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毛澤建女兒來到北京，提出為母修墳，毛澤東：我父母也是草墳

1951年5月下旬，北京已經有了淺夏的熱意。中南海門崗記錄了一位湖南籍女工的到訪時間——下午兩點二十七分，這便是陳國生第一次走進這里的準確刻度。

她出生在耒陽，一直記得舅舅寄來的那幾張泛黃照片：一張是外婆楊開慧抱著“菊妹子”，另一張是舅舅和小姨并肩站在岳麓書院門口。多年后，當北京的信使通知她“主席邀見”時，記憶忽然像被撥開的厚塵，飛舞出許多細節。

時間撥回1905年深秋，向陽湖畔滿坡菊花，正是“菊妹子”名字的由來。她原本姓毛，卻是過繼而來。親生父親早逝，母親乏力謀生，托付給富裕的堂兄毛順生。那時毛家三個男孩，忽得一女，滿屋熱鬧。毛澤東給小妹重新取字“澤建”，寄意“洪波建功”，他常說“她是家里最不怕吃苦的人”。

1919年到1921年，家中巨變接踵。父母相繼去世，十四歲的毛澤建被迫回到貧寒生母處，又被許作童養媳。婆家刻薄，她常要劈柴挑水。毛澤東寒假回鄉，看見小妹手上裂口，便決定帶她返長沙。那一夜兄妹圍著火盆，毛澤東談到“改造舊中國”；毛澤建默默聽完，說了句“我也要去”，改變了自己一生。

進女校后，她把同學筆記借來抄到深夜，腳邊常放一壺冷茶。成績追上來時，衡陽風云驟起；她從學生社團走進工農夜校，用方言講《勞動合同》、背《國際歌》。有意思的是，她做聯絡員時最愛用紙疊小劍當暗號，自稱“鈍釘子亦能釘木”。

1927年夏，她已是縣委婦運委員。衡陽白色恐怖逼近，她挽袖帶領赤衛隊救出兩名被惡霸囚禁的農婦。“要不怕殺頭，要不怕犧牲。”很多鄉親第一次聽一個年輕女子在祠堂門口這樣喊，把長矛舉得筆直。幾個月后，她與丈夫陳芬改名換姓，在山林里拉起衡山游擊隊。

1929年5月，她臨產仍在前哨。被捕時，敵人驚訝地發現她挺著大肚子。孩子出生取名“賤生”，意示“卑賤也能生存”。可惜嬰兒很快夭折。8月20日清晨，她向刑場走去，年僅二十四歲。探監同志帶出的那封血書只留下十二個字：革命成功，萬死無恨。

之后的二十二年里，她的墳只有一塊青磚壓在薄棺之上。負責任的老木匠李師傅夜里破土安葬，還特意在樹根刻下“劍”字，給后來人辨認。

再把鏡頭推回到中南海會見室。毛澤東興致頗高地講到小妹在井岡山給戰士縫補軍裝的趣事，講到她最愛吃的湘西臘肉。陳國生終究還是提出心中所想：“舅舅，我想為媽媽修一座像樣的墳。”短短十四字，占據了她多日猶豫。

毛澤東聽完，用常德口音回了一句：“我父母也只是草墳。”語氣平淡，卻把想象中的“特批”堵得嚴嚴實實。他解釋國家甫建、經費緊張，烈士成千上萬，不能分彼此。陳國生紅了眼，卻也明白道理。

會談結束前，毛澤東提議：“把她的事跡整理下來，等條件許可，統一立碑。”這一建議后來成為湖南烈士陵園資料征集的藍本。陳國生離開時握著那份手稿，走到新華門外才發覺天色已暗，而心里卻意外坦然。

1958年秋天，衡山縣政府修筑公路，工程隊在老柳樹旁發現木板棺材，蓋板青磚上依稀可辨一把劍形刻痕。地方志辦按照中央文件，將棺木遷入省烈士公墓。那一年，湘南稻谷大熟，鄉人傳說是“菊妹子回家”帶來的好兆頭。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建烈士的紀念碑落成后，碑陰并未刻個人功績，只一句“湘南婦運先驅”。碑陽則是一行隸書——“毛澤建烈士之墓”，沒有頭銜，沒有親屬題字，與周圍戰友墓碑規格一致。有人覺得“太素”，當地干部卻說：“她若站在這里，也只會微笑點頭。”

如今的衡山石橋鎮仍會在八月二十日敲響銅鐘。鐘聲不過九下，寓意“長眠九洲”。鄉親們把黃菊插在碑前，孩子們愛問“為什么不插玫瑰”。老人笑答：“她叫菊妹子，最喜歡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