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的一天,南非開普敦機場,一架從意大利飛回來的客機失聯(lián)了。
幾個小時后,搜救人員在大西洋上發(fā)現(xiàn)了飛機殘骸,乘客遺體幾乎全部找到,唯獨機長——里科特——毫無蹤影。
那是一位退役飛行員,曾在朝鮮戰(zhàn)場執(zhí)行過轟炸任務。
誰也沒想到,他的名字,竟然和一個中國烈士的死亡扯上關系。
那年他飛的不是普通軍機,是掛載燃燒彈的轟炸機。
目標,是一間并不起眼的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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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屋里,有毛岸英。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50年11月25日,朝鮮戰(zhàn)場進入最緊張的階段。
中國人民志愿軍剛剛打完第一次戰(zhàn)役,敵人還沒被徹底摸清底細,戰(zhàn)區(qū)形勢也遠沒有穩(wěn)定下來。
司令部那時候設在一處山腰的小木屋里,位置偏、設施簡陋,但電臺信號還是被美軍偵察到了。
那天夜里,毛岸英忙了整整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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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戰(zhàn)機來了。
他和幾位參謀剛跑出指揮部幾步,忽然想起還有一份重要文件落在屋里。
他回去了。
幾秒鐘后,燃燒彈命中木屋,火光沖天。
等人們找到他的遺體時,已經(jīng)無法辨認,只靠一塊手表認出身份。
這塊表,毛澤東親手給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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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彭德懷站在火場外,臉色鐵青。
他低聲說了一句:“岸英同志犧牲了。”然后跌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
那時候的中國,還處在新舊交替的陣痛里。
剛建國一年,百廢待興,國際環(huán)境也極其惡劣。
蘇聯(lián)關系緊張,美國封鎖不斷,朝鮮戰(zhàn)事又像一把火燒到了鴨綠江邊。
出不出兵,是生死攸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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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幾經(jīng)權衡,最終決定出兵援朝,保家衛(wèi)國。
他把自己的兒子也送去了前線。
毛岸英不是軍人出身,大學畢業(yè)后在蘇聯(lián)做翻譯。
回國后被父親要求到基層鍛煉。
后來戰(zhàn)爭爆發(fā),他主動請纓去朝鮮。
彭德懷起初不同意,說前線太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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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澤東回了句:“他是我兒子,也是人民的兒子。”彭德懷沒再說什么。
岸英到了朝鮮,白天處理文件,晚上還要值班。
有人勸他注意休息,他說:“我不能比別人特殊。”直到犧牲,他一直和普通參謀住在一起,在戰(zhàn)地上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服。
事后,那次轟炸的記錄被中國方面完整查閱。
執(zhí)行任務的,是聯(lián)合國軍第18轟炸機部隊第七小隊。
三架戰(zhàn)機,三名飛行員,分別是里科特、利帕夫斯基和奧登達爾,全是南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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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當時不清楚目標是誰,只知道任務地點和彈藥種類。
是燃燒彈,不是普通炸彈。
這意味著,目標不僅要摧毀,還要燒成灰。
他們完成任務后,還喝了慶功酒。
可幾年后,三人命運各自崩塌。
里科特失事墜海,尸骨無存;利帕夫斯基因為種族歧視被告上法庭,丟掉工作,最后死在街頭;奧登達爾晚年多病,生活清苦,消息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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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得知兒子犧牲的消息,是通過彭德懷寫的一份親筆報告。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說了一句話:“打仗總會死人,他是我兒子,也和別人一樣。”有人勸他派人去接回遺體,他搖頭:“他不能特殊。”
岸英最終被安葬在朝鮮平壤郊外的一座陵園里。
和無數(shù)志愿軍戰(zhàn)士一起,長眠在異國的土地上。
那會兒,沒人公開岸英的死因。
直到戰(zhàn)爭結束,才慢慢有人知道這件事的細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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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從未在公開場合談過兒子的死。
只在一次內(nèi)部講話中說:“他死得其所,我不后悔。”
至于那份讓他回頭的文件,沒人記得具體內(nèi)容了。
但手表還在。
參考資料:
何立波、王樹增,《抗美援朝戰(zhàn)爭實錄》,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紀實編輯組,《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實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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