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變6年再改回8年，醫生強奸兩幼女案，到底該判幾年？

近日，醫生劉某赟強奸兩名幼女案再審宣判，改判八年。本案一審判八年，二審改判六年，再審又改回八年。

到底該判幾年啊？

今天我們來聊聊這個案件中的幾個法律問題。

一、一審判八年，輕了還是重了？

一審法院查明，劉某赟在明知兩被害人未滿14周歲的情況下，分別與二人發生性關系，其中與廖某某發生三次。

一審判決劉某赟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一審判八年，量刑適當嗎？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規定，“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

（二）強奸婦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劉某赟與兩名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不屬于多人，不能因此判其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他有情節惡劣的情形，應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強奸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女性或者奸淫幼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一項規定的“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情節惡劣”：

（一）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多次實施強奸、奸淫的；”

劉某赟是醫生，屬于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而且他與不滿14周歲的廖某某發生3次性關系，屬于多次，因此，屬于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情形，依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一項的規定，按理，他應該判十年以上。

可一審只判了八年，這是為什么呢？

可能法院沒有把這種行為認定為情節惡劣？

二、二審改判六年，改判理由成立嗎？

二審法院改判六年，改判理由為，“劉某赟在犯罪過程中未使用暴力、威脅等惡劣手段，亦未造成嚴重后果，一審八年刑期偏重。”

這個改判理由能成立嗎？

依據法律規定，與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不管未成年人是否同意，無論是否使用暴力、猥褻等惡劣手段，都構成強奸罪。這是對幼女的特別保護。

而且，法律還明確規定，強奸幼女，要從重處罰。二審法院以“沒有使用暴力”為由減輕處罰，似乎與立法從重處罰的精神不太一致。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六項的規定，若構成未成年人重傷、死亡或其他嚴重后果的，更應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此，未使用暴力、威脅等惡劣手段，未造成嚴重后果，根本不是從輕或減輕處罰的理由，二審卻據此改判六年，這個改判理由，成立嗎？

更關鍵的是，如果劉某赟的行為，如前面的分析，屬于情節惡劣的情形，一審判了八年，本來就很輕了，二審再減到六年，就更值得商榷了。

三、再審又改判八年，這次改對了嗎？

再審撤銷二審判決，維持一審八年有期徒刑的判決。

這里有幾個問題值得思考：

1、如果劉某赟的行為真的屬于“情節惡劣”，應判十年以上

劉某赟強奸一名未成年人3次，如上所述，應屬于情節惡劣的情形，應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不是情節嚴重，從重處罰的情形。

2、本案再審不能加重處罰

即使再審法院認為，劉某赟應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不能再判得比一審更重了。

本案是法院發現錯誤，依職權啟動再審的案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四百六十九條的規定，“除人民檢察院抗訴的以外，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的刑罰。再審決定書或者抗訴書只針對部分原審被告人的，不得加重其他同案原審被告人的刑罰。”

因此，劉某赟最高也只能判八年了。

3、4次被害人陳述錄像無聲音，這個證據能用嗎？

依據《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第二十四條規定，

“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應當進行同步錄音錄像。錄音錄像應當全程不間斷進行，不得選擇性錄制，不得剪接、刪改。錄音錄像聲音、圖像應當清晰穩定，被詢問人面部應當清楚可辨，能夠真實反映未成年被害人回答詢問的狀態。錄音錄像應當隨案移送。”

詢問未成年人被害人應當同步錄音錄像，而且錄音錄像要全程不間斷、清晰完整。

但錄音錄像有問題，卻不必然導致非法證據排除。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本案無證據證明，警方采用暴力、脅迫等非法手段收集未成年人被害人陳述，因此，廖某某的被害人陳述不能作為非法證據排除。

不過，錄音錄像有問題，可能影響證據的真實性。可以錄像無聲音，“真實性無法確認”為由，要求該證據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使用，以達到與非法證據排除同樣的效果。

但法院以設備故障，公安機關已做出合理解釋為由，認為廖某某的陳述可以作為定案依據。

這個說法值得商榷。廖某某陳述是否能作為定案證據使用，不在于公安機關是否做出合理解釋，而在于廖某某的陳述是否能與其他證據印證，查證屬實。

以上是我對于本案的粗淺看法，若有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