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不知煤炭為何物，187年后西域高僧答：劫火燒盡世界的余灰

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洛陽城迎來了兩位西域高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人們迫不及待地上前，向他們詢問一樁187年前的懸案。

“武帝元狩三年（前120），武帝開鑿昆明池，在池底發現大量黑色灰土，且以火燒之能點燃。武帝問東方朔此是何物，朔不能具體回答，只說日后西域人來中土，能解釋清楚。”

遠道而來的兩位尊者相視一笑，他們此次前來，正是為中土眾生答疑解惑的。

迦葉摩騰（攝摩騰）

“一切世間皆分為壞、空、成、住四劫，于壞劫末期必出現水災、風災和火災。火災之時，天上涌現出七日輪，自初禪天以下的世界全部燒盡。昆明池底的灰土，就是上一次劫火燒盡世界時，所遺留下來的余灰。”

上述的傳說來自梁代慧皎的《高僧傳》，“昆池劫灰”的典故由此流傳千年。今天的人們，不會相信佛教世界觀下的解釋，漢武帝在昆明池底發現的“劫灰”，早就有了全新的名稱——煤炭。

劫灰也好，煤炭也罷，它是滄海桑田的直接見證者。在浩瀚的歷史長空中，無邊無量眾生都消散不見，唯獨留下這黑黢黢的物體。而它又被塞進爐膛，為人類帶來光明與溫暖，直至化為青煙一縷飄散而去。

庵主以“昆池劫灰”的典故，作為“中國佛教史”系列文章的開頭，自然有個人的考量。佛教傳入中國已兩千年，期間太多太多的人物、事跡，都已然不可考證了。看似汗牛充棟的典籍史料，也不過是浩繁歷史過往中之一角，就好似地殼下沉寂的煤炭一般。

它們既沒有惹人喜愛的模樣，也不能主動開口訴說自己的過去。唯有用火把使其燃燒，我們方能在沖天的火光與氤氳煙氣中，看見過往的燦爛輝煌或是悲戚流離。也唯有這智慧之火，能燒盡塵世牽絆，驅散永無出期的無明黑暗。

漢明帝永平十年（67），于中土佛子來說，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日子。迦葉摩騰與竺法蘭的到來，便是明燈被點亮的肇始。一燈傳至萬燈，遂燈火不絕，綿延到如今。

佛教傳入中土的具體時間，各種史料的說法出入巨大，至今仍沒有統一的答案。

• 《列子》稱：“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 《朱士行經錄》：“秦王政四年，西域沙門釋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經來華。王怪其狀，捕之系獄，旋放逐國外。”
• 《魏書·釋老志》：“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余。帝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燒香禮拜。”
• 《七錄·序》：“成帝時，劉向檢校秘書，編寫目錄，其中已有佛經。”

以上的部分史料顯示，關于圣教傳入的時間眾說紛紜，而且并未留下以供佐證的遺物。通過這些零散的記敘，你我實在很難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幅完整的畫面。因而，圣教傳入中土的具體時間，目前來說仍屬不可考的命題。

就以漢武帝時期來說，霍去病擊敗匈奴昆邪王確為史實，張騫出使西域月氏等國也屬實。并且，靠近北天竺的月氏地區，當時深受其影響信仰佛教，大量出土的文物可以證實。但昆邪王所毗鄰的高昌國（在今甘肅），距北天竺過于遙遠并未受其影響，“金人”一事又很難站住腳。

在漢武帝之前的秦王嬴政時期，則更不可考證了。而所謂更早的“周代有佛”、“老子化胡”、“胡化老子”等說法，多半系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競爭激烈，兩家門人論戰時編造出來的。因而，具體是誰先將釋迦言教傳入中土的，這樁歷史懸案幾乎無破解的可能。

我們現在所公認的佛法西來時間，即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攜經卷佛像入洛陽。

漢明帝劉莊

東漢永平三年（60），漢明帝夜晚夢見身長丈六的“金人”，頭頂發出白光飛到宮殿之中。于是次日上朝時，他便向朝中大臣詢問此事，以判斷夜晚所夢的兇吉。

大臣傅毅告訴漢明帝，在遙遠的天竺國有浮屠之教，皇帝夜夢的“金人”即是。因此，漢明帝便派出中郎將蔡愔、博士秦景及其弟子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以尋找浮屠遺范。歷史上將這一事件，稱之為“永平求法”，公認其為中土佛教的起點。

為何此事能得到歷史學界的承認，而前面的事件不被承認呢？這與兩位高僧、一座寺廟和一部經典有關。

蔡愔和秦景等人在路途中，遇見了前往中土弘法的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便邀請他們到洛陽駐錫。漢明帝見到兩位高僧后十分高興，便在洛陽城以西建立了精舍供他們居住，兩位尊者開啟譯經的先河。

漢明帝在洛陽城建造的精舍，便是洛陽城庸關西的白馬寺，它是中土佛教的祖庭。而所譯出并流布至今的經典，便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經》，它是漢譯佛經的源頭。

不過要注意一下，這里的“洛陽”不是今天的洛陽，而是指15公里之外的“洛水兩岸，邙山之陽”，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都曾建都于此。

總而言之，佛、法、僧三寶，在此時才算真正地在中土具足了。

竺法蘭尊者（生卒年不詳）

迦葉摩騰與竺法蘭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他們的墓穴現在都還保留著，分別位于洛陽白馬寺山門東西兩側。

而《四十二章經》也一直被佛子誦讀，雖其文辭有后世潤飾的痕跡，但其主旨仍是浮屠法味。

敕建白馬寺內，原供奉著二僧攜來的佛像與佛經，后世戰亂不斷因而不存。

因此庵主便能回答上文提出的疑問：“為何永平求法，能被學界公認為肇始？”從歷史學角度來看，它不僅有文本上的證據，還有實物作為證明。而從宗教角度來看，只有佛、法、僧三寶具足，才能真正被視為“大事因緣”的具足。

事實上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視角，那便是文學敘事上的圓滿。

《高僧傳》是重要的教史資料，梁高僧慧皎在撰寫它時，被動或主動地吸收了多種文本。實事求是地說，只要是人撰寫的歷史資料，或多或少都會帶有個人立場。比如司馬遷寫《史記》，就有著鮮明的個人特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更是如此。

梁慧皎的《高僧傳》，成書于梁天監十八年（519），此時距離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兩位尊者來華，荏苒過去了400余年的時光，足夠將不那么符合邏輯的史實，以高超的手法賦予其文學敘事上的圓滿。

因而在《高僧傳·竺法蘭》中，特意描述了“昆池劫灰”一事，向讀者提供了一個“超驗式”的視角。

慧皎

漢武帝開鑿昆明池時，發現池底有大量灰土。問東方朔，東方朔不能具體回答，只是說“西域人來后能答”。

187年之后，從中天竺國遠道而來的竺法蘭，一到洛陽便被人們圍住。果不其然，尊者回答了這個百年問題，說池底的灰土是上一壞劫時，劫火燒盡世界遺留下來的劫灰。

漢武帝是不是真的問過東方朔這個問題，東方朔是不是真的預言過，竺法蘭是不是真的如此回答過，具體的細節根本無法考證。但漢武帝、東方朔、竺法蘭都是真實存在的人物，昆明池也的確是漢武帝開鑿的，歷史的撲朔迷離留給后人無數遐想。

不管怎么說，故事的確非常精彩，也異常高明。

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尊者的生平，同樣是如此。《高僧傳》稱他們都是中天竺國人，都是飽讀博學的高僧.，也都為弘法事業貢獻了一生。

迦葉摩騰（攝摩騰）精通大小乘經論，以游方弘法而己任，曾被天竺小國的國王請去講《金光明經》。彼時正好遇到敵國入侵，迦葉摩騰只身前往敵國談和，使雙方放下仇隙握手言和。

“能說此經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

遇到東漢使者后，他欣然接受邀請前往中土弘法，歷盡艱辛穿過茫茫沙漠戈壁，最終抵達洛陽。

五天竺示意圖（局部）

“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

自幼便能諷誦經論數萬章的竺法蘭，在天竺國是時弟子眾多，他有著極為優渥的條件。但在受到漢使的邀請后，尊者毅然地放棄了安樂的生活，與迦葉摩騰一樣不顧艱險，最終來到了洛陽弘法。

期間，他的弟子們想方設法阻攔，竺法蘭不得不偷偷從小路出發。

兩位尊者的事跡，充分展現了佛子的使命感，這是世俗之人無法企及的。不必說兩千年前的古代，就是交通信息極為發達的現代，只身去往人生地不熟的他國，去弘傳彼國從未聽聞的言教，大多數人也無法下定決心。

由是，庵主以為對于你我而言，教史的研究固然注重考據，但更應當體悟其核心精神。

以迦葉摩騰及竺法蘭來華之事而言，他們的國別、姓氏、種族、樣貌統通不可靠，一些事跡也真偽莫辨。不同的史籍有著不同的敘述體系，所展示的細節不盡相同，所站的立場也各自不同。

譬如《高僧傳》與《釋老志》，兩者完全是不同的視角，前者飽含濃烈的宗教熱忱，而后者則顯得極為冷淡。但拋開這些差別，庵主希望各位讀者同修，能從感受到先賢的偉大。

洛陽白馬寺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樣的力量，使得這兩位僧侶，不遠萬里來到這樣的陌生國度？他們抵達洛陽后，又過著什么樣的生活呢？日常的起居飲食、語言上的隔閡、習慣信仰上的矛盾，是如何與中土眾生磨合適應的呢？

庵主又是又遙想，近兩千年前生活在洛陽城的人們，如何看待這兩位西域僧侶呢？他們的生活因此發生了什么變化嗎？

零星的史籍資料，并不足以支撐起我的忖度，也只能天馬行空地去想象了。

漢明帝敕建白馬寺，標志著官方正式承認了佛教，但它的影響力微乎其微。當時只有王公大臣聽聞浮屠之教，但也只是將其視為一般的巫教而已，除了禱拜以爙災祈福外，別無任何更深入的了解。

“（東漢楚王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除此之外，引入佛教的漢明帝劉莊，當時并不允許國民剃度出家。因而，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尊者的弘法之路，其實并不順暢。

兩人在官方的資助下，翻譯了為數不多的經典，除了《四十二章經》之外，尚有《佛本行經》（五卷）、《十地斷結經》（四卷）、《二百六十戒合異》（二卷）、《法海藏經》（一卷）、《佛本生經》（一卷）。

至今仍舊流傳的唯有《四十二章經》，其他的譯本全部佚失，消失在荒煙蔓草當中。而《四十二章經》的流傳，也與它本身的體材有很大關系。

佛說四十二章經

這部經典采用的是“語錄體”，類似于《道德經》、《論語》，并沒有展開議論。

“此經本是天竺經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經》十八章。”

此經被譯出后，長期存放于宮內藏書的“蘭臺石室”，位于第十四石室內，并無人翻閱讀誦傳播。后漢末年戰火紛亂，宮內禁藏被外人侵入后，此經典才被抄出且漸漸流傳。

尤其可見，最初來華的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尊者，在白馬寺內極為落寞冷清。他們既不能度僧，也不能講經說法，即便耗盡心血譯出的經典，也籍籍無名地隱沒最后散佚。二人以后長達80年間的史料，幾乎沒有人提到過佛教，圣教初傳之境遇慘淡如此。

而作為“釋源”的祖庭白馬寺，也數次遭受戰火損毀，尤以“五胡亂華”時為甚。

“相傳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惟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啟王，王即停毀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這則人盡皆知的典故，為白馬寺增添了悲壯色彩，也充分展示了初期弘法者的艱辛。

攝摩騰祖師之墓

教史的文本多半如此，在史實中摻雜著譬喻，以使其達到文學敘事上的頂峰。對于這一獨特的現象，庵主的態度與佛教史研究的學者不盡相同，也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教徒。

白馬繞塔悲鳴，在日常生活中幾乎不可見，它的真假莫衷一是。愚以為，我們不可粗暴地將其叱之為“神話”，也不可全然將其當成真實的存在。這種敘述方式往往是為了“表法”，就好像我們見到的種種造象一般，不能將其放到現實中去比對。

比方說，觀世音菩薩的造像往往千手千眼，這是為了表法的。我們不能說它是假的，因為一切造像的形象都有人間的藍本存在，觀自在的造像或男或女、或坐或立，都無一例外地取法于人。

教史文本也同樣如此，它存在客觀現實的一面，也存在潤飾加工的一面。我們不必死摳一些細節，應當把握其所要傳達的主旨精神。當然了，這僅僅是個人的看法，僅供各位讀者參考吧！

除了教內的史傳外，關于迦葉摩騰及竺法蘭在華時的事件，另有《續佛道論衡》所錄的漢《法本內傳·與諸道士比較度脫品》（此書大部分散佚，唯此品被抄錄），也就是坊間流傳甚廣的“佛道第一次斗法”。

敦煌殘卷 漢·《法本內傳》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71），五岳十八山道士因不服佛教受寵，于正月初一聯合上奏論理角法。

南岳褚善信、華岳劉正念、恒岳桓文度、岱岳焦得心、嵩岳呂惠通，率領五岳十八山道士共六百九十人抵達洛陽。漢明帝劉莊敕令尚書令宋庠，在白馬寺主持兩家“斗法”，自己則與王公大臣在一旁觀看。

道眾在白馬寺南門之外筑了三座壇，西壇安置太上靈寶天尊經三百六十九卷，中壇安置諸子黃老二十七家書二百三十五卷，東壇則安置祭器食物。僧眾在道路西側，安置佛舍利以及經像。

僧道雙方以及王公大臣等人在正月十四日沐浴齋戒，十五日平旦聚集。眾道士做隱身、飛行、變物之法，極盡所能向皇帝大臣等展示。隨后，褚善信又提出比試方法：以火焚雙方經典，燒不壞者即為獲勝。

“道眾宣言，縱火焚壇，不毀圣典。遽爾火發，悉歸灰燼。佛則舍利放五色光，飛舞空中。迦葉摩騰，亦飛升天際；現諸神怪，觀者嘆服。”

結果就是道眾輸得一塌糊涂，褚善信、費叔才當場被氣死，其他道眾以及內宮婦女二百三十人，一時皆愿剃發出家。朝廷敕建十寺，男眾七寺安置在洛陽城外，女眾三寺安置在洛陽城內。

當然，這場堪比“車遲國斗法”的大比拼，歷史上并不存在。

攝摩騰竺法蘭兩位尊者造像

如果兩位尊者果真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也不會在長達八十年的時間內，中土史料無一言提及佛教了。

事實上，當時佛道兩家都處在萌芽階段，遠沒有達到如此劍拔弩張的地步。漢《法本內傳》系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兩家競爭白熱化的產物，即后人臆造的文本而已，它只能折射魏晉時期的部分史實。

這則故事的趣味性還是很強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搜索，當成志怪小說看看也無妨。這樣的書其實很多，比如《老子化胡經》、《老子西升經》等等，都不能當成正史去看。

圣教初在中土弘傳的過往，便只有以上這些資料了，我們其實很難窺見其全貌。教外的史籍、教內的史傳和坊間的野史，這些不同時間寫成的不同視角立場以及敘述方式的文本，也只能勾勒出其極為模糊的面貌。

遙想兩千年前的古代先民，初次遇見釋迦言教時，應當不曾預料到后世的子孫們，能將其發揚光大以致法脈遍布中土吧。而后世深受法乳的佛子，也應時常憶念先賢大德的功績，沒有昔日的火種便沒有今日的燈火賡續。

“昆池劫灰”，是多么美妙的傳說啊！

今日的你我血氣充盈，尚能任意自由地穿行在人間，但這也不過是短暫的幻夢罷了。一飲一啄、呼吸之間，我們也將湮沒所有的喜怒悲歡，皮肉之身被棄置地底長埋，屆時何人來將那我的過往鉤沉出來呢？

愿我們以后也能為煤為炭，以最后的殘軀照亮他人。更愿今日的你我能為光、為燈，一燈傳至萬燈，徹照十方以期脫離萬古之無明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