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岸英看望向振熙，問她有什么困難，向：欠鄰居五塊錢

1949年12月的北平，初雪來的很早。城里的胡同口傳出雜耍吆喝，遠處卻是新政權忙碌的腳步聲。就在這座城市由戰禍走向重生的節點，毛主席剛結束和蘇聯代表的談判，回到香山臨時駐地，批閱文件時忽然想起一件家事：八旬岳母向振熙是否已妥善安頓？秘書翻遍資料，老人現居長沙，一切尚可，只是生活依舊清簡。毛主席放下批示，思索片刻，決定派長子毛岸英南下探望。

時間倒回到1910年代，岳母向振熙的身影在湖南城南書院常被學生記起。那時的她教養有度，陪伴丈夫楊昌濟辦學、著述；也是在那幾年，青年毛澤東與蔡和森就在楊宅討論天下大勢。先生病逝后，孤寡的向振熙沒有沉淪，而是靠變賣田契、典當首飾維系家計，硬是讓三個孩子繼續讀書。這段經歷刻在毛主席心里，“師母”二字后來變成“岳母”，但敬重未減半分。

抗戰與解放戰爭連綿二十余年，向振熙幾度遷居，先在長沙，后去衡山，再返回長沙。1930年11月，女兒楊開慧在長沙瀏陽門外英勇就義，老人悲痛無言，卻很快投入新的奔波——護送三個外孫秘密轉移上海。這趟路走了半個月，夜宿破廟，日行荒路，憑一張假路條闖過多道關卡。向振熙后來只淡淡一句：“那時怕得很，可也顧不得怕。”

自此，外婆與外孫天各一方。延安歲月里，毛主席常在窯洞里問通訊處：“有沒有湘潭楊家消息？”得到的答案總是“尚未聯絡上”。直到1948年冬，長沙地下黨通過郵差帶來確切情報——向振熙身體尚健，仍獨住舊宅。那一夜，毛主席在燈下寫信，一筆一畫極慢，寫完仍嫌情意不足，遂囑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回鄉省親時順路帶去衣料三套。信上末尾一句：“還望母親保重，勿念。”

1950年4月，朝鮮局勢尚未緊張，毛岸英剛剛結束中央黨校翻譯班的助教任務。接到父親指示，他提著兩盒鹿茸、一支人參和一封信，乘專列南下。4月13日清晨，長沙西長街的楊宅門前，一輛吉普悄悄停下。八十大壽的向振熙穿舊青布衫，看到高大的年輕人下車，愣了幾秒才認出：“岸英？”聲音帶著顫顫的喜悅。

短暫寒暄后，毛岸英遞上禮物與信，隨后小心詢問：“外婆近來還有什么難處？”房里炭火噼啪響，老人抿了抿嘴角：“欠鄰居五塊錢米賬，你替我還了吧。”岸英一時怔住，這筆錢在北京飯廳只夠買一頓盒飯，卻讓老人記掛。五塊錢當即還清，外婆仍堅持寫借條，字跡微抖。

傍晚，毛岸英離開長沙前，又到那戶鄰居家說明情況。老鄰居擺手：“都是街坊，老太太太客氣。”岸英笑著說：“外婆做人向來這樣。”一句話，道出老人持家節儉與守信的秉性，也讓這次探訪格外樸素動人。

同年11月，志愿軍入朝，毛岸英在前線因空襲犧牲。噩耗傳回北京，毛主席無言良久，旋即讓工作人員起草電報：“暫勿告長沙岳母。”老人的心臟不好，家人最終拖了整整三個月才透露真相。向振熙聽后沒有嚎哭，只在佛龕前點上一炷香，輕聲念道：“孩子有大義，他母親會安心。”

1953年，全國供給制改為薪金制。毛主席每月工資404.8元，扣除公家代支，實得不足百元，卻堅持撥出三成寄往長沙。楊家親戚勸說：“國家建設用錢緊，毛主席已夠辛苦，何必再寄？”向振熙只是笑，從不推辭。

1962年11月15日，向振熙病逝，享年92歲。噩耗傳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燈光熄了良久。當晚毛主席批示：即日致唁，楊家仍屬至親。注意，不搞隆重奠禮，照老人舊愿從簡。

長沙安葬那天細雨霏霏，挽聯上八個字“師母慈范，岳母高風”。當地群眾自發送花圈，街坊提的最多一句評價是：“她一生謹守本分。”五塊米賬的故事也在小巷口被反復講起，聽眾大多是中年漢子，他們搖頭感嘆：老人家過慣了清苦日子，哪怕身后有偉人，心里仍裝著分毫賬目。

遙想半世紀前，正是這種不張揚、不依傍的家風，影響了一代共和國締造者的品格。縱觀向振熙的一生，不靠豪言壯語，只靠肩頭責任與內心約定；在時代風雷里，她是一名普通婦人，卻借樸素與堅韌，成就了家國情懷的另一種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