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竭力保存浙西黨組織，六挑杭州市委重擔百折不撓，竟遭叛賣犧牲

鄭馨，原名景柳，字德甫，1901年9月出生，浙江瑞安縣白門鄉西余村人，農民家庭出身。

在求學期間，他曾聆聽過蘇聯革命家于思偉的訪華報告和李大釗同志“關于蘇聯革命的歷史意義”的講課，大量閱讀進步書刊，逐步樹立起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界觀，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一行動獲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和蘇聯駐華大使的協助。其時恰逢軍閥混戰，段祺瑞政府為了應付局面，改任王正廷為外交部長，“中俄大學”的牌子終于豎了起來，王正廷正式任命徐謙為校長。斗爭的勝利，顯示了鄭馨的組織才干和宣傳活動能力，受到了大家的信任。

1926年初，時局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條件日漸成熟，另一方面，在革命統一戰線內部，國民黨新右派篡奪革命領導權的活動日益猖獗；帝國主義勾結封建軍閥，加緊對革命的破壞。

1926年3月18日，北京人民舉行集會游行，抗議日軍炮擊大沽口。群眾游行隊伍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遭衛隊鎮壓，造成“三一八”慘案。

鄭馨在北京目睹軍閥狼狽為奸，禍國殃民，堅定了自己的信仰和意志。他離開學校返回家鄉，參加了中共溫州獨立支部的活動，積極推進國民革命，準備迎接支援北伐大軍。

1927年2月，北伐軍先頭部隊抵達溫州，各縣的革命斗爭形勢高漲，均成立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國民黨縣黨部，工農、學生、婦女、群眾運動蓬勃發展。

在一片大好形勢下，鄭馨的頭腦卻始終保持著清醒。他告誡戰友林去病說：“眼前局勢雖好，但存在國共分裂的危險，要提高警惕。”

林去病深以為然，便借故辭去國民黨瑞安縣黨部常務委員職務，帶了一部分黨員深入農村開展農民運動。鄭馨則不避艱險，回到軍閥盤踞之下環境日益險惡的北京，從事驚險的地下斗爭。

1927年4月6日，中共北京特別市黨部遭到軍閥張作霖的破壞，李大釗、路友于、范鴻劼、張挹立（女）等十九位共產黨員被捕，4月28日光榮就義。

鄭馨被迫離開北京，輾轉南下武漢尋找黨中央。到武漢時，正值汪精衛反革命集團公開叛變，黨中央已轉入地下，一時無法找到。鄭馨立足不穩，只好重返家鄉瑞安。

此時，溫州也和全國一樣，處在白色恐怖的統治之下，國民黨在各縣“清黨”，溫州獨支被破壞，共產黨人都轉入地下，轉到農村堅持斗爭。

鄭馨因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地，永嘉、瑞安的國民黨右派不清楚他的底細，未加注意。他利用這一有利條件，聯絡林去病，陳卓如、郭演九等同志，深入農村組織秋收斗爭，先后在瑞安縣的白門、下墩、下呈、河頭、上坦、沙瀆、楊宅等地，組織農民協會，開展減租減息，發展共產黨員。

為了取得上級黨的領導，鄭馨又到上海尋找黨中央，幾經曲折，終于找到。他匯報了溫州的情況。

1927年12月，他奉命到寧波找中共浙江省委，與省委書記夏曦會晤后，被派回溫州地區恢復、發展黨組織，建立武裝，進行土地革命。

1928年1月下旬，鄭馨以省委特派員的身份，在瑞安城區主持召開永嘉、瑞安、平陽、樂清等縣黨的主要負責人會議，會上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和省委指示，研究整頓黨組織，領導農民準備武裝暴動，并確定了各縣縣委負責人，他自己兼任永嘉縣委書記。

3月，省委又派林平海、王屏周回溫州協助鄭馨工作。在他們的領導下，永嘉、瑞安、平陽等縣相繼建立了貧農團、無田會、雇農會組織，通過減租、增加雇農工資、平糶糧食等，與地主豪紳展開多種形式的斗爭，廣大農民情緒高漲，農民運動迅速發展。

在此基礎上，鄭馨又召開了各縣負責人聯席會議，決定在6月下旬發動永（嘉）、瑞（安）、平（陽）等縣聯合大暴動。

但這次暴動，由于準備時間短促，農民臨時上陣未經訓練，組織不周，步調不齊，缺乏臨陣經驗，加上手中武器只有刀、棒和少量土槍、土炮，攻城未果，遭到敵人反撲。林平海、林公亮、林直齋、林楨甫等同志被捕殺，鄭馨被懸賞通緝，不得不離開瑞安。

1928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派鄭馨任浙西特委書記。他總結自己組織領導農民暴動的沉痛教訓，遵照省委指示，全力糾正浙西特委和蘭溪縣委仍然存在的“單純燒殺和依靠器械較劣的少數武裝農民與省防軍直接沖突的軍事冒險和盲動行為的錯誤”，同時也反對一些地方和平發展的傾向。

10月7日，他在《致宣平縣委函》中說：“要反對和平發展，尤要反對盲動主義。而要不斷的經常去領導工農群眾經濟的政治的斗爭，從斗爭中去發展黨的組織和群眾組織”。

遺憾的是，宣平縣委雖然也曾努力做了不少工作，可憤怒的群眾仍在11月初自發集合隊伍鬧了起來，結果50余人被捕，黨組織的負責人只得暫避外縣。

9月下旬，永康、武義兩縣召開聯席會議，決定聯合暴動。鄭馨聞訊后，即于10月11日發出《特委致永康、武義兩縣委函》，指出聯合暴動是“軍事投機”、“軍事冒險”，要他們“萬勿盲動”，停止一切行動。

但永康、武義兩縣已經在10月10日同時發動了武裝暴動，反動政府派出大批軍警進行鎮壓，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損失，受到特委的嚴肅批評。

10月底，鄭馨根據幾次農民暴動失敗的教訓，召開了浙西特委臨時執委會議，認真總結上一階段的工作，通過了《浙西目前工作大綱》，提出今后的工作路線：“要領導工農群眾經濟的政治的斗爭，從斗爭中去組織群眾，教育群眾，培養群眾斗爭力量，建立城市工作基礎，并提高群眾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

他要求已建立縣委的十三個縣要健全機構和工作制度，尚未建立縣委的6個縣在原有黨組織的基礎上立即成立縣委，所屬22個縣都要健全組織機構和工作制度，并劃分為4個區域，分別以蘭溪、永康、嚴州、衢州為中心，派駐特委委員，就近聯系，加強領導。

會后，鄭馨派員巡視建德，發現建德縣委有的同志想乘機打入國民黨，用國民黨的名義去發動組織群眾。11月10日，他發了《特委致建德縣委函》，指出“絕不許以國民黨的名義去組織群眾，無論工會、農會都須作反國民黨之宣傳，揭破國民黨種種丑態于群眾面前”，終于消除了一些機會主義的余毒。

從11月到12月初，浙西特委還先后指示宣平、龍游、東陽、縉云、武義等縣委，要繼續努力糾正機會主義，尤其是“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同時根據各縣具體情況，給予具體的工作指導。

不久，中央指示加強杭州、寧波的工作，撤銷浙西特委，各縣歸省委直接領導。鄭馨在浙西特委主持工作雖然只有3個月，但積極工作，制止盲目暴動，保存和發展了黨組織，為浙西地區的革命工作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29年1月中旬，鄭馨被選為省委候補委員，3月，任省委秘書長兼中共杭州市委書記。

此時，杭州的形勢錯綜復雜，斗爭十分尖銳。國民黨繼續瘋狂鎮壓革命運動，務要將共產黨斬盡殺絕，杭州城里一片白色恐怖。黨的組織受到多次破壞，又屢次重建，許多省、市、縣的骨干領導被囚禁在浙江陸軍監獄，而黨內仍存在著“左”的盲動情緒，斗爭不顧主客觀的條件。

面對艱難險阻，從1929年到1930年，堅毅沉穩的鄭馨連續6次勇挑中共杭州市委的重擔，在血雨腥風中領導杭州人民進行了百折不撓的斗爭。但是，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這些斗爭不斷遭到殘酷鎮壓，均告失敗，革命力量損失慘重。

在血的事實面前，鄭馨抱著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于1930年五六月間特地趕赴上海向黨中央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求中央改變斗爭策略，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6月，中央指示恢復杭州市委，恢復黨團工作。由于他的忠心耿耿和機動靈活的斗爭藝術，使得杭州黨的力量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8月，黨內又發生了急劇變化，江蘇總行委根據立三路線，準備舉行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總暴動，卓蘭芳親任浙北總行動委員會書記，發動浙西北的工農兵聯合地方暴動以配合紅軍向中心城市進攻的策略。鄭馨被任命為組織委員，但他并未到職，而是去義烏籌建工農紅軍。

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批判了李立三“左”傾冒險路線，糾正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

中共江南省委派鄭馨、何達人等到杭州，組建中共浙北特別委員會，由鄭馨任書記，恢復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性工作。不久，鄭馨調上海江南省委，由何達人接替工作。

在杭州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杭州市委幾經改組，在風云變幻莫測的歲月，鄭馨同志臨危不懼，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從不隨便放棄自己的正確觀點，堅持真理，工作中兢兢業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31年12月，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反共頭子何秉達派遣特務，帶著叛徒到上海，偵知鄭馨在上海英租界，于是勾結英租界巡捕房，于12月15日晨在弋登路小沙渡同余里2弄988號將他逮捕。

他先是被寄押在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25日轉押到浙江陸軍監獄囚禁。經過多次軍法會審，鄭馨遭受嚴刑逼供，始終堅貞不屈，于1932年7月慘遭殺害，時年31歲。

202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