然接受：“能幫的，盡力。”一句話成了數年生死契約的開端。

一九三三年秋，蔣介石密令“鐵桶圍剿”中央蘇區。軍事計劃厚如磚頭，密級最高。莫雄利用職務便利，將核心文件拍照，輾轉交到我黨特工項與年手中。幾經周折，這份情報送達江西瑞金。毛澤東拿到文件后，當即作出部署，為后來主動突圍奠定先機。紅軍避免一次覆滅性打擊，幕后關鍵正是莫雄。長征途中，周恩來在窯洞里輕聲說：“莫大哥這條命，冒得過刀山火海。”這句并未公開的評價，后來成為華南干部認可莫雄的私下依據。

抗戰全面爆發后，莫雄調任南雄縣長。日軍逼近，他暗放收押的紅軍俘虜三十余人，又故意拖延撤退，讓余漢謀部的械彈落到八路軍手里。蔣介石對他起疑，拘押數月，無奈證據不足，只能借口“戴罪立功”重新啟用。危險卻始終尾隨。廣州行將解放前夜，薛岳密令除掉“叛徒莫雄”。得到風聲的他連夜乘船赴香港避險。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廣州解放。葉劍英從香山赴粵之前，毛澤東特別交代：“廣東有個莫雄，老朋友，務必妥善安置。”于是葉劍英派人赴港，將莫雄護送回穗，先安排到北江治安委員會助剿匪，再調省政府參事室。歲月如梭，兩年后大規模土地改革展開，縣區級基層干部急于立功，將所有“曾任國民黨軍官者”列入清算范圍，莫雄赫然在列。層層上報時，他的隱秘功績并未隨檔案一并送上；若非古大存及時發現，那張行刑名冊就會變成死亡證書。

值得一提的是，莫雄被救下后，葉劍英要求省委做一次系統復查。廣東省政法、統戰、公安三家聯合行動，補錄了莫雄歷年事跡。資料歸檔的那天，陶鑄看著厚厚一袋文件，輕嘆：“差一點，將功臣當敵人。”此后，華南分局發出指示，處理歷史對象必須“審慎、再審慎”，任何一張開列死刑的人名單，都要上報兩級審批，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土地改革結束。

莫雄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后，除擔任省參事室副主任，還以人大代表身份四處宣講鄉村金融改革，提倡“以工補農”，鼓勵僑匯回流投資。有人疑惑，他為何不愿出任更高職務？莫雄的回答簡潔：“此生干得大事夠多，余下愿做參謀。”從決策層角度看，一個在政界、軍界、人脈廣泛的老人，留在半官方位置更適配統戰。事實也證明，他出面調停過多起港商糾紛，幫省里穩住外貿渠道。

遺憾的是，長期奔波耗損了他的健康。進入七十年代末，莫雄心臟植病加重，常需靜養。廣東改革開放醞釀期間，他仍托人帶話：“新局面不容易，要珍惜。”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日，莫雄在廣州病逝。悼詞沒有華麗辭藻，只有一句概括：“革命的忠實朋友，民族的堅定戰士。”

翻查舊檔會發現，莫雄的名字在多個關鍵節點被悄悄劃掉又寫上，命運仿佛在鋼絲上搖擺。華南第一次追認他的功績，正是源于那通“刀下留人”的電話。由此也能看到，革命勝利之后，內部管理需要同樣嚴格的事實核查和歷史敬畏。否則，一個錯誤決定，足以讓歷史蒙塵。

事件過去七十余年，當年的急電仍被保存。葉劍英在電話記錄的空白處批了一行字：誰知其功，必留其人。這八個字，如今讀來依舊警醒——革命不是一張可以隨意改寫的考卷，任何一筆血與火的貢獻，都不該被輕率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