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程潛逝世，家人向毛主席提兩個請求，主席：第一點我不同意

1968年4月9日清晨，長沙城籠罩著濛濛細雨。電話鈴驟響，把湖南省政府值班人員驚醒——程潛，那個在辛亥、北伐、抗戰、解放諸多關口都押對了籌碼的老人，病情危急。此時距他八十四歲生日不到三個月，“老上司”的稱呼仍偶爾從北京傳來，他卻已站在生命最后一道門檻外。

醫生趕到時，老人神志尚清：“不要為我大費周章。”短短一句，倒像給自己半個多世紀跌宕經歷蓋章。搶救持續到傍晚，最終因肺部大出血宣告無效。噩耗發往北京，周恩來立即批示：“善后務必妥當。”毛主席得知后沉默良久，囑勿驚動更多干部，先穩住家屬情緒。

時鐘撥回十九年前。1949年8月4日，長沙電波四射——程潛與陳明仁和平起義通電傳遍全國。那晚，毛主席憑窗端茶，半開玩笑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湖南的米和辣椒，咱們都保住了。”一句輕描淡寫，掩不住對“老上司”投誠的欣慰。正因如此，建國后對程潛的待遇，被中央視作“誠信樣板”。

老將軍進京的那列特快車，車廂里鋪著嶄新被褥，一路護送的中南局干部不下二十人。抵站時，毛主席拉著程潛的手，先問身體，再問家眷，還故意抖落一句俏皮話：“這回可算把你‘綁’到人民陣線來了。”程潛拱手大笑，回應八個字：“生死相托，矢志不渝。”

進入五十年代，國家百廢待興。程潛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湖南省長，本可在北京逍遙，卻常年往返湘鄂贛山區，拄著拐杖下鄉查堤壩。有人勸他多在首都休養，老人搖頭：“我哪來那么多‘公費旅游’的閑情？”不久，毛主席批示給他每月特別費五千元，且不設報銷清單。湖南干部聽說后大呼羨慕，他反倒囑秘書把一半固定撥給昔日部下和貧困辛亥老人。

節儉幾近刻板。住處的燈泡壞了，他寧肯點蠟燭，理由是“留給辦公室換，不浪費工人師傅的自行車票”。身邊工作人員私下議論：這么摳門的“高薪戶”，真少見。可每當賑濟名單遞上來，他卻痛快簽字，從不討價還價。對自家子女，更是強調“憑本事吃飯”。

1968年，骨折住院期間，程潛曾對妻子郭翼青低聲說：“歷史上我沒欠湖南父老的，別讓后代欠國家。”那時他已感覺病勢不妙，還囑咐秘書把寫好的詩稿寄給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不用搞追悼版，“免得浪費紙張”。醫生聽了哭笑不得。

老人辭世消息傳開，長沙街頭自發停業半日。很快，中央工作組抵達程府幫助處理后事。程家當晚開了個家庭會議，長子程熙提筆致信毛主席，陳述兩樁請求：一是現居公館太大、保潔取暖開銷沉重，想換套小房子；二是母親無職業、妹妹尚幼，希望能安排份工作。

信由專車連夜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閱畢，提筆僅十幾個字：“第一點我不同意。孩子尚小，生活必得有人照看。工作問題可議。”批示交給周恩來，周總理會意，旋即批復湖南：原居所不動，保留必要服務人員；安排程熙到省文史館任職，工資照高級職員標準執行。

12日夜，周總理率幾位老同志到程府吊唁。郭翼青突然問：“總理，程潛究竟是什么人？咱家算什么成分？”屋內瞬間安靜，連墻上鐘表秒針都聽得見。周恩來邁前一步，目光堅定：“頌公是一位革命干部，你們自然是革命家庭。”言罷，雙手合十，深鞠一躬。

火化問題曾讓家屬遲疑。程潛早年備下的楠木棺槨就存放在宅后，而毛主席提出的倡導火葬指示，又讓家人猶豫。周總理尊重遺愿，連派兩次工作人員確認。最終，程家決定遵從中央倡議，將棺木捐給當地烈士陵園。骨灰安放八寶山，當天參加追悼的各黨派、各界人士超過兩千人。

程潛走后，湖南民眾最念叨的，是他那句常掛嘴邊的話：“做事先做打算，擇路須擇民心。”這句話像一面鏡子，映出老人六十余年的沉浮：跟孫中山北伐時他這么想；被桂系排擠時他還是這么想；最終在長沙轉身擁抱人民，更是靠這份“未雨綢繆”撐船渡河。

1976年整理檔案時，工作人員發現程潛私人賬戶余額不到三百元，大多為稿費積攢。衣物只有兩件舊呢大衣、三雙布鞋。有人感慨“高薪為何如此清貧”，檔案室老人笑道：“錢都散給需要的人了。”一個小小側面，卻比任何頌詞更有說服力。

湖南資江邊至今仍留一處舊宅，門楣殘存“臨危不懼”四字匾額，字跡已斑駁。當地老人介紹，那是程潛給自己立的座右銘。風聲鶴唳的年代，這四個字或許比萬言書更難寫。如今宅院靜默，與湘江水一起見證過一位老軍人的抉擇與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