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的一個午后,深圳高新區里突然安靜下來。走廊盡頭傳來腳步聲,幾名年輕工程師放慢手里的動作——鄧小平的車隊到了。短暫寒暄后,老人握住公司董事長的手,笑著問:“你是葉老二吧?”對方搖頭,“不是,我排行老四。”一句玩笑,讓會客室里氛圍瞬間輕松。
葉華明,這個名頭在深圳并不起眼,可在軍史里分量極重。他的名字讓鄧小平想起另一位故人——新四軍軍長葉挺。兩位老戰友上一次見面,還是1946年重慶談判前后。歲月翻過四十多年,只剩一句質樸的“老二”“老四”,仍帶著戰場上共同沖鋒的默契。
為什么軍長之子會出現在光盤工廠?得先把時間撥回1983年。那年,改革的風剛吹到南海邊,蛇口碼頭燈火通宵。葉華明拎著行李,踏上海風味濃烈的棧橋,“咱們國家也得有自己的激光光盤。”在荷蘭飛利浦車間里那束細細的紅光,徹底點燃了他。
可現實并不浪漫。廠房是租來的,資金東拼西湊,連激光頭都得靠朋友從香港背進來。有人勸他別折騰:“國內還在聽磁帶呢,激光碟誰用得起?”葉華明只回一句,“總得有人先把種子埋下。”三年試驗,數不清的廢片堆滿倉庫,先科公司終于壓出第一張國產激光視盤。銀色圓片在燈下轉動時,他想起父親在山林里趕羊時被包圍的那天,心里一震:堅持,是家訓。
堅持二字,植入葉家血脈更早。1941年皖南事變后,葉挺被軟禁,蔣介石自以為抓住“骨肉親情”這根繩索,把軍長一家遷往桂林。高墻、暗哨、例行搜身,一樣都不少。葉挺把國民黨送來的薪餉扔出門外,墻上寫下“寧為玉碎”。李秀文賣首飾種菜,孩子們一年才吃上一回西瓜。生活清苦,卻沒人低頭。
1944年春,三個孩子被特務帶到湖北恩施,父子重聚卻仍在槍口之下。鄉村四戶人家,葉挺開荒種地,順便教孩子認星、算數。多年后,葉華明在莫斯科讀導彈工程,提起那段歲月,他說:“搞科研和父親種菜一樣,地翻夠深,苗才長得快。”口氣輕描淡寫,卻藏著鐵一般的意志。
1945年抗戰勝利,葉挺被押到重慶。次年3月,用馬法五交換,他出獄復黨。4月8日,重慶飛延安途中,飛機撞向黑茶山。機上包括葉挺夫婦、王若飛、秦邦憲等十七人,全數罹難。真相無從追索,孩子們只收到一張烈士證明。聶榮臻、賀龍、周恩來輪流照看葉家幾個孩子,鄧小平也常在聶家飯桌上見到他們。
1953年高中畢業,葉華明想去空軍當飛行員。聶榮臻擺手:“一家四口走在天上掉下來,再別飛了。”他被勸進哈軍工,后來又被送到莫斯科航空工程學院,學的卻是反飛機的導彈。命運轉彎處往往帶著諷刺,但學成歸國后,他的技術恰好填補了國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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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民用陣地,是另一種考驗。光盤的工藝、壓機、鍍膜、制版樣樣新鮮,沒人能給現成方案。葉華明把當年在導彈實驗室做附件試爆的狠勁,用來拆解進口機床。一項工序卡殼,他讓工人把機臺整體開蓋,“不行咱就從頭設計。”旁人捏把汗,他卻不急不躁:“武器可以自力更生,家用電器也能。”
1992年鄧小平南下視察,高新技術是第一站。他端起一張閃亮視盤,邊看邊問容量、耐磨和市場前景。葉華明回答得干脆,“單片能存十萬幀彩色圖像,正常使用壽命二十年。”鄧小平點頭,“年輕人干得不錯,高科技就要這么闖。”隨后又問起弟弟葉正光的情況,“還在海南嗎?”得到肯定答復后,老人露出熟悉的笑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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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車間時,鄧小平看見一排女工,小聲和身邊人說,“一看就有廣東口音。”女工們紅了臉。葉華明站在旁邊,想到父親手寫的“富貴不能淫”,心里暗暗發誓:技術要頂天立地,做人要堂堂正正。
接見結束,鄧小平在留言簿寫下八個字:“先科有前途,繼續奮斗。”葉華明親手關上展廳燈,回到辦公室時已經夜色深沉。窗外高新區霓虹閃爍,他忽然聽見父親沙啞的聲音仿佛從黑茶山的風里吹來:“孩子,好好干。”
多年以后,人們提起中國第一張國產DVD,會順帶提到那個固執的董事長。不少人只記得他是大將之子,卻不知道他也曾在實驗室里熬過無數通宵,用螺絲刀撬開外國設備的封條。倘若有人問起成功的秘訣,他只淡淡一句:“父親用一生教我,一件事,只要認準,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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