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12日傍晚,福州西湖賓館燈火初上。應邀參加“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爭史料”審校會的鐘國楚剛把稿件放下,就聽見一位老同志壓低嗓門提到“閩贛省蘇主席楊道明如今還在世”,一句話像炸雷般擊中他的神經。楊道明?那不是1935年5月紫山突圍中被國民黨登報“擊斃”的烈士嗎?會議室瞬間安靜,幾雙目光對視,誰都說不出話來。
當晚回到下榻的房間,鐘國楚翻出隨行醫(yī)生給他準備的安眠藥,卻怎么也咽不下去。他回想起半個世紀前的閩贛山林:硝煙、哨聲、黑夜里匍匐前進的影子,還有那個總把“隊伍帶上山”掛在嘴邊的年輕省主席。1934年8月,毛澤東在瑞金臨別時的囑托言猶在耳,而今人居然未死,還成了高僧,這消息實在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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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間往前撥回1909年,江西興國河西鄉(xiāng)隘前村的冬夜寒得透骨,楊家第三個孩子呱呱墜地。二十多年后,他在圩鎮(zhèn)誓師大會上被毛澤東一眼相中:“這伢子能干。”短短四年,鄉(xiāng)財政委員到中央政府內務部副部長,履歷上每一行都透著血汗。
可1934年底,紅軍主力長征,閩贛省成了孤島。省軍區(qū)僅剩兩團,糧彈奇缺,士氣低迷。中央最后一封電報傳來:“自主堅持游擊。”楊道明硬是把三百多人帶進戴云山脈,靠老鄉(xiāng)送來的一籃番薯支撐。紫山之夜,敵人燈火連成一線,參謀長徐江漢心生去意,叛變導致陣腳大亂。5月8日清晨,槍聲、哨聲、哭喊聲混作一團。等楊道明沖出包圍,身邊僅剩不足二十人。
后世檔案里寫著“楊道明被擊斃”。事實上,他拖著傷腿在月洲山洞躲了兩天,隨后改名謝長生,與鐘循任分頭突圍。永泰與尤溪交界的音亭寺香煙繚繞,方丈見他憔悴,還是留了口飯。1935年8月2日,削發(fā)儀式舉行,法號“磬揚”,從此青燈之下苦修,為的是活下去,找機會重回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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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zhàn)爆發(fā),他曾試著同閩中地下黨接頭,因一場高燒錯過。1945年擊斃保安分隊長的槍聲傳來,他連夜被捕。福州高院拖了一年多,最終因證據不足釋放。那年夏天,他已是清瘦的中年僧人。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電視里高唱《東方紅》,寺廟的瓦檐卻滴下雨水。磬揚大師撫著木魚,自問還能替革命做什么。他帶僧人開荒種糧,每年向國家售糧五百公斤;鄉(xiāng)政府缺文書,他揮筆抄寫文件;年邁孤寡,他悄悄送米送油。外界卻仍不知“烈士歸來”。
1966年,久別的二哥楊真明從興國來信,才炸開這顆塵封的“秘密”。省民政廳、縣革委紛紛派人核實。身世大白之后,有人勸他還俗返政,他搖頭笑答:“此身已屬空門,但心向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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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宗教政策落地。磬揚被推舉為福建省佛協副會長、永泰縣政協常委。他不領薪水,卻用聲望募集二十多萬元,修復重光寺、仙佛寺、方廣寺;又帶人鑿山修路,為光榮院老人送糧送衣,成了遠近聞名的活菩薩。
聽完這一切,1986年10月14日上午,鐘國楚帶著氧氣袋,驅車三個多小時上山。音亭寺的石階濕滑,八十高齡的他走得氣喘,卻堅持不用攙扶。寺門前,身披灰袍的老僧已合十相迎。無需介紹,兩只滿是老繭的手緊緊相握。
“老楊,你還在,真好。”鐘國楚哽咽。磬揚大師低聲回道:“組織沒有忘我,我也沒忘組織。”短短十二字,濃縮半個世紀的生死榮辱。
接下來的兩天,兩位八旬老人席地而坐,翻地圖、對地名,把30年代閩贛游擊區(qū)的戰(zhàn)斗經過一筆筆補寫,填了黨史最缺的空白。臨別前,鐘國楚留下三句話:“護好佛門,寫好史料,好好活著。”磬揚大師合十答應。
1999年5月14日,晨鐘未響,磬揚大師在靜坐中圓寂,享年九十。音亭寺檐下,老僧們將青燈添油,又敲響木魚三千聲。寺外新修的山路通向遠方,正是他生前一斧一鑿籌款打下的基石。
回望福州那場審校會,若非偶然的一句閑談,歷史或許仍停留在“1935年犧牲”的記錄里。楊道明用半世青燈,守住了對信仰的承諾;當年閩贛游擊區(qū)那點星火,也因這樁“死而復生”而重新被人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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