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暴露真面目？自稱臺灣人，鄭麗文為他補救，他的反應不一般

臺北市長蔣萬安因說了一句“我是臺灣人，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引發熱議。

作為蔣家第四代，蔣萬安對此反應不一般。這背后到底是政治算計，還是立場轉變？

大家好，小漢今天就來帶大家看清這場身份認同風波背后的真相：他到底在回避什么？

2026年初，臺北市長蔣萬安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說：“我是臺灣人，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句話乍聽之下四平八穩，既沒提“臺獨”，也沒否認“中華民國”，甚至強調這是“絕大多數臺灣民眾的共識”。

但細究其措辭，一個關鍵點被刻意回避了，他始終沒有說出“我是中國人”這五個字。

在兩岸關系高度敏感、身份認同成為政治分水嶺的當下，這種表述迅速被解讀為一種策略性切割。

尤其考慮到蔣萬安是蔣介石曾孫、蔣經國之孫，這一代蔣家后裔對“中國人”身份的沉默，自然引發更多聯想。

蔣萬安的“我是臺灣人，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并非首次出現。

新北市長侯友宜過去也曾用類似句式，民進黨籍政客則更進一步，直接以“臺灣人”取代“中國人”。

表面上看，蔣萬安的說法似乎只是沿襲國民黨近年慣用的“本土化”話術，試圖在綠營主導的輿論場中爭取中間選民。

問題在于，當“臺灣人”與“中華民國國民”被捆綁使用，卻刻意剔除“中華民族”或“中國人”的維度時，這套話術就不再只是身份描述，而變成一種政治切割。

它巧妙地利用“中華民國”作為緩沖帶，既避免觸碰“臺獨”紅線，又規避了“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

這種表述看似中立，實則暗含將兩岸關系“對等化”的傾向。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說法與民進黨的操作僅有一線之隔。

如此選擇性援引，使得“中華民國”在他口中逐漸退化為一個僅限于臺澎金馬的地方政權符號，而非承載民族整體性的政治實體。

這種法理上的自我矮化，恰恰為民進黨推進“實質臺獨”提供了掩護空間。

1月13日，她率黨部高層赴桃園大溪頭寮謁陵，向蔣經國致敬，并在受訪時明確表示：“我跟蔣萬安的認同沒有不同調，反而是完全同調的。”

她進一步解釋：“我們當然是臺灣人，土生土長在這邊長大……但這并不抵觸，也不妨礙我們也都是中國人。”

她將“臺灣人”與“中國人”定義為包容而非對立的關系，在她看來，健康的認同應是開放的，不應淪為政治仇恨的工具。

這一表態也帶有明顯的現實考量。2024年國民黨在“大選”中敗北，黨內關于調整兩岸論述的呼聲高漲。

一派主張更貼近本土民意，淡化“中國”元素。另一派則堅持九二共識，強調與大陸的聯結。

她還提到要“為臺海和平打開一扇窗、搭上一座橋”，這與蔣萬安僅將雙城論壇定位為“市政交流”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后者雖維持交流形式，卻拒絕賦予其政治意涵，客觀上削弱了兩岸互信積累的可能性。

最令人意外的并非蔣萬安說了什么，而是他之后什么都沒說。

但截至目前，他對此事始終保持沉默。

無論是出席市政活動、接受媒體追問，還是在社交平臺發聲，他均未對“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作出任何正面回應。

這種沉默極為反常，作為公眾人物，尤其身處輿論風暴中心，回避關鍵問題往往比直接表態更具信號意義。

結合其政治處境，這種沉默或許是一種精心計算的風險規避。

2026年臺北市長選舉在即，蔣萬安民調領先，連任幾成定局。

在此關鍵時刻，任何涉及“統獨”的明確表態都可能被綠營放大攻擊，甚至影響中間選票。

與其冒險表態，不如保持模糊，用“中華民國國民”這個看似中性的身份標簽既滿足藍營對“憲政秩序”的堅持，又不至于激怒綠營支持者。

但這種“騎墻”策略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一方面，大陸對臺政策已轉向“底線思維”，凡是否認“兩岸同屬一中”的言行均被視為越界。

另一方面，島內深藍選民對國民黨的“軟化”日益不滿，2024年部分藍營支持者轉投民眾黨便是明證。

蔣萬安的沉默，或許能短期避險，卻長遠削弱了國民黨的論述主體性。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當“中華民國”僅被當作話術工具，而非承載統一理念的政治實體時，國民黨便失去了與民進黨區隔的核心價值。

而蔣萬安若只敢說“我是臺灣人”，不敢提“中國人”，那么他在兩岸議題上的立場與綠營的差別恐怕只剩下一層薄紗。

此外，蔣萬安的沉默也暴露出國民黨內部路線整合的失敗。

這種上下脫節，不僅削弱了國民黨的政治信用，也讓大陸方面難以將其視為可靠的對話對象。

畢竟，在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含糊其辭從來不是選項。

蔣經國晚年仍念茲在茲“中華民族統一”，到了蔣萬安這一代，面對“是否是中國人”的提問卻選擇了沉默以對。

這種轉變，不只是一個政治世家的蛻變，更是整個臺灣社會在認同撕裂下的縮影。

留給模糊策略的時間，真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