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帥孟奇偶遇前夫，許之禎心懷歉疚：當年真不該另組家庭

追溯到1897年，帥孟奇與表弟許之禎同時降生。兩家老人一合計，干脆訂下“娃娃親”。在清末鄉間，這種“你家生女我家生子便結親”的做法并不稀奇，可帥家卻有不同尋常的氣質——父親帥驚白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對“女子無才便是德”嗤之以鼻。于是，女兒五歲便進私塾，握起毛筆的那一刻也握住了改變命運的鑰匙。

課余時，許之禎總愛拽著“表姐”袖口學念新詩，兩人玩到黃昏才肯回家。1909年秋，許之禎父親病逝，臨終囑托帥驚白照看遺孤。從此，這對青梅竹馬的相處更頻繁，感情也悄然生長。

1913年春，許之禎考入長沙甲種工業學校。可彼時帥家經濟驟緊，帥孟奇只能輟學，在田間紡線、在灶前點燈，一邊撐起家計一邊守著與遠方學子的鴻雁傳書。

1917年冬，他們成婚。婚后聚少離多成了常態——許之禎在長沙繼續求學，帥孟奇照顧病弱婆婆，靠織布刺繡貼補學費。兩口子把小日子過成了革命預備役：丈夫讀書、妻子操持，目標只有一個——國家好，家才能穩。

1919年“五四”浪潮席卷北平。那年八月，許之禎推開家門遲疑片刻，終是開口：“俄國那邊的工人推翻了沙皇，我想去上海學外語，再學組織。”面對臨產的身子與夫家舊宅，帥孟奇心口涌起懼意，卻只說一句：“好男兒志在四方，你去吧。”那聲擲地，卻像把她留在原地的錨。

同年臘月初八，女兒許端一出生。上海來信一封接一封，《新青年》夾在包裹里，字里行間全是“反帝”“平等”“勞工神圣”。帥孟奇用油燈照著讀，生澀但震動：原來女人也能抬頭說話。

1920年，漢壽女子小學缺珠算教員，她抱著女兒應聘成功。課堂里，她把算盤聲敲得像鼓點，講臺下的女學生第一次聽見“婦女解放”四個字。

1921年夏，許之禎受組織派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跨越歐亞的書信愈發稀疏，卻每封都記錄紅場的風、列寧墓的靜。一封里還寫道：“蘇河兩岸的霧氣像新生的共和國。”

1924年，他歸國投身湖北革命；帥孟奇1926年秘密入黨。1927年春末短暫團圓后，“馬日事變”爆發，夫妻雙雙被通緝。組織安排他們先后去蘇聯避險，天各一方，再無音訊。

1929年，帥孟奇在滬做地下交通員時遭叛徒出賣，嚴刑之下至死不吐一字。她挺過了電棍、老虎凳，卻沒能護住至親：十三歲的端一被敵人毒殺，母親抑郁成疾。噩耗隔著鐵窗傳來，她昏倒在潮濕的牢墻下，爬起時眼里只有一件事——活下去，把罪賬記清。

1934年，經多方營救她出獄。滿目瘡痍的家鄉已再無歸處，親人散落，女兒長眠。更殘酷的是，她聽說遠在莫斯科的許之禎“另組新家庭”。原因很簡單：戰友告訴他，“你的妻子已犧牲”。

日子還是得往前趕。她重返湘鄂贛根據地，從事組織關系恢復與培訓工作。槍炮聲里，她像一塊頑石埋在泥土，沒人知道那傷口多深。

1945年抗戰勝利后，她奉命到重慶負責接運被關押同志。整理檔案時，一張泛黃的名單上，看見了許之禎的名字——正在東北工作。那一刻，她只是停頓半秒，隨手翻過。

1949年10月，北平天安門城樓紅旗招展。某機關大院內舉辦干部對接會，帥孟奇被安排在入口核查證件。傍晚，排隊的人群里走來一位中年男子，額角一道淺疤，眉目竟與記憶重合。她抬眼，心底卻只剩平靜。

核查完畢，他低聲道：“孟奇，是我。”周圍腳步雜亂，風吹文件簌簌作響。許之禎的聲音微顫，“那時我真不該在蘇聯另組家庭……”一句未完，他已紅了眼眶。

她輕輕擺手：“情況那么亂，人人都以為我犧牲。別放在心上。”短短數語，把兩個人二十年的曲折剪斷。接著各自轉身，投入新中國的繁忙。

新政權建立后，帥孟奇受命負責組建中央組織部婦女干部科。住的是西單堂子胡同20號的小樓，屋檐漏雨，地磚起翹。上級幾次勸她搬進寬敞新樓，均被婉拒：“還能住，錢留給部里修培訓所。”

1981年，小樓棚頂已熏成黑黃色。她依舊清晨自己挑水，夜里批閱卷宗，伙食無非豆腐蘿卜。有人問工資去哪了，她笑說：“有用的地方多著呢。”實際上，這些年她捐給烈士遺孤、災區重建的數字無人統計。

1994年動遷那天，搬家工人翻遍屋子，只見一臺舊電冰箱稍顯值錢。有人嘀咕：“首長家就這樣？”隨行工作人員答得干脆：“艱苦就是規矩。”

同年冬，許之禎病重彌留。消息送到西單，她提前前往醫院，靜靜站在遺體旁，像送一位久別的同志。沒有哽咽，沒有怨懟，僅僅半分鐘，她轉身離去。

帥孟奇活到97歲，去世前仍保持把信件按年份捆好、把捐款收據疊整齊的習慣。她留下的遺物里，有二十年代許之禎寄來的《新青年》創刊號，紙面早已發脆，卻依舊平整。那本薄薄的小冊子見證了一對革命伴侶從相守到分離，再到以同志身份重逢的漫長旅程，也記錄了一代人把個人恩怨讓位于民族大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