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貽芳：美國總統心中的“智慧女神”，周總理惋嘆為何不是我黨人

1945年4月的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開幕。各國代表濟濟一堂，一位身著深紫色旗袍的東方女性從人群中緩步登臺，舉手投足沉穩自信。正在會場前排就座的美國總統不禁低聲贊嘆：“東方的雅典娜。”掌聲如潮，她在《聯合國憲章》上寫下自己的中文名字——吳貽芳，至此成為全球首位在這份重要文件上簽字的女性。很多年后，周恩來在北京提到她時仍感慨：“可惜不是我們黨的人。”短短幾句道盡她在中外政壇與教育界的分量，卻難以囊括她走過的曲折與光輝。

1893年正月初三，武漢長江邊霧氣氤氳。吳貽芳出生在武昌一座清官府邸，父親吳有訓堅持舊禮法，五歲的她被纏足，讀書也被視作“多此一舉”。小姑娘偏偏天性倔強，“我要上學！”是她最常重復的一句話。父親大手一揮：不行。再不行？那就絕食、撞墻，最后竟吞下碎金，九歲的孩子把命懸在喉嚨上博自由。家人慌了神，這才同意把她送去杭州弘道女塾。

學堂的大門一開，天地頓時變大。吳貽芳接觸英文、自然科學、新式體育，視野日日刷新。就在她興沖沖寫下第一篇英文作文的隔年，命運卻突然沉重。1909年春，父親蒙冤投江，兄長隨行殉節，母親和姐姐先后病逝與自縊，僅一個月，四位至親離去。十六歲的她攙著祖母，牽著七歲的妹妹，一夜長大。有人勸她輟學，她搖頭，“書不讀完，家就再也立不住。”陳叔通（二姨夫）被她的堅執打動，把她帶到南京，送進剛剛成立的金陵女子大學。

金女大當時只有九名新生，畢業時剩下五人。吳貽芳成績卓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她擎校旗走在南京街頭，呼喊“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聲音沙啞卻從未停頓。同學們回憶，那天她腳底滿是水泡卻依舊站最前，“像有股火在燒”。

1922年，她獲得赴美國密歇根大學獎學金。課堂上，她聽到澳大利亞前總理惡語貶華：“中國人落后又粗魯。”會場寂然，她起身駁斥，“請您尊重一個文明古國。”那晚她趕出三千字英文評論，第二天見報。《密歇根日報》標題醒目：“一個中國女博士的當場反擊！”美國師生第一次意識到，東方不只絲綢瓷器，還有鋒利見識。

學成歸來不到半年，金陵女子大學董事會請她出山當校長——三十五歲，國內最年輕的大學掌門。很多人搖頭：一介女流，怎管得住這攤子？吳貽芳笑而不語，先動課程，圣經課比例下調，理科、社會學、體育統統加碼；再動師資，直接給徐悲鴻、傅抱石、陶行知、唐圭璋等名家寫信，“學生需要你們”，言辭懇切，終成佳話。那幾年，校園里既有籃球吶喊，也有昆曲管弦，女學生練標槍、學射箭，南京街坊看得目瞪口呆——女子也能跑一千米？吳貽芳的回答是：“她們當然能，而且必須能。”

1936年，她率隊赴柏林奧運，雖然未奪獎牌，卻讓“CHINA GIRLS”一時成為歐洲報紙熱詞。第二年，日軍圍南京。校方多次建議外遷，她卻與三十余名教職工留守，為兩萬多逃難婦孺籌糧找藥。有人勸她走，她搖頭，“學校的根在這兒，我也在這兒。”

抗戰勝利后，中國受邀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國共雙方名單中，都少不了吳貽芳——她同時代表無黨派人士和教育界。有人揣測她會投向哪邊，卻沒想到她的回答是：“先有國家，才有黨派。”簽名后，她悄然回國，沒有參加任何狂歡，卻帶回來一批圖書與實驗儀器，她說學生比勛章更要緊。

1946年，國府幾次請她出任教育部長。宋美齡登門，蔣介石親邀，她依舊那句：“我不當國民黨的官。”國民黨撤往臺灣前遞來機票，她原封不動退回，轉身投入新政權的教育整合。1952年，全國院校調整，金陵女大并入南京大學，她心痛卻沒有爭辯，只向周恩來提出一個條件：“把好老師留下，讓女學生有書讀。”不久，她被任命為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后晉升副省長，分管文化教育，常年奔波在蘇北鄉村，中飯常是一只饅頭配咸菜。

七十年代末，密歇根大學授予她“和平與智慧女神獎”。頒獎禮上，她拄杖登臺，仍著素雅旗袍，英語發音帶著老底子的清晰腔調。她說：“這不是給我的，是給中國婦女的。”掌聲持續了整整三分鐘。

1985年秋，她因病昏迷。醒轉片刻，想張口卻無力，老學生曹婉握住她的手，“校長，金陵女子學院一定會重開。”吳貽芳眼中閃過光亮，含笑辭世，享年九十二。

她生前培養的九九九名畢業生，后來有人成了科學院院士、奧運教練、大學校長，也有人在鄉村學校執教一生。每逢校友聚會，總有人提到那句流傳最廣的話：“男有蔡元培，女有吳貽芳。”這句話或許太簡短，卻把她對民國乃至新中國教育走向的影響，凝成了最樸素的評價——敢為天下先，胸懷天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