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花集」專欄丨“期待”與“眺望”現代漢詩的新紀元——關于現代漢詩的幾個問題

罕莫，業余廚子，曾主業寫公文，副業寫文字。祖籍山西萬榮，出生于陜西合陽，青年作家，詩翼閱讀人文坊·詩翼閱讀工作室聯合發起與創始人，作品見于《光明日報》《上海文學》《星星》《黃河文學》《北京青年報》等等，著有《藍花詩文集》等。現主要從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兼事創意寫作與翻譯工作。曾經的詩人，現在的考古抒情隨筆、小說夢想人與藝術掌故達人。

“期待”與“眺望”現代漢詩的新紀元——關于現代漢詩的幾個問題

一、現代漢詩：傳統與現代

從1917年“現代漢詩”開始建立體系并于“傳統漢詩”形成對抗算起，時至今日已逾百歲。相比“傳統漢詩”這位父輩，“現代漢詩”顯得似乎過于“年輕”。按照哈羅德·布魯姆的觀點，所有時代文學中那些攜帶原創性力量的詩人總裹挾著一種阻力，對后代詩人造成一種影響，這種影響造成后代詩人的焦慮癥狀。傳統漢詩對于現代漢詩造成的阻力，在現代漢詩建立初期就顯示出端倪，“胡適在其1917年的《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的改革計劃，正是要在新語言、新形式和新內容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文學典范。”但是，“現代漢詩的先驅構想的激進改革所遭受到的困境，在1910年到1920年代的新詩中明顯可以看到。正如胡適坦誠的自我批評，他的新詩是‘放大了的小腳’尚未擺脫古典詩詞的影響。”①直到1934年，距離胡適的文學革命已有17年，魯迅認為新詩仍在“交倒霉運”。

“現代漢詩”建立初期的“弒父”意圖在實踐中使得現代漢詩先驅的探索陷入焦慮的深淵。與此另一批現代漢詩先驅則將目光轉向傳統，試圖在現代與傳統中建立一種書寫的聯系，比如聞一多、廢名、陳夢家等人在傳統與現代斷裂中有效整合后創新性的書寫對于后來現代漢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這對我們理解“現代漢詩”的傳統至關重要，假如存在這樣的傳統。百年以來，幾次政治文化斷裂造成現代漢詩未及時建立自己的傳統，但追溯現代漢詩的譜系，無非根植于幾次大規模“西學引入”翻譯潮流和固有的傳統資源。因此，就現代漢詩文本傳統而言，并沒有生成一個獨立的、完善的生態系統，這對現代漢詩來說是一種極大的阻力。“一種詩歌傳統的建立，來自后來者對操持著同一種語言進行寫作的前輩大詩人進行有意識地吸收和模仿，并且一代代傳承、引用，從而形成共同的文學記憶”。②

T.S艾略特認為,“善于吸收和隨之而來的廣闊范圍是德萊頓的顯著特征。通過經常的翻譯實踐，他推動了并且顯示出了更大的多樣性。”③多年前當我讀到這句話時，我深深感動，這不就一個詩人建立自己體系的方式和途徑。進一步而言，就是帶著艾略特所謂的“歷史意識”使自己構成“傳統”這個存在體系的一部分，并且在這個敞開的、完善的體系中保持敞開與吸收的姿態，迎著這種姿態去書寫，使詩呈現出廣闊性和多樣性。

盡管在20世紀現代漢詩中呈現出了豐富性、廣闊性和多樣性，但遺憾的是現代漢詩在植根傳統和翻譯外域詩歌中依然沒有建立自己的文本傳統，或者這個文本傳統待有待時日去生成、修正和完善。奚密認為，從1917年以來的現代漢詩實踐一直存在兩種走向，即背離傳統經典在外國詩歌中另尋典范和新思想與植根傳統經典尋找典范和思想共存。然而前者在具體實踐中卻表現一種混合影響的特質，即對傳統經典與外國詩歌進行一種創新性的整合策略，使詩歌文本呈現出多重觀念的征象，比如梁宗岱、馮至、艾青、穆旦等人都有很明顯得痕跡。因此，關于未來現代漢詩依據傳統尋找思想和植根外國詩歌另尋典范、思想以及前者和后者混合生成的現代漢詩形式，在一個現代漢詩文本傳統尚未建立之前它們將會依然持續存在。

二、現代漢詩：新世紀的癥候與裂變

20世紀八十年代對于經歷了十七年極左路線壓迫和十年“文革”浩劫的人們來說，重估人的生存權利和價值成為最迫切的訴求，從國家層面開啟的“撥亂反正”和對“建國以來若干問題肅清”的呼聲與實踐都使得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絕大數中國知識分子相信“只有確立真實的、完整的、活生生的人，主體才能確認自己在現實位置”，“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在第一次在文化的象征秩序中辨認自己的位置。”④,從辨認的位置中人呼出自己的權利與價值，重新肯定自己的存在意義。因此，“朦朧詩歌”在對恢復人和肯定人的辨識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統一。

人從辨識中修復了歷史給予自己的不公正壓抑后，“釋放壓抑”的鏡像母體，不斷衍生裂變，自朦朧詩之后現代漢詩從恢復的統一中逐漸偏向分離，這種分離趨向多元性擴張。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推行的‘精英文化’一度充當解放思想的先鋒，構成社會的共同想象關系，而現在卻被整個社會棄置于一邊。整個社會的卡理斯瑪（charisma）（中心化的價值體系）趨于解體，文學共同體講述的‘大寫的人’的神話也宣告破產。這個時代面臨深刻的文化危機，普羅米修斯式的文化英雄已經死去，取而代之的不過是一些納克索斯式的文化自戀主義者。”⑤，在確定經濟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中，人“釋放壓抑”的鏡像母體在物欲紛繁中不斷增殖，知識分子被物欲鼓吹的價值導向所擊落，知識分子在國家機器高速發展的沖擊浪潮中失去堅守，就像雅斯貝斯比喻的“我們是在一個旋窩里旋轉”，被旋流拖著前進。

現代漢詩從朦朧詩之后的詩歌陷入物欲價值導向的旋流，不斷呈現出墜落的征象。詩歌整體呈現出思想平庸、審美墜落、藝術喪失，書寫陷入“個體物欲的呼吁”和“生活的碎片的溪流”，“面具”成為人的象征，人掩蓋著自己的空疏貧乏，“個人僅僅被當成是一種實現了的功能，他在無限空洞的形式中喪失了自己的真確性。”⑥,朦朧詩之后詩歌整體趨向的癥候其實質是文化價值體系由單一走向多元后秩序混亂的具體呈現，這似乎與馬修·阿諾德認為的 “文化就是或應該是對完美的探究與追尋，而美與智，或曰美好與光明，這就文化追尋的完美之主要品格。”⑦恰恰相反文化成為一種來自物欲消化的無數晶體，在看似結構體的牽連關系中構成一個虛無的整體，正如蓋伊·德博認為，現代條件生產盛行的社會里，一切生活都呈現為大量景觀的累積，過去體驗的一切都都逐漸成為再現，其實內部破裂早已向外滲透，真實不過是一時的虛假。

從上世紀末到新世紀初期，當虛假的詩歌繁榮掩蓋詩歌真實的貧乏時，詩歌標簽化運動一浪又一浪，就詩歌實質而言，并沒有取得多少突破。不過是幾場“圈地運動”搖擺的熱浪，囂聲喧鬧終歸沉寂。現代漢詩在旋回之中艱難而行，有待一個新紀元的到來。

三、現代漢詩：新紀元的期待與眺望

2015年3月5日，由中國當代詩人羅煒發起的《中國詩歌宣言》⑧，對于現代漢詩來說應當是一種幸運的來臨。宣言中羅煒先生從對當代的社會環境分析判斷入手，并深刻指出“當今這個社會，道德淪喪了”，針對生存環境趨向惡化循環的命運，他指出“科學和技術發展”乃至“神靈”都無法給予救贖意義。與其依靠他者之力，不如依靠自身之力“我們無法期待神靈的救贖，我們只能是自己的神明”。羅煒先生從國家歷史與民族命運的角度深刻闡釋了詩人與國家、詩歌與民族的關系，即“詩人和詩歌是民族的脊梁，沒有詩人和詩歌的民族注定是一個悲情催生的民族。”，稍后，他指出了當下詩人與詩歌的生存危機現狀，并呼吁詩人“持歡樂之心，守一方凈土”，給予詩人存在價值肯定性的認同“詩人以拯救人類靈魂為己任，作為詩人應為此感到自豪與光榮”，一個平庸的詩人遠遠不足以與詩人應有的職責和使命相匹配，于是，羅偉先生吶喊出了“拒絕平庸，走向大師”的崇高詩歌理想與愿景。這對于現代漢詩發展生態局勢的扭轉和開創一個“尊重詩人，尊重詩歌”的偉大時代的構建都具有積極地推動作用。

是的，人們期盼一個詩歌的新紀元，一個屬于現代漢詩的新時代，這個時代應該是由眾多優秀的心靈編織眾多恢宏的詩篇匯聚而成。這個新紀元的到來也將推動現代漢詩文本傳統的生成，這個傳統凝聚的精神，應當不僅指向西方詩歌，更應該指向華夏經典的源頭，從遙遙的軸心時代源源而來，長長流淌，和一切偉大的精神傳統一樣，這種精神應當有著希臘精神和希伯來精神呈現的終極目標，即“人類的完美或曰救贖”。

多年前的一個晚上與詩人諾瓦利相遇，讓我內心久久不能平靜，一個何等優秀的心靈，在短促的瞬息消失于人類歷史浩瀚的煙卷。我在他的身上讀出了來自精神世界的廣闊，正如他說,我們尋找世界的藍圖——這個藍圖就是我們自己。——我們是什么？位格化的、全能的點。這個點就是靈與靈的接觸。因此，我相信羅煒先生所召喚現代漢詩的新紀元是由無數這樣的點構成，這個無數個點密布的幾何我們描繪人類世界的圖形，它使世界的面目變得清晰可觸，我們從中發現了人的完美，人的真善和人的偶像。詩，無疑是人對自身的再次發現與升騰，人類的最大財富也在其中。

2015年3月5日，對于現代漢詩來說昭示著一種提升，一種融合，一種存在于每位詩人身上的可能呼之欲出，心眼澄明，正如羅煒先生呼吁的那樣“2015年，中國詩人一直在路上”“我們有理由相信，詩歌又會有新的十年黃金時代，將遠勝于上世紀八十年。讓我們熱烈的呼喚一個詩歌女神的春天，讓我們熱情呼喚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愿中國的新漢語詩歌之魂兮歸來。”

讓我們一起期待和眺望現代漢詩的新紀元，讓我們記住為現代漢詩祝福。

引文與注釋：

[1]奚密：《現代漢詩：一九一七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66頁[2]張定浩：《批評的準備》，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頁

[3]艾略特：《現代教育和古典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頁

[4]陳曉明：《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學敘述與文化危機》，華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5]陳曉明：《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學敘述與文化危機》，華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頁

[6]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頁[7]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政府狀態》，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41頁

[8]羅煒：《中國詩歌宣言》參見這就是時間微信平臺

本文選自：本文系詩翼閱讀工作室原創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