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何如璋的建議如果被采納，中國近代史大概率會全面改寫

文/青峰

圖：晚清愛國外交家何如璋

文章引言：

說實在的，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一件特別痛苦的事。
1840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這近110年的歷史，距離我們今天仿佛就在昨天。
這一個多世紀，可以說是中國5000年歷史長河中最屈辱、最憋屈、最讓人窒息的一段歷史。
盡管歷史不可改變，但是對于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假設仍然是很有意義與價值的一件事。
我常常想，中國近代史真的就只能是史書上記載的這一種結果嗎？如果不是，它的轉機、或者說它的另一種可能性的拐點又在哪兒呢？
其實，這種拐點不是沒有，而是大清政府沒有抓住機會，白白地錯過了。
機會在哪兒呢？時間窗口又在哪兒？
要講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談一談晚清歷史上“日本阻貢斷藩”這件大事，以及晚清愛國外交家何如璋這個人。

圖：晚清光緒帝畫像，在位34年(1875年~1908年)

1879年，即大清光緒四年。此時大清的洋務運動已經進行了近十18個年頭，國家的實力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出現了難得的“同光中興”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日本這個東方惡鄰已經開始了蠢蠢欲動，將罪惡的魔爪伸向了它周邊的鄰國。

這年的5月，天津直隸總督府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琉球國王尚泰的姐夫向宏德。

他剃頭改服，喬裝打扮，一路跌跌撞撞撞從福州趕來，只為向李鴻章呈上一封血淚交織的求救信。信中寫道：

“今日阻貢，行且廢藩，終必亡國。”

向宏德所呈書信，寥寥數語，道盡了琉球在強鄰日本步步緊逼下的絕望與無奈。

此次，向宏德的到訪并非偶然。

其實，早在1876年底，日本兵已開始阻撓琉球向清朝進貢，試圖切斷中琉之間延續了數百年的宗藩關系。

琉球國王尚泰心急如焚，秘密派遣向宏德等人乘小船冒險渡海，歷經近半年的漂泊才抵達福州。

然而，閩浙總督何璟與福州巡撫丁日昌對此事態度消極，猶豫觀望，遲遲沒有行幼。事件推延至次年6月才向朝廷奏報，錯失了早期干預的良機。

圖：晚清名臣丁日昌

與此同時，遠在東京的大清駐日首任公使何如璋也察覺到了日本的野心。

他通過琉球史臣馬兼才的密報，再傳合自己的實地考察，清醒地認識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何如璋擔憂的是，琉球一旦丟失，日本將可以直接威脅臺灣。到時臺澎之間恐無寧日，將求一夕之安亦不可得。

為此，他多次向李鴻章和總理衙門提出強硬的對策，主張“假兵威，亦示必爭”，同時指出“今日不示之以威，他日必延禍我國沿海，遺害無窮”。

然而，主管大清外交的李鴻章以大清海軍勢薄力弱為由，又顧慮日俄聯合對付我國，一直猶豫不決，致使大好機會白白從手中溜走。

日本吞并琉球王國后，并于同年直接將其廢掉，改為日本“沖繩縣”。

這件事在大清當時看來，無關痛癢，無非是失掉了一個小小的藩國。

然而，不幸的是中國近代史上中日關系一切的悲劇使由此開始了。

在此后半個多世紀中，日本對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侵略擴張，造成了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災難。這種災難給帶經中國人民至深至巨的創傷，至今都尚未完全愈合。

如果說，當年日本的侵略野心，我國沒有人發現與識破，我們或許可以說識不如人、智不如人。

可是，明明有駐日公使何如璋的提前預警與深刻洞見，為什么大清政府還是無動于衷呢？

那我們就得從何如璋這位晚清進士說起。

一、何如璋是個什么人？為什么說他在我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被低估了？

在晚清歷史上，何如璋是一位知名度并不高的人物，歷史書上很少提到他。

然而，在我看來，他卻十分的重要，可以說是我國晚清歷史上極具戰略眼光的一位優秀外交家。

何如璋，字子峨，號濮山，廣東大埔縣人，清光緒七年進士。

1838年4月，何如璋出生于廣東大埔縣一戶貧苦的農家。由于家貧，只上了幾年私塾后，何如璋便輟學了。

其父讓其放牧養牛，以便早日幫襯家中，獲取一點收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但是，對一位頗為向往讀書的少年，放牧自然是枯燥與無聊的。于是，何如璋只得一邊牧牛，一邊自己看書自學。

幸運的是，何如璋有一位遠房堂姑父、大埔名儒陳芙初。

陳芙初見這個孩子如此熱愛讀書，且頗有天賦。于是說服其父何永新，讓這孩子重新入校讀書，并且表示資助其長期的學費。

1856年，即咸豐六年，何如璋以優異的成績考中了地方秀才，并補廩生。

1861年，即咸豐十一年，時年23歲的何如璋考中廣東省舉人。

1865年，何如璋首次參加會試失利。不久被福建汀州知府朱以鑒招納入幕，參與對太平軍汪海洋余部的清剿。由于有功，被朝廷獎敘知縣，加五品銜。由此，何如璋步入仕途。

在大清，舉人功名便可以出仕為官，可從縣級基層起步。但是，出身正榜進士，才視為正途，也更受社會尊敬。

所以身為五品銜的何如璋，在1868年，即同治七年又參加了該年的會試，并一舉高中進士，進入翰林院，授庶吉士。

次年散館，朝廷授何如璋翰林院編修。

與一般翰林院官員不同的是，何如璋十分關注西洋、東洋事務，留心研究西方近代工業的發展與大勢。

何如璋對洋務與外交的研究，贏得了李鴻章的關注，并對外稱“子峨是個懂洋務關系的人才”。

正因為這個原因，何如璋這個名字與我國近代外交史便緊密地聯系了起來。

1872年，也就是同治十一年，日本明治天皇發布詔書公然宣布：廢琉球國王藩王。同時，詔書中要求琉球自此停止向中國朝貢，聲明中琉的外交關系交由日本外交部門掌中管，禁止琉球方面前往中國參加中方的皇帝、皇太后生日等一切慶典活動等。

隨后的幾年，日本為了不刺激我國，一直密而不宣，并未照會大清政府說明此事。同時對琉球亦尚未采起過激行動。

由于大清政府信息閉塞，加之該事件系日本單方面所宣布，因此大清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蒙在鼓里，對此事并不知曉。

直到1877年3月，琉球國王特使向宏德冒死秘密潛入我國福建，向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丁日昌哭訴，請求我國出面阻止此事。

我方才知道了此事件的嚴重性，開始向日本提出抗議交涉。

琉球，地處我國東南面，與我國福建隔海相望，其地理面積約3611平方公里，在十八世紀后期，其人口不足5萬。

早在1372年，即明朱元璋洪武五年，琉球便成了我國古代大明王朝的藩屬國。此后，琉球與大明這動宗主藩屬的關系一直比較穩定。

然而，隨著大明后期國力衰退，日本也打起了琉球的主意。

1609年，即明萬歷三十七年，琉球在日本的武力協迫下，又正式向日本薩末諸侯稱藩。由于大明王朝正值內憂外患之際，于是選擇了沉默。

這種奇怪的現象，就好像一個女子同時許嫁了兩個男人。幸而這兩個男人從未見面，所以這種狀態竟安靜無事地存在了270多年，并一直延續到晚清時期。

直到1877年3、4月間，琉球王國特使秘密來中國福建，李鴻章才知道了事態的嚴重。

早在1876年12月，何如璋在李鴻章與沈葆楨的舉薦下，被清政府任命為首任駐日公使，準備前往日本。

然而，直到1877年7月，何如璋才正式拿到朝延各動印信、敕命與國書

三個月后，何如璋從上海出發前往日本，并于11月20日抵達東京。

此時，已經距離“琉球問題”出現都已快一年了。

到達日本后，何如璋花了5個月的時間調查了解此事。

1878年4月28日，何如璋給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寫了一封長信，通過對日本的考察還有分析，何如璋指出了自己對于琉球問題的看法。

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球球既滅，次及朝鮮，否則，以我所難。日事要求，聽之乎，何以為國？去之乎，是讓一琉球，邊釁究不能免。他時日本一強，資以船炮，擾我邊陲，臺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不可得。
是為臺灣計，今日爭之患猶紓，今日棄之患更深也。口舌相從，恐無了局。

何如璋的這一段分析，可以說是 他準確預見了日本蠶食中國的野心。琉球，朝鮮，臺灣還有中國內陸，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中，日本正是循著這個步驟一步一步進行的。從明治維新初期，他們武力擴張，侵占亞洲的一盤大棋就已經開局了。

為了堅定李鴻章在此事上對日態度，何如璋給他提出了應對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先發制人。趁日本國勢未定，兵力未強之際，以北洋艦隊武力震懾日本，可以不惜以武先打殘它。如此，與日爭衡，猶可克也。若此時隱忍容之，養虎坐大，他日勢將不可復制。

何如璋的意見很明確。他認為日本無理在先，我方正好可以以此為借口，一面對日本據理力爭，一面派艦隊去琉球問罪，琉球自然會恢復入貢。如果日本跳出來反對，那么就可趁其兵力未強之時，對其本土來個先發制人，直接打掉它正在組建的海軍，一舉將其打殘，剪除日本今后對大清的威脅。

中策是：一面據理力爭，一面支持琉球人民抵抗。如果日本進攻琉球，則我方立刻派兵與琉球內外夾擊之。無論勝負，我方都可以進退自如，回旋空間極大。

下策是：援引國際法，邀請西方列強駐中國使節，組織一個國際裁判團評理，向日本施壓，使日本知難而退，恢復琉球國獨立地位。

如果我們不看后來的結果，僅以此議論，何如璋一個晚清進士，其軍事政治眼光是何等犀利。其見識遠在朝野袞袞諸公之上。

為了打消李鴻章的擔憂與顧慮，何如璋在寫給他的絕密報告中，又詳細地分析了日本當時國內政治、軍事力量、財政經濟收支、戰爭動員能力以及日本與西方各國列強的關系等。

他最后的結論是：此時的大清完全有能力擊敗日本。若散失此次機會，日本今后必由琉球而擾臺灣，由臺灣而侵略朝鮮，進而染指我國東北盛京(即今天的東三省)。利鈍成敗，不可窺矣。

站在147年后的今天，我們不得不發出由衷的慨嘆：1778年時，何如璋對日本的預判是何等的精準！

此后一百多年的歷史，筆者自不必多言，對于每一位即便只接受過九年教育的中國人都十分清楚的了。

那么，李鴻章為什么沒有采納何如璋所言的上策，而是選取了下策呢？

二、李鴻章外交努力的失敗與琉球王國被日本吞并；

1778年，此時的李鴻章55歲，這正是一個政治家、外交家最富生命力與創造力的年華。

為何他要放棄何如璋所建議的上策，而最終選取了下策呢？

我們先拋開李鴻章的清廉操守與他晚年所簽的那些賣國條約不談(注：因為這是另外的問題，非本文研究的主題)，先只是就事論事談論他在處理“琉球事件”的得失。

早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注：即1868年)，李鴻章就清楚地知道日本是中國今后的勁敵。他也知道中、日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得快。

為此，他特別注重對大清海軍的建設與發展。

因為日本要與中國開戰，則必須先在海上取得勝利，然后才有能力從陸地進攻中國。所以，他一直反對朝廷將軍費大量用于陸軍地面部隊的建設，強調軍費優先用于海軍艦隊。這也是他在朝廷中挑起“塞防與海防”大爭論的核心原因。

他反對左宗棠在新疆用兵，擔心左宗棠因收復伊犁與俄國開戰，反對在越南問題與法國人開戰。這其中的核心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擔心大清有限的軍費分攤到全國各地陸軍后，留給海軍建設的軍費就很少了。

而他清楚地知道，要與西方列強各國爭一長短，則必須要有強大的海軍為后盾。因此，他反對左宗棠用兵新疆，反對中國在越南與法國開戰等戰事就不足為奇了。

李鴻章雖然已意識到琉球問題關乎臺灣安危，卻更傾向于“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

所以，他最終選取了外交和平方式去解決中日在“琉球事件”上的爭端。

從結果看，他是徹底失敗的。“以夷制夷”“和戎外交”的手段，幾乎貫穿了他一生的外交事業，結果幾乎都以失敗收場。

這里面失敗的原因極其復雜，非三言二語能說清楚的。

李鴻章在“和戎外交”思想下，他指示何如鋒引援引國際公法，聯合歐美列強牽制日本，同時密囑招商局官員探詢法越動向，企圖以此分散日本注意力。

然而，這只是李鴻章的一廂情愿。

日本政府卻利用清政府的猶豫，于1879年10月悍然宣布“廢藩置縣”，將琉球改為“沖繩縣”，并將琉球國王尚泰擄掠至東京，軟禁了起來。

至此，琉球王國名存實亡。

面對既成事實，清政府被迫尋求國際調停。李鴻章請前來中國訪問的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出面斡旋調停。

格蘭特調停失敗后，主掌大清外交權力的李鴻章冀希望與日本討論分島改條約。

但是，日本卻強硬堅持琉球“屬地化”，并以修改《中日修好條規條規》為要挾。

清廷提出“三分琉球”的方案，試圖保住琉球南部島嶼，卻因日本拒絕而加入談判而陷入死局。

見復國無望，因琉球王國官員林世功以死殉國。

一時之間，大清朝野官員內部群情激憤，加之中國俄在伊犁收復問題上出現了轉機，于是回過神的清政府拒絕了對《琉球專約》的簽署。這使得日本侵吞琉球的擴張之舉最終未能獲得國際承認，成為當時一樁懸而未決的外交公案。

這也為今天“琉球地位未定”“琉球并不屬于日本”贏得了重要的法理依據之一。

那么，作為當時大清帝國外交政策的實際主導者，李鴻章為什么要不采取何如璋的上策建議，而偏偏選取了下策意見呢？其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

圖：晚清重臣李鴻章

一、彼此的大清正值收復新疆的關鍵時刻，軍費開支巨大。加之為了收復被俄國人所占領的伊犁，隨時都有可能與俄國在西北開戰的風險。

為了避免海上與陸地同時爆發戰爭，李鴻章不得不采取了隱忍的政策，形式上默認了日本對琉球的吞并。

二、在西南方向，法國對越南一步步的蠶食，此時已經控制了南北圻，中法軍事沖突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當時的法國為了全面侵占越南，不斷在我國西南制造磨擦，企圖在軍事上一舉擊敗中國，從而將中國軍隊趕出越南，實現全面侵占越南的野心。

在李鴻章看來，大清為了一個遠在海外、無戰略縱深、無賦稅產出的海島小國而不惜與日本開戰，這是得不償失，極不劃算的。因此，早在琉球事件發生之初，盡管李鴻章就有所覺察，他始終抱外交和平解決的僥幸心理來處理這一沖突，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李鴻章作為晚清政治家、外交家，他對東西方各國的研究要遠高出同時代一眾朝廷大臣與士大夫。他對日本的研究尤其深入，遠超眾人。

他十分清楚大清的真正實力。盡管大清的洋務運動比日本明治維新早七年，但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比之中國的洋務運動更為廣泛和深刻，而且效率更高，行動更快。

在軍事方面，日本建立新式軍隊，陸軍參考德國，而海軍則參考參照英國。1872年日本政府頒布征兵令，規定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須服兵役。至1873年時，日本全國戰時即可動員40萬以上的兵力。

正是基于對日本的了解，李鴻章認為即便一時戰勝日本，今后也會遭到日本的大規模軍事報復。

基于以上種種原因，李鴻章最終采用了何如璋所說的下策——以談判和平的方式來處理“琉球事件”。

然而，李鴻章到底是小瞧了日本，日本人根本不接茬。

從1879年到1880年，中日圍繞琉球事件展開了多輪交涉，毫無實質性的結果，因為雙方邏輯從根本上是錯位的。

日本援引西方“實效管轄”的原則，強調其以實際控制琉球全景，要求大清政府承認既成事實。

可是清朝堅持的是東亞傳統宗藩倫理，核心訴求，并非吞并土地，而是要求恢復琉球社稷，使其國祚延續。

為此，清政府甚至提出了“琉球三分方案”：北部原薩摩藩的島嶼歸日本；琉球本島復國、南部宮古、八重山群島暫由中國代管，待琉球國站穩后再歸還。

這在當時情況下，也是清政府在現實壓力下所能做出的最大讓步，體現了不是貪婪，而是道義與擔當。

但是，日本對這個方案嗤之以鼻。

然而，到了1880年，日本突然拋出了一個“分島改約”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內容：琉球本島及北部歸日本，南部兩島“歸還”清朝。

這一方案看似中國可以收回一點權利，實則暗藏日本的算計與刀鋒。

該方案在附件里有一個前提，即日本要求清政府必須同步修改1871年中日兩國所簽的《中日修好條規》，給予日本與英、法、美等列強完全同等的最惠國待遇，包括軍艦內地通航權、內地通商權、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權等。

條規一旦同意修改并簽訂，則意味著明治維新不過10年的日本，也將躋身于“西方列強侵華俱樂部”，其在華特權將獲得制度性的保障。

日本之所以愿意將口中的肥肉吐出一點，其目的有三：

一、在法律層面，只要清政府同意接收琉球南部幾個島嶼，即等于在法理層面同意了日本對琉球其余北方諸島的主權，從而將“武力吞并”洗白為與大清“合法分割”。

二、在戰略層面，由于宮古、八重山等島嶼地處偏遠，土地貧瘠，人口稀少，清政府一旦接手，以當時大清海軍力量，要想長期駐守，不僅無力開發經營，而且會無端分散中國有限的海軍力量，最后也會淪為事實上的“海外飛地”，成為日本日后挑起事端的“策源地”。

三、在經濟政治層面，最惠國待遇一旦對日本開放，此后日本的資本、商品、來華人員將會如潮水涌入中國內陸沿江城市，日本對華的影響力將會呈指數級擴張。

日本這種企圖借非法所得行所謂的“交換”之實，想用琉球幾個小島嶼換取整個中國市場門戶洞開。

然后就這么一個對中國有名無實的方案，朝廷中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總理衙門多數官員竟然主張接受。

他們的理由很“現實”。反正日本已經實際控制了整個琉球，若是一味強硬，弄不好要與日本也要形成軍事沖突，矛盾會進一步激化。如此，則不如與其徒爭虛名，倒不如先收回一點權益更實在。

到了1880年10月，中方代表甚至已經在草約上簽了字，只待光緒帝御筆批準了。

就在這個關鍵的當口，琉球國王子的老師、原大清國子監留學生林世功，遠涉重洋，經福建抵達天津，隨即赴北京總理衙門，跪求清政府出兵幫助琉球復國。

他呈上血書，泣訴道：

“琉球雖小，亦有社稷；臣民雖微，亦知忠義。琉球亡則東海危，東海危則大清難保。”

林世功在北京多方奔走無果后，留下兩首絕命詩，然后在總理衙門前拔劍自刎，年僅38歲。其絕命詩云：

“古來忠孝幾人全，憂國思家已五年。一死猶期存社稷，高堂專賴兄弟賢。”——絕命詩其一
“廿年定省半違親，自認乾坤一罪人。老淚憶兒雙白發，又聞噩耗更傷神。”

圖：林世功(中)與其隨員一行

林世功以死明志之舉，震動了整個京城，就連慈禧太后聽聞后也頗為悲傷。

事件至此，大清不能不有所觸動。

李鴻章一反過去綏靖妥協之風，力排朝野眾人之議，上奏朝廷道：

“倭人狡詐，欲以荒島易我利權，斷不可從。”

在李鴻章的心中，琉球國就是一個荒島。由此可見，即便如李鴻章對國際關系大勢有所有研究之人也是這般視野，更惶論大清朝野及總理衙門一般昏昏沉沉的庸官冗員了。

李鴻章的方案是一個“三不政策”。即不簽約、不承認、不合法化日本侵吞琉球之實，將琉球問題留作外交懸案，以待他日再尋機解決。

朝廷經過御前會議后，光緒帝最終采納了李鴻章的方案，中日就琉球問題談判完全破裂。

這次外交事件，大清無論從與琉球宗藩國道義角度，還是外交努力上，無疑是一次徹底的失敗。

一個忠誠了中國華夏500多年的藩屬國就此覆滅。

不過，盡管在李鴻章等人的綏請妥協之中，外交努力完全失敗了，可是幸運的是李鴻章難得清醒了一回，他沒有同意簽訂條約，也沒有默認日本對琉球“廢國置縣”的合法化。

這一大清外交懸案，也為我們今天追究日本非法侵吞琉球群島留下了法理上的操作空間。

盡管今天琉球群島仍然被日本以所謂的“沖繩縣”實際控制在手中，但是依據二戰后的國際法系，其無疑是非法的。

筆者青峰堅信，琉球群島問題會在今后二三十年中有根本性的變化。

三、如果在1878年時何如璋的建議中的上策被采納，中日兩國關系會走向何方？

圖：晚清時期的琉球王國地圖

我們常常遺憾歷史不可假設，但是并非歷史的假設就是毫無意義。

一切有意義的可能會發生的假設，都有其現實與未來的價值。

歷史是一面鏡子，既可照進現實，更能照亮未來。

回溯中日近百年的歷史，對日本的妥協與退讓，只能給我們中華民族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除此，全無一絲一毫的收獲與意義。

在中日近代百年的歷史中，1879年“琉球事件”絕對是一個值得特別研究的關鍵歷史事件。

如果在1878年，大清政府(主要是李鴻章)采納了駐日公使何如璋的建議中的上策，那么此后中國所受日本的深重災難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么，何如璋的上策“先發制人。趁日本國勢未定，兵力未強之際，以北洋艦隊武力震懾日本，可以不惜以武先打殘它。如此，與日爭衡，猶可克也”這一方案可行嗎？

答案是完全可行。

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日本自1868年9月開始改革，實行“明治維新”到1878年時，不過10年時間。遠遠不及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所取得的全面成就與國力，尤其是在軍事工業上的巨大進步。

圖：日本明治維新時的明治天皇

1878年時，中國在經過一系列的洋務運動與改革后，國家實力已經遠非1861年洋務運動發起前的那般模樣。在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工業礦業、交通運輸、通訊等領域，已經取得極大的成就。

在軍工企業上，大清不僅創辦了江南制造總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湖北槍炮廠等一大批軍器軍械企業，而且已經實現了步槍、火炮、彈藥、小型軍艦的量產。如1866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到1878年前后，已經造出了40余艘兵船，并完成了福建水師的創建。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已經初具規模，位列世界海軍第八位，亞洲第一位。而且，南洋、廣東兩支水師亦已完成組建。

圖：福州船政局全景

反觀日本，到1878年時，雖然其也建成了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筑地海軍工廠等軍工企業，但是其規模均遠不及大清當時的軍工。當時其海軍兵艦無論從噸位總量與艦艘先進性，與大清北洋海軍都有很大的差距。

這種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當時日本經濟實力的限制。彼此日本的經濟總量不及大清的八分之一。其國家財稅收入每年尚不及白銀1000萬兩，而大清此時的全國財稅收入已經達到了8000萬兩以上。因此，日本沒有更多的財政收入用于購買英、法、德等西方國家噸位更大、性能更先進的兵艦。

直到1886年時，日本整個海軍艦隊的實力也未達到大清北洋艦隊的實力，更別提大清還有南洋、福建、廣東三支水師艦隊了。

1886年，大清北洋艦隊訪問日本時，日本人無比羨慕與震驚。此次訪問日本的北洋艦隊由定遠號、鎮遠號、濟遠號和威遠號四艘主力艦組成。其中定遠號和鎮遠號排水量均達7340噸，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鐵甲艦，堪稱“亞洲第一巨艦”。

圖：北洋水師定遠艦

圖：北洋水師鎮遠艦

這次訪問中，由于北洋艦隊上岸官兵與日本人發生了沖突，造成了雙方人員的傷亡，史稱“日本長崎事件”。

在這次事件中，中方寸步不讓，展現了強硬的姿態，最后以日方的妥協并賠償中方5.25萬日元，約合白銀7.87萬兩。

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日本因兩國沖突首次對中國的賠償記錄。

從這次“長崎件事”上看，即便到了1886年，日本在海軍實力上亦遠不及中國。

圖：1886年北洋艦隊主力艦訪問日本長崎

所以說，大清政府與主管外交的李鴻章若在1878年采納何如璋的“先發制人，打殘日本海軍及軍工企業”這一合理性建議，戰而勝之是完全有一定把握的。

可惜的是，大清在李鴻章外交方針的主導下，白白錯過了這次一戰定乾坤，可以決定此后百年中日軍事強弱的一次絕佳機會。

可以說，中國此后的“甲午之敗”“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七七事變”等等一系列失敗及日本在長達14年的侵華戰爭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追根溯源，都與1878、1879這前后幾年中所發生的“琉球事件”是息息相關的。

盡管我們不能把這些責任與過錯盡數推諉到李鴻章的頭上，但是有一點，在看不清大勢、散失戰爭機會、一味妥協讓步上，他是責無可遁的。

二、在經濟實力層面，1878年前后，大清的實力幾乎可以碾壓日本。

上面我講到過，此時大清的國民經濟實力遠超日本，僅每年的財政收入便有白銀8000多萬，是日本的八倍之多。

戰爭打到最后，拼的不僅是軍事工業產能，更是經濟實力。打仗打到最后，就是看誰的經濟實力支撐得更久。

可惜李鴻章空負“東方俾斯麥”之虛名，一味的姑息縱容日本的狼子野心，終至日本在1894年前后反超中國，亮出了它那血盆大嘴，一舉在“甲午之戰”中將大清打翻在地。

從此日強中弱，攻守易形。中國在亞洲失去霸主主導地位，一失便是百年之久。

直到2010年，我們才重新回到亞洲及世界應有的地位。

其實，李鴻章并非沒有對日本清醒的認知。

光緒八年，即1882年時，李鴻章還曾在給同朝廷的奏折中寫道：

“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此)兵家所忌。日本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之)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
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
如此，則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師兩枝可有成。”

在這封奏折中，我們可以看到李鴻章不是沒有對日本的認知，而是缺乏應有的膽識與魄力。進一步說，是沒有遠見與對日本狼性陰惡的本質看清。

他說什么“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之志不可無”。

東征不必有，征志不可無。他這種漂亮的自欺欺人鬼話，終于在1894年一場中日對決中徹底使中國陷入萬劫不復。

也不知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在日本下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條約》時，他有沒有過自我反省與悔恨？

圖：《馬關條約》簽訂之地，日本下關春帆樓

其實，當時從本質上看清日本狼子野心面目的人也不少。如左宗棠、張佩綸、張之洞、鄧承修等人，在“琉球事件”上就曾主張強硬，萬不可退讓，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扼殺在萌芽之中。

早在1874年，日本為了試探大清軍事實力支外交軟弱，在臺灣一手策劃“牡丹社事件”時，遠在在西北陜甘總督任上的左宗棠便上奏朝廷，表示對日強硬的意見，堅決打掉日本的侵略臺灣的野心。

左宗棠在其給朝廷的奏折中寫道：

“(日本)知小禮而無大義，拘小節而無大德，重末節而輕廉恥，畏威而不懷德，強必盜寇，弱必卑伏。”

這是多么清醒奇警的認知！

圖：1878年前后時期的左宗棠

可惜，在李鴻章主導的外交方略下，又一次以賠償50萬兩白銀、換取日本人的撒兵了事。

此時左宗棠收復西北新疆的戰事還未全面展開。只要李鴻章主張強硬，借此時機命福建水師大臣沈葆楨領兵前往臺灣，里應外合夾擊日本侵略軍，完全可以大勝。

誰料，到了同年10月，他又弄了一個什么在英、美兩國下的“調停”，簽了一個什么《中日臺事專條》，以賠款50萬兩白銀了此事件。

可以說，李鴻章在對外上，一生幾乎沒有亮點，全是妥協，全是一味的息事寧人。說的好聽是所謂的“老成謀國”，其實呢則是投降賣國。

縱觀李鴻章的一生，自從他于1862年升任江蘇巡撫，登上大清政治舞臺中央后，在對外列強上，很難找到一件經他之手讓后世之人稱心如意的事件。

他希望大清強大不假，說他沒有愛國之心卻也并不屬實。

但是，他沒有血性與膽識氣魄。這些與他所處的地位及所擁有的軍事外交之大權嚴重不匹配，甚至是錯位。

三、李鴻章在“琉球事件”上的擔憂，其實也是他的一系列漂亮的借口，或說托詞。

圖：1878年前后時期的李鴻章

李鴻章在“琉球事件”上，是否對日強硬，甚至用兵這一點上，有一個擔憂。他擔心左宗棠在收復新疆伊犁時會導致與俄國的軍事沖突，甚至戰爭，從而使中國軍隊出現東西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他的這種擔憂本沒有錯，錯誤在于他的擔憂在1881年初時，已經顯得多余。

因為在1878年5月，西北戰事已經基本結束。俄國強占的伊犁，也于1881年2月通過曾紀澤的外交談判，已經收回了主權。此時與俄國不可能再發生軍事沖突或戰爭。

1880年年底時，“琉球事件”并未了結。大清政府完全可以以“林世功求助自刎事件”出兵琉球，收復日本。

此時，大清已經完全騰出了手，北方，西北、西南均無戰事，為什么不找日本清算呢？

后來的事實，證明了李鴻章等一眾朝廷鴿派、軟弱派的無知與短視，輕輕松松讓這一戰略機遇期白白從手上溜走了。

至1894年前后，日本在軍事實力上終于反超中國。它也不再偽善，露出侵略的本性，亮出獠牙，徹底與大清撕破臉，與大清在東海上、東北及沿海省份陸地上發動了一場大規模戰爭。

甲午戰爭中大清的慘敗，其后果是極其慘痛沉重的，并且引發了此后半個世紀中華民族全面的生死危機。

甲午戰爭看似由“朝鮮平壤事件”引起，追根溯源，實際上早在1878年大清政府在“琉球事件”上的退讓妥協中已經埋下了伏筆。

歷史總是沉重的。

回顧中日近現代百年歷史，我們不能忘記何如璋這位為我們中華民族吹響警哨的愛國外交家。

他曾經如探照燈一樣，為我們探過路，照亮過前進的方向。

在對待日本這個國家，我們需要千千萬萬個何如璋這樣的人。只有這樣，中華民族近代百年悲壯的歷史才不會重演。——全文終

——青峰，2026年元月12日~14日寫于鄂西夷陵古鎮

附本文寫作參閱書目：

1、《何如璋傳》，作者俞政，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國近代史》，作者蔣廷黻，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3、《李鴻章傳》，作者苑書義，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晚清外交七十年·甲午海戰與庚子國難》，作者李書緯，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