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將龔楚在香港居住40年，晚年給鄧小平寫信：請允許我死在老家

1949年12月的一天傍晚，香港九龍渡頭燈火初上，48歲的龔楚靠在欄桿上看海。船笛聲此起彼伏，他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時廣州剛剛解放，他原本奉命去海南策反薛岳，卻臨時改變行程，從此滯留香港。誰都沒想到，這一留就是整整四十年。

再往前推十四年——1935年5月2日凌晨，湘南臨武黃茅村。帳篷里燈芯快要燃盡，龔楚披衣起身，悄悄從背包里抽出那張事先畫好的路線圖，輕手輕腳繞過熟睡的警衛，消失在晨霧里。天亮后，他昔日的戰友們再也沒有找到這位中央軍區參謀長。人們從此記住了“紅軍第一叛將”這幾個字。

追溯龔楚的來路，故事要從1901年11月說起。廣東樂昌長來鎮的冬夜寒氣逼人，那條山村卻因一個呱呱墜地的男嬰而熱鬧。學堂里，他用了不到兩年就跳完小學三年課程；進入廣州一中后，讀到《新青年》，便對改造舊中國心向往之。1917年，他跑到廣州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大元帥府少年部隊，當上了小小班長。幾年后，他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韶州分校，轉瞬就披掛上陣，在粵軍里升到少校參謀。

1924年夏天，同學遞來一張入團表格，他簽了名字，隨后轉為中共黨員。1925年，他又以農民部特派員身份返回北江地區辦農協，聲望直線上升。1927年春天樂昌建立黨支部，他任書記；“寧漢分裂”后，五百人的樂昌農軍北上韶關，與北江工農軍會合，一千余人推他當總指揮，“北江工農討伐軍”的旗幟迎風獵獵。朱德、陳毅率余部南昌起義軍闖進粵北時，第一個接應的正是他。井岡山時期，前委文件上常把紅四軍寫作“朱毛龔”，足見份量。

1929年12月廣西百色的冬天陰冷，紅七軍宣告成立。軍長張云逸、政委鄧小平、參謀長龔楚，三人同坐竹凳商量建軍細節。龔楚從井岡山帶來的軍事制度與政治制度樣本，為這支新軍打下骨架。可惜不到三年，他因所謂“組織觀念淡漠”被撤職，送往紅軍大學進修。連年反“圍剿”，后方物資匱乏，傷亡慘烈，他的信念迅速動搖。1934年底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他升為中央軍區參謀長，卻也深知大勢艱難。

國民黨對紅區實行“剿撫并用”。先招降，再圍剿。龔楚經常暗自琢磨：再走下去，還有多少希望？當他在臨武山區帶領殘部四處轉移，看著身邊戰士不斷倒下，最終還是邁出了滑向對岸的那一步。叛逃成功后，他經張昭芹搭線投奔粵軍第一軍，改披青天白日帽徽。以對紅軍組織如指諸掌的優勢，他被任命為粵湘邊剿匪指揮官。半年后的“北山事件”，數十名昔日游擊戰友被他親手布網捕殺。那是湘粵贛邊損失最慘重的一役。

日軍侵華時，龔楚也曾在第七戰區、第五戰區做過抗日參謀，甚至指揮過木殼嶺伏擊戰，打得日本人吃緊。可國民黨對這位“后來人”始終有戒心，他的軍銜停留在少將層面，難更進一步。1949年大勢已去，他對政壇已無奢望。于是，在香港新界的“僑園”里，龔楚領到一塊五十畝的地盤，靠養豬、種菜、出租門面過活。偶爾提筆作畫，揮毫寫些回憶錄，《我所認識的毛澤東》和《一個紅軍的反思》都是那時完成。

轉眼就到1980年代末，祖國大陸發生了一連串大事。同一時期，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公告：對建國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歷史問題，一律不再追訴。消息傳到香港，八十九歲的龔楚愣了許久。那天晚上，他對妻子王蘭芬說：“也許該回去看看了。”老太太嘆了口氣，把行李箱擦得锃亮，卻始終沒敢催促。

1990年8月中旬，龔楚派人秘密送出三封信，一封致鄧小平，兩封分別致楊尚昆、王震。信里言辭懇切：“龔楚年事已高，舊疾纏身，惟愿返鄉養病，終老嶺南。”為防萬一，他又發了一封電報到“鄧辦”，落款特意加了一句“原紅七軍參謀長龔楚敬啟”。那段電文后來被廣東省有關部門掛號存檔。

大約一個月后，廣州市一處普通居民樓傳來電話鈴聲。接線員的聲音略帶激動：“北京方面來電，請轉龔楚先生。”十秒沉默后，電話里傳出清晰的普通話：“身體還可以嗎？歡迎到北京來住，人大、政協都需要老同志的建議。”那是鄧小平。傳聞他在聽筒里加了句帶笑意的話：“老家也好，北京也好，別委屈自己。”九十歲的龔楚握著話筒，兩滴淚滑進掌心。

同年9月13日夜，龔楚夫婦坐火車跨過羅湖橋。韶關站月臺燈光昏黃，樂昌縣委統戰部與長來鎮干部十余人一直等到深夜。簡單接風后，他把那三封信親手交給地委聯絡員，反復囑咐要用最快渠道送達。第二天回到長來村老屋，祠堂鞭炮已響成一片。村里老人圍過來，誰也沒提當年槍聲，只問“吃飯沒吃飯”。

隨后一周，廣東省統戰部門下文：龔楚回鄉定居，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待遇接待；不再追訴。史料工作者聞訊蜂擁而至。有人請他回憶紅七軍，有人提及北山事件，他總笑著擺手：“記不清了。”埋首寫回憶錄時，他只寫到1935年5月，筆墨戛然而止。

生活慢慢回到鄉村節奏。每天清晨，他拄竹杖去河邊散步，偶爾寫幅草書送小學。1995年7月24日午后蟬聲正盛，龔楚在午睡中安靜離世，享年九十四歲。縣里照例組織了追悼儀式，挽聯只寫“前輩龔公之靈安息”。

數十年間，他的名字曾出現在紅色布告，也印在藍底白日的任命書上；他替不同旗幟打過仗，也對昔日袍澤舉過槍。凡此種種，最終都化作一方小小墓碑，靜立于樂昌鄉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