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是對的？臨床神經科家的新書稱至少部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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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兼具神經科學與精神分析背景的專家進行了大膽嘗試，試圖說服懷疑者，并取得了部分成功。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曾以不屑一顧的態度，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斥為“粗俗、低劣、根本上屬于中世紀的世界”，稱其為“維也納巫醫”。自弗洛伊德去世近90年來，許多人都認同這一負面評判。戰后，他的聲譽曾達到一個高峰，但隨后崩潰，至少在科學界如此。

然而，有跡象表明，他的思想正重新獲得尊重，包括那些曾徹底拒絕他的人。馬克·索姆斯的最新著作是對弗洛伊德作為科學家和治療師的廣泛而引人入勝的辯護，是對W.H.奧登筆下那個“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完整的輿論氣候”的思想家進行重新評估的顯著貢獻。

就索姆斯為自己設定的任務而言，很難找到比他資歷更佳的人選。

他是一位神經科學家，專攻夢的神經心理學，著有多部關于大腦與意識關系的書籍，同時也是一位執業精神分析師，并擔任弗洛伊德全集24卷修訂標準版的主編。他還是一位文筆極其詼諧、清晰的作家。

我是透過本書大膽——或許過于大膽——的書名來閱讀《唯一療法》的。

書名包含兩個主張：首先，精神分析是一種“療法”，其益處持久，并可能在治療結束后持續存在；其次，它是“唯一”的療法，因為競爭性治療（尤其是藥物）一旦停用可能會失效，因為它們沒有解決根本原因。索姆斯引用了他認為支持這些主張的臨床試驗綜述。他所講述的故事看起來極其鼓舞人心——除非你像我一樣，有足夠的強迫癥去查閱他引用的那些論文。

索姆斯在辯護的開篇引述了一篇將心理、教育和行為治療混為一談的綜述。這如何能證明精神分析的具體益處尚不清楚。此外，另一同樣權威來源對該綜述的回應認為，這些療法并不比安慰劑更有效。

當索姆斯聚焦于他所謂的“傳統精神分析”的證據時，他引用了一篇權威系統性綜述的積極發現，但卻忽略了該論文結尾的警告——反對草率得出結論，并呼吁進行“規模更大、質量更高”的研究。《柳葉刀·精神病學》上近期發表的一篇系統性綜述同樣持謹慎態度。誠然，該綜述中的治療方案是短程的。也許更相關的是對長期精神分析療法（至少一年50次以上）有效性的考察。這似乎顯示出明確的益處，但作者們再次告誡要謹慎，“鑒于現有證據質量較低”。

公平地說，該領域的研究人員面臨著艱巨的問題。黃金標準的臨床試驗是雙盲的（即患者和醫生在研究結束前都不知道患者接受的是何種治療）；需要納入適當的替代療法以衡量待測治療的效果；需要一個定義明確、甚至同質化的患者群體；需要有客觀、可量化的結果測量指標；并能控制其他相關變量。這些標準對于心理療法來說是無法滿足的。

因此，關于精神分析是否是一種療法，更遑論是否是唯一療法，目前尚無定論。充其量可以得出結論，它與其他心理治療方法（如認知行為療法）一樣有效，但后者的勞動強度較低。

弗洛伊德晚年曾反思，當我們更了解大腦如何工作時，可能會發現比精神分析更好的療法。這個希望實現了嗎？在此，我們可能會關注抗抑郁藥、抗焦慮藥和抗精神病藥等藥物。索姆斯承認這些藥物可以補充或輔助心理治療，但他認為，由于它們沒有解決心理健康問題的根本原因，所以是姑息性的，而非治愈性的。他將開藥處方比作用止痛藥而非手術治療因冠狀動脈堵塞引起的心絞痛。

盡管如此，索姆斯并未否定對精神疾病的神經科學理解。這無論如何會與他引人入勝且充滿贊譽的描述——將早期弗洛伊德視為神經科學的嚴肅貢獻者，以及弗洛伊德關于心靈功能模型與生理模型終將融合的信念——相沖突。通過突出弗洛伊德作為神經科學家的一面，索姆斯使他遠離了那種其理論主張不科學（尤其是如卡爾·波普爾所論證的那樣，它們是不可證偽的）的江湖騙子形象。這一指控也隱含在那個廣為流傳的笑話中：患者抗議弗洛伊德，說自己的夢常常很可怕，這反駁了精神分析關于夢是愿望滿足的教條。對此，弗洛伊德回應說，可怕的夢滿足了患者讓治療師心煩意亂的愿望。

索姆斯摒棄了許多弗洛伊德的正統觀念，放松了精神分析中那些更臭名昭著、更易受到攻擊的理論基礎與其臨床應用之間的一些聯系。“我們不需要為弗洛伊德的每一個想法正名，”他寫道。諸如所有快感都基于性、死亡驅力、陰莖嫉妒以及本我之類的信條都被拋棄了。他也以懷疑態度看待那些發展出自己古怪版本精神分析的形形色色人物——其中包括來自地獄的治療師雅克·拉康。

然而，弗洛伊德的核心洞見得以保留：早年經歷的長期而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因其被壓抑而更加強大。在現代社會中，個體的情感需求可能長期得不到滿足，這意味著“我們可能終其一生都沉浸在情境不適當的情感所帶來的醉人影響之下”。索姆斯用那些因未解決的過往問題而成為囚徒的患者的深刻感人的病例史，以及他自己接受精神分析的記述，闡明了這一點。

這些案例表明，精神分析實踐的核心是一種共情，它使患者能夠通過向一個富有同情心和智慧的傾聽者訴說自己的經歷來為其“解毒”。他將精神分析描述為“一個重新養育的過程”，這抓住了其人性的一面。

一個特別引人入勝的故事開啟了也結束了這本書。泰迪·P是一位醫生，在母親突然去世后，他的職業和個人生活都崩潰了。壓倒性的抑郁、記憶喪失、睡眠障礙、間歇性意識喪失、頭痛、肌肉疼痛等癥狀引來了各種診斷，并促成了多種無效的治療，而這些治療的副作用又加重了他的痛苦。在長達四年的治療中，索姆斯幫助泰迪·P挖掘出他缺乏關愛的早年生活，以及隨后將對情感疏離的母親最初感受到的攻擊性沖動轉向內心。我們了解到他最終的康復，從而擁有了幸福的婚姻和工作生活。

從成功案例推及對精神分析方法論的辯護，讓我想起了這句格言：“數據不是軼事的復數形式”。而索姆斯關于能夠將“現代神經科學的最佳成果”與“精神分析的核心洞見”綜合起來的說法，仍然是一張有待兌現的期票。

盡管對于索姆斯所推崇療法獨特臨床療效的證據仍存疑慮，但他已經將我這個懷疑論者對弗洛伊德式（或受弗洛伊德啟發的）精神分析的態度，從輕蔑推向了不可知論。我愿意承認其臨床作用，盡管進一步的研究是可喜的。當然，它在實踐中能提供什么，最終將取決于治療師個人的素質——尤其是其洞察力與正直。

注：雷蒙德·塔利斯教授是一位臨床神經科學家和哲學家。

作者：Raymond Tallis

編譯：蠻蠻

來源：衛報

原標題：

The Only Cure by Mark Solms review – has modern neuroscience proved Freud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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