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臺北松山機場的機庫里堆著一箱箱來自東南亞的報紙,情報人員沒日沒夜翻閱,只為掌握流亡將領的去向。劉峙的名字,一直沒出現。有意思的是,淮海戰役結束不過一年多,很多人還嘲笑他“從前線指到后方,指哪兒丟哪兒”,卻沒人知道他已經在赤道以南安身。
順著時間往回推,1949年初,南京難以久守,蔣介石計劃向臺灣轉移。劉峙在桂林借宿時收到電報,內容寥寥:“來臺共商軍情”。他沒接茬,轉身去了香港,再轉乘輪船到新加坡。朋友問他為何不去臺北,他聳聳肩:“去了還能領兵?還不是挨罵。”這句戲言,后來被港口碼頭工人當茶余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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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后,他抵達雅加達。那時印尼剛獨立不久,教師奇缺,華校甚至用舊書報充課本。劉峙自認打仗不成,但《左傳》《資治通鑒》爛熟于心,于是索性在一所華文中學掛職。校務會議上,校董試探:“劉先生可愿兼教印尼史?”劉峙擺手:“中國史還講不完,先把大綱厘清。”這種學究脾氣,居然讓華僑家長格外信任。
1951年,學校舉辦運動會,他給學生講《孫子兵法》,把陣型排成“雁行”。孩子們跑得東倒西歪,卻也玩得痛快。雅加達《影星日報》做了整版報道,稱他是“懂兵法的儒者”。短短兩年,劉峙課酬、講座費加在一起,足夠在市郊買棟小樓。此刻的他,距離昔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已然天壤之別。
1953年6月18日清晨,印尼華文電臺播報:“今日雅加達華僑社會為劉峙先生舉行六十四歲壽宴。”同一天,《新火報》配了照片:劉峙身著長衫,頭戴瓜皮小帽,神情輕松。新聞通過商社電報傳到臺北外交部檔案室,幾小時后就擺在蔣介石書桌。負責遞報的秘書心里直打鼓,沒料到蔣竟輕輕一笑:“人沒事就好。”
7月初,蔣介石通過駐印尼商會給劉峙捎話:“重回部隊不強求,但總得回來,家眷一并接走。”這句話既像命令,也像交情。不久,商會代表出現在劉家客廳。對方轉述:“委員長請您移居臺灣。”劉峙沉默半晌,只回了四個字:“家人安否?”對方點頭:“費用全包,船票已定。”
短短一句對話,敲醒了他那顆漂泊多年的心。不得不說,他既擔心失敗舊賬,又眷戀雅加達穩定的日子。試想一下,一個昔日掌軍幾十萬的上將,如今要離開滿堂學生,再度投向復雜的人事關系,這種猶豫再正常不過。
8月6日傍晚,華僑中學操場燈火通明,學生們為他送行。有人問:“校長會回來看我們嗎?”劉峙勉強露笑:“讀好書,自會再見。”校工回憶,那一刻他背影并不蕭索,反而透出久違的決斷。
8月下旬的基隆港,碼頭起霧,客輪緩緩靠岸,劉峙扶著甲板欄桿,望向堆滿軍火箱的岸口,心頭百味雜陳。蔣介石沒有親自迎接,只派參謀長趙繼賢遞上一張紙,紙上寫著:“暫居淡水別墅,靜候安排。”安排究竟是什么,沒人說明。
直到1954年春,他才被任命為“總政治顧問”,無實權,卻每月照發薪餉。據老部下回憶,他常提筆批改講義,筆記本仍寫“雅加達”三個字。也有人開玩笑:“劉上將一輩子打過的仗遠沒有改過的作業多。”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軍事高層對他態度復雜。有人敬他資格老,有人怪他誤了黃百韜。李彌在一次酒局失口:“淮海若換別人,未必如此。”話音甫落,劉峙輕輕放下酒杯,未作辯解。旁人轉述,他回到寓所,只寫下一句舊詩:“功名一場大夢,殘棋幾局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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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后,他逐漸淡出公開場合,偶爾在輔仁大學講史。學生作筆記發現,他談魏晉南北朝時最投入,談抗戰則語速放緩,至于解放戰爭,他往往只點評一句:“知人難,知己更難。”聽者莫不屏息。
1968年1月,劉峙病逝臺北,終年七十八歲。訃告用的仍是早年的軍職頭銜,卻特地加上“前雅加達華僑中學校長”字樣。熟悉他的老人議論:“他最后的惦念,大概還是那群學生。”這句閑聊,沒有被寫進任何檔案,卻悄悄流傳在兩岸商船的甲板上。
漂泊東南亞,折返臺灣,劉峙的一生就此畫上句點。歷史研究者多關注他的失誤,卻極少提及那張印尼報紙的壽宴合影。照片里,他笑得毫無防備,像個普通教書匠,而不是那個在淮海調度失敗的“五虎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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