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小叔子發消息：今年春節去哥家，14口人！我秒回：抱歉，房子賣了
周振華直接打了電話過來。
我盯著屏幕上跳動的名字，等它響了七八聲，才拿起來接通。
“喂？”
“嫂子！”周振華的聲音又高又急，背景音里有小孩的哭鬧和電視廣告聲，“你剛發那信息啥意思？房子賣了？開玩笑的吧？什么時候的事？大哥知道嗎？”
問題像連珠炮。
我走到廚房，把燉湯的火關小。砂鍋里的湯安靜下來，只剩細微的咕嘟聲。
“就這兩天的事。”我說，“景明知道的。”
“不是……這不對啊！”周振華的聲音更急了，“你們那房子不是還有貸款嗎？怎么說賣就賣了？賣了你們住哪兒？而且這馬上過年了，我們都計劃好了，車票我都看好了，孩子們都盼著去城里大伯家玩呢！你這突然說房子賣了，我們這……這怎么辦？”
我靠在料理臺邊沿，冰涼的瓷磚硌著腰。
“今年確實不方便。”我說，“你們可以在老家過年，或者去酒店。市里酒店春節應該不難訂。”
“酒店？”周振華像是聽到了什么荒唐話，“十四口人去酒店？那得多少錢？而且過年哪有不住家里住酒店的？一點年味都沒有！嫂子，你是不是……是不是因為之前媽說的那些話？”
他頓了頓，壓低聲音：“媽就是嘴快，沒壞心。她說那些什么‘沒孩子家里冷清’、‘房子大了也空蕩’的話，你別往心里去。老人家嘛，思想傳統，就喜歡兒孫滿堂熱熱鬧鬧的。”
我沒說話。
水龍頭有點漏水，水滴落在不銹鋼水槽里，發出規律而清晰的滴答聲。一聲，兩聲，三聲。像秒針在走。
“嫂子？你在聽嗎？”
“在聽。”我說，“跟媽說的話沒關系。就是房子賣了，不方便接待。抱歉。”
我掛了電話。
把手機調成靜音，屏幕朝下扣在臺面上。湯的香味更濃了，當歸的藥味混著雞肉的醇厚，是周景明從小到大熟悉的味道。他說過，小時候只有生病了，媽媽才會燉當歸雞湯，那是“病號的特權”。結婚后，我每個月都會燉一兩次，好像這樣就能彌補些什么。
玄關傳來鑰匙轉動的聲音。
周景明回來了。
他推開門，帶著一身室外的寒氣。深灰色羽絨服肩上落著細小的水珠，不知道是雨還是雪。他低頭換鞋，側臉在玄關暖黃的燈光下顯得有點疲憊，眼下的陰影很重。
“回來了。”我說。
“嗯。”他應了一聲，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外面好像要下雨。”
他脫掉外套走過來，聞到廚房的味道：“燉湯了？”
“當歸雞湯。”
他腳步頓了頓，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快，快得幾乎抓不住。“哦，好。”
他去洗手，水流聲嘩嘩地響。我盛了兩碗湯放在餐桌上，熱氣裊裊上升，在燈光下變成模糊的霧。我們面對面坐下，像過去無數個夜晚一樣。
他低頭喝湯，喝得很慢。
我看著他頭頂的發旋，那里有幾根白頭發，藏在黑發里，不明顯，但確實存在。我們結婚八年，他從一個頭發濃密、笑起來眼角沒有紋路的青年，變成了現在這個會在周末早晨對著鏡子拔白頭發的中年男人。
“振華給我打電話了。”他說，眼睛還盯著碗里的湯。
“嗯。”
“他說你告訴他房子賣了。”
“嗯。”
他抬起頭，看著我。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平時看起來很溫和，此刻卻有點緊。“為什么要這么說？”
“因為這是事實。”我說。
“我們什么時候賣房子了？”他的聲音提高了一點。
“今天下午簽的意向合同。”我從圍裙口袋里掏出一張折疊的紙，展開，推到他面前。“買主是樓下的王教授一家，他們兒子要結婚，想買同小區房子方便照應。價格比市場價高百分之五，全款付清。我覺得條件不錯。”
周景明盯著那張紙，像是不認識上面的字。他的喉結滾動了一下。
“你……你一個人去簽的？”
“中介在場，王教授夫婦也在。”我說，“我咨詢過律師，夫妻共同財產，一方簽字在某些情況下也有效。當然，最終合同需要你補簽。但意向金他們已經打了，十萬，在我卡里。違約的話，雙倍返還。”
他張了張嘴，又閉上。手指無意識地捏著湯勺，指關節微微發白。
“林薇，”他叫我的全名，聲音很沉，“你至少應該跟我商量一下。”
“我跟你商量過。”我說，“上個月，還有上上個月。我說房子太大了，只有我們兩個人住，打掃起來累，物業暖氣費也高。你說‘再看看吧，賣了買哪呢’，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我那是——”
“你那是拖延。”我打斷他，“就像我們討論要不要做試管，要不要領養，要不要換個城市生活一樣。所有的討論最后都變成‘再看看吧’，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餐廳里安靜下來。
只有湯的熱氣還在無聲地上升，然后消散在空氣里。窗外的天完全黑了，對面樓的燈光更多了，一格一格的，像無數個小小的、互不相通的舞臺。
“所以你就用這種方式逼我？”周景明放下湯勺，金屬碰到瓷碗，發出清脆的一聲。“賣房子？還選在春節前？你知道振華他們早就計劃好要來過年的。”
“我知道。”我說，“去年也是十四口人，前年也是。大前年你爸還在的時候，是十六口。我們家的春節，從來都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春節。”
他沉默了。
去年春節的場景還歷歷在目。從臘月二十八開始，家里就變成了嘈雜的集市。三個孩子滿屋跑，尖叫，打鬧，打碎了我母親留給我的一只青瓷花瓶。大姑姐二姑姐在廚房里一邊做飯一邊高聲聊天，油煙氣彌漫整個房子。婆婆坐在客廳主位上，指揮我去拿這個拿那個，“薇薇，再添點茶。”“薇薇，瓜子沒了。”“薇薇，孩子尿褲子了，找條褲子來換。”
周景明呢？
他陪他爸和妹夫們喝酒，打牌，看電視里的春節晚會。笑聲一陣高過一陣。我像個服務員，穿梭在各個房間之間，收拾殘局，補充物資，安撫哭鬧的孩子。午夜十二點，鞭炮聲震耳欲聾地響起時，我正在衛生間里清洗小侄子吐在地毯上的奶漬。
周景明喝得微醺，推開衛生間的門，看到我跪在地上用刷子刷地毯。
“怎么在這？”他問，帶著酒氣。
“馬上好。”我說。
他看了我幾秒，說：“辛苦了。”然后關上門走了。
那句“辛苦了”輕飄飄的，像一片羽毛，落在我沾滿清潔劑泡沫的手上，一點重量都沒有。
“所以你是故意的。”周景明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選在春節前賣房子，就是為了不讓他們來過年。”
“我是為了我們。”我說，“或者說，為了我自己。周景明，我累了。”
這句話說出口，竟然有種奇異的輕松感。
像是一直憋在胸口的一團亂麻，終于找到線頭，可以一點一點抽出來了。
“八年了。”我看著他的眼睛，“我一直在努力扮演一個好妻子，好兒媳，好嫂子。我燉你愛喝的湯，記你所有家人的生日和喜好，春節提前一個月就開始準備年貨，把客房布置得舒舒服服，買好孩子們愛吃的零食玩具。我甚至學會了做你老家那些復雜的年菜，就為了讓你媽說一句‘還算有我們那邊的味道’。”
我停下來，吸了一口氣。
“但我得到了什么？一個永遠需要打掃的房子，一個永遠在‘再看看’的丈夫，一個永遠被當作背景板的身份。周景明，我也是個人，我也會累的。”
他坐在那里，一動不動。
燈光從他頭頂照下來，在他臉上投下深深的陰影。他看起來突然老了很多，不是外貌上的老，而是某種精氣神被抽走后的疲憊。
“你從來沒說過……”他低聲說。
“我說過。”我說，“用各種方式說過。我說‘今年能不能就我們兩個人過個年’，你說‘那怎么行，爸媽會失望’。我說‘打掃房子太累了，請個保潔吧’，你說‘沒必要，你收拾得挺干凈的’。我說‘我想要個孩子，哪怕領養也好’，你說‘領養的孩子不親，再說吧’。”
我笑了笑，那笑容大概很難看。
“你看，我說過的。只是你從來沒有真正聽過。”
窗外開始下雨了。
細密的雨點打在玻璃上，發出沙沙的聲響。遠處有車燈劃過，光線被雨水暈染成模糊的光暈。
周景明低下頭，雙手捂住臉。他的肩膀微微塌下去，那個總是挺直的背脊，此刻彎出了一個脆弱的弧度。
我們就這樣坐著。
湯涼了，表面的油凝固成一層薄薄的白膜。熱氣散盡后，當歸的藥味變得有點澀，有點苦。
“房子……”他終于開口，聲音從指縫里漏出來，悶悶的，“真的賣了？”
“意向合同簽了。”我說，“你有一周時間考慮。簽，我們就開始辦手續，找新房子。不簽，我賠二十萬違約金，然后我們離婚。”
“離婚”兩個字說出口，比想象中平靜。
像早就寫好判決書的法官，終于當庭宣判。沒有激動，沒有顫抖，只有塵埃落定的清晰。
周景明猛地抬起頭，眼睛紅了。
“你要離婚？”
“如果你選擇不簽合同，不改變，那么是的。”我說，“周景明，我不是在威脅你。我是在給你，也給我自己，最后一個選擇的機會。”
我把那張意向合同又往他那邊推了推。
“簽了它，意味著我們承認現狀有問題，并且愿意改變。不簽，意味著你選擇維持現狀，而我選擇離開。很簡單。”
他盯著合同，像盯著一條蛇。
“新房子……你打算買什么樣的？”
“小一點的。”我說，“兩居室就夠了。朝南，有個小陽臺，可以種點花。離我公司近一點，這樣我不用每天擠一個多小時地鐵。物業負責保潔的那種小區，我們都不用再為誰打掃衛生爭吵。”
“那……我上班就遠了。”
“你可以選擇繼續住這里附近，買你自己的房子。”我說，“這是我們的婚姻，不是你們周家的集體宿舍。我需要被看見，被聽見，被當作一個平等的、有自己需求和邊界的個體來對待。而不是一個永遠在提供服務的NPC。”
周景明盯著合同，又盯著我，像第一次真正看見我一樣。
“你……你這些話，為什么以前不說？”
“我說過。”我笑了，有點苦澀，“用不同的方式，說過很多次。我說‘今天好累’，你說‘誰不累呢’。我說‘春節我們能不能兩個人過’，你說‘那怎么行，爸媽會難過’。我說‘我想要個孩子，我們試試試管吧’，你說‘成功率那么低，別折騰了’。”
我搖搖頭。
“周景明，聽見和聽懂是兩回事。你聽見了我的話，但你沒有聽懂我的話。或者說，你聽懂了，但你覺得不重要。你覺得我的累可以忍忍，我的孤獨可以克服，我想要孩子的渴望可以放放。因為對你來說，維持現狀更容易，更省事，更不會引發家庭矛盾。”
他啞口無言。
餐廳的鐘滴答滴答地走著。已經七點半了。湯快涼了，表面的油凝固成一層薄薄的膜，在燈光下泛著微光。
“先吃飯吧。”我說，“湯要涼了。”
我們默默地喝完湯。我收拾碗筷去廚房洗，周景明坐在餐桌邊沒動。水龍頭的水嘩嘩流著，洗潔精的泡沫在碗碟上堆積，又一個個破裂。我從廚房的窗戶看出去，夜空是深藍色的，沒有星星，只有城市的光污染在云層上涂抹出一片朦朧的橙紅。
洗好碗，擦干手，我回到餐廳。
周景明還坐在那里，手里捏著那張意向合同，紙張邊緣已經被他捏皺了。
“新房子，你想找什么樣的？”他忽然問，聲音沙啞。
我愣了一下。
“小一點的，兩居室就夠了。離我公司近一點，你開車上班，遠點沒關系。要有陽臺，可以種點花。物業負責清潔公共區域的那種，我不想再一個人打掃整個房子。”
“好。”他說。
這個“好”字很輕，但又很重。
“那過年的事……”他抬起頭看我，“振華他們那邊，怎么交代？”
“你來說。”我說，“告訴他們是你的決定。房子賣了，暫時借住在朋友家，不方便接待。如果他們還堅持要來，我們可以幫忙訂酒店，但費用自理。春節假期，我們有別的安排。”
“什么安排？”
“還沒想好。”我說，“也許出去旅行，也許就在家待著，也許各做各的事。但總之，不是招待十四個人。”
周景明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拿出手機，撥通了周振華的電話。開了免提。
“大哥！”周振華的聲音立刻傳來，背景音還是那么吵，“你跟嫂子怎么回事啊？房子真賣了？這不開玩笑嗎？媽都急死了，說你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錢不夠用還是怎么了？要真缺錢你說話啊，咱們是一家人——”
“振華。”周景明打斷他，聲音很平靜，“房子確實要賣，已經在走程序了。今年過年你們別過來了，我們這邊不方便。”
電話那頭安靜了兩秒。
“不是……大哥，你這話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方便？往年不都好好的嗎？是不是嫂子跟你說什么了？我就知道，她肯定是因為媽那些話生氣了，女人家心眼小——”
“振華。”周景明的聲音沉下來，“跟你嫂子沒關系。是我的決定。我們結婚八年，每一年春節都在招待一大家子人，薇薇從來沒說過什么，但我不該把這當作理所當然。”
他頓了頓，我聽見他深吸一口氣。
“今年我們想自己過。你們在老家陪媽好好過年，或者去酒店，費用我來出。”
“大哥！”周振華急了，“你這……你這叫什么事啊？一家人過年哪有去酒店的？而且媽年紀大了，就盼著一大家子熱熱鬧鬧的，你這突然說不讓來，她得多傷心啊？爸走了以后，媽就指著過年這幾天——”
“媽那邊我會打電話說。”周景明說，“就這樣吧，掛了。”
他掛了電話。
把手機放在桌上，屏幕還亮著，顯示通話結束。他雙手交握放在桌面上，手指用力到指節發白。
我看著他的側臉。他下頜線繃得很緊，腮幫微微鼓起，像是在咬牙。這是他緊張或生氣時的習慣動作。結婚第一年我就發現了。
“你媽那邊，我來說吧。”我說。
他轉頭看我，眼神復雜。
“不用。”他說，“我自己說。有些話，確實該我說。”
他拿起手機，走到陽臺去打電話。玻璃門拉上，隔音很好，我聽不見他說什么，只能看見他的背影。他站得很直，肩膀卻微微垮著，像扛著什么重物。
我坐在餐廳里，等。
墻上的鐘走得很慢，每一秒都拖得很長。我盯著鐘擺左右搖晃，想起結婚那年，我媽送我們這個鐘，說“鐘聲就是家聲，走得穩，家就穩”。那時候我們剛搬進這個房子，一切都是新的，充滿希望。我們在空蕩蕩的客廳里擁抱，說以后要在這里生兩個孩子，養一只狗，周末請朋友來聚餐。
八年過去了。
沒有孩子，沒有狗，朋友聚會越來越少。只有每年春節準時涌入的親戚，和越來越沉默的我們。
陽臺門拉開了。
周景明走回來，臉色有點白。他把手機放在桌上，屏幕朝下。
“說完了？”我問。
“嗯。”他坐下來，雙手搓了搓臉，“我媽哭了。”
我沒說話。
“她說我娶了媳婦忘了娘，說我不孝，說爸要是還在肯定會被我氣死。”他苦笑了一下，“還說……說早知道這樣，當初就不該同意我們結婚。”
我的心像被針扎了一下，細細密密的疼。
“你怎么說？”
“我說，薇薇是我選的妻子，這些年她做得夠多了。我說我們也是人，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間。我說如果她覺得我不孝，那我也認了。”
他抬起頭，看著我，眼睛紅得更厲害了。
“薇薇，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勁？”
這個問題猝不及防。
我看著他，這個和我同床共枕八年的男人。他眼角的皺紋，他發間的白發，他此刻眼神里的迷茫和脆弱。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們剛談戀愛的時候，他騎自行車載我穿過大學的林蔭道，風把他的白襯衫吹得鼓起來，他回頭對我笑，說“抱緊點，要下坡了”。
那時候的他，眼睛里有光。
現在那光還在，但被一層厚厚的疲憊和麻木蓋住了，像蒙塵的玻璃。
“你只是習慣了。”我說，“習慣了被愛，習慣了被照顧，習慣了把所有難題都往后推。我也是，我習慣了付出，習慣了忍耐，習慣了把委屈吞下去然后告訴自己‘這就是婚姻’。”
我站起來，走到他身邊，手輕輕放在他肩上。
“但我們不能再這樣習慣了。景明，習慣會殺死一切的。”
他肩膀顫了一下。
然后他伸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涼。
“合同我簽。”他說，聲音很低，但很清晰，“房子賣了，我們重新開始。找個小的，只屬于我們兩個人的地方。”
“好。”我說。
那一晚，我們沒再多說什么。
但家里的氣氛不一樣了。那種沉悶的、壓抑的、像梅雨天一樣濕漉漉的氛圍，被撕開了一道口子。空氣開始流動。
第二天是周六。
周景明起得比平時晚。我做好早餐時，他才從臥室出來，頭發亂糟糟的，穿著那件領口已經磨得起毛的舊睡衣。他走到餐桌邊，看了看盤子里的煎蛋和吐司，又看了看我。
“早。”他說。
“早。”我說，“咖啡在壺里。”
他倒了杯咖啡，在我對面坐下。晨光從陽臺照進來，在餐桌上切出一塊明亮的光斑。我們安靜地吃早餐，但這次的安靜不像是沉默，更像是一種默契的休戰。
“今天有什么安排？”他問。
“中介約了十點，帶王教授他們再來看一次房。”我說，“下午我想去看看新房子，中介推薦了幾個小區。”
“我跟你一起去。”
我看了他一眼。
“你周末不是要加班嗎？”
“推了。”他說，“沒什么緊急的事。”
我們吃完早餐，一起收拾。他洗盤子，我擦桌子。水聲嘩嘩，抹布在桌面上畫著圈，陽光在瓷磚上跳躍。很平常的場景，卻有種久違的和諧。
九點半，門鈴響了。
王教授夫婦來了，帶著他們的兒子和未來兒媳。年輕人手拉著手，臉上都是對未來的憧憬。女孩在客廳里轉了一圈，指著陽臺說“這里可以放我的畫架”，男孩指著書房說“這里改造成游戲室”。
王教授笑著對我說：“林老師，你們這房子保養得真好，一看就是用心打理的家。”
我笑了笑，沒說話。
用心打理的家。是啊，八年，每一個角落都有我擦拭過的痕跡，每一件家具都是我精心挑選的。但現在，我要把它交給別人了。
周景明陪王教授看水電線路，我帶著女孩看廚房和儲物間。女孩很活潑，嘰嘰喳喳地說著她的裝修計劃，要做什么開放式廚房，要打掉哪面墻，要裝什么風格的燈。
“姐姐，你們為什么要賣房子啊？”她忽然問，“這房子多好啊，地段好，戶型好，裝修也新。”
我頓了頓。
“想換個小點的。”我說，“兩個人住，太大了。”
“也是。”她點點頭，挽住男朋友的手臂，“我們就想要個溫馨的小窩，不用太大，夠用就行。房子太大了空蕩蕩的，沒人氣。”
沒人氣。
這個詞像根小刺，輕輕扎了我一下。
看完房，送走王教授一家，已經快十二點了。周景明站在客廳中央，環顧四周。陽光透過落地窗灑進來，在地板上鋪開一片明亮的光。灰塵在光柱里緩緩飛舞，像微型的星河。
“突然有點舍不得。”他說。
“嗯。”
“我們在這里過了八個春節。”他走到陽臺，手扶著欄桿，“第一年，你爸媽我爸媽都來了，那時候房子還是新的，所有人都說我們有福氣，買了這么好的房子。”
“第二年，我爸查出肺癌。”
“第三年，我爸走了。”
“第四年，我媽開始每年都來過年，帶著振華他們。”
他轉過身，背靠著欄桿，看著我。
“薇薇，你說得對。這房子裝了太多別人的記憶，快裝不下我們自己的了。”
下午，我們去看新房子。
中介是個年輕女孩，叫小唐，說話很快，笑起來有虎牙。她帶我們看了三個小區，都是八九十平的兩居室。第一個太舊，墻皮脫落；第二個臨街，噪音大；第三個在頂樓，沒有電梯。
“還有最后一個。”小唐有點抱歉地說，“面積小一點，七十平，但小區環境好，安靜，帶個小花園。就是……戶型有點老，是那種老式的一梯兩戶。”
“去看看。”我說。
那個小區在老城區，樹很多，都是幾十年的法國梧桐，冬天葉子落光了，枝干遒勁地伸向天空。房子在三樓，樓梯窄而陡，扶手是木頭的，磨得光滑。開門進去，是一股淡淡的樟腦丸味道，應該是很久沒人住了。
但光線很好。
客廳的窗戶朝南，下午的陽光滿滿地灑進來，照在老舊但干凈的木地板上。房間很小，客廳餐廳一體，廚房是開放式的，只有兩個臥室，都不大。衛生間更是小得轉身都困難。
但窗外的景色很好。
能看到小區的中心花園，雖然冬天花草凋零，但能想象春天時的樣子。還能看到遠處老城區的屋頂，一片片灰瓦，間或有幾棵常青樹點綴其中。
“這房子房主是一對老教師，去年搬去跟兒子住了，一直空著。”小唐說，“價格比市場價低一點，因為戶型老，也沒電梯。但房子質量很好，墻體厚實，冬暖夏涼。”
我在房子里慢慢走。
主臥剛好放一張雙人床和一個衣柜。次臥更小，只能做書房或儲物間。廚房的櫥柜是二十年前的款式，但擦得很干凈。衛生間貼著白色瓷磚，縫隙有些發黃，但沒有任何霉斑。
“喜歡嗎？”周景明問。
我站在客廳窗前，看著外面。
“這里放一張小餐桌，夠我們兩個人吃飯。”我說，“這里放沙發，不用太大，雙人的就行。陽臺可以養幾盆花。”
我轉過身，看著他。
“沒有客房。”
他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我的意思，笑了。是那種很久沒見過的、輕松的笑。
“嗯，沒有客房。”他說，“誰來都沒地方住。”
小唐眨眨眼，看看我又看看他，雖然不太明白我們在說什么，也跟著笑了。
“那……定這個？”
“定這個。”我和周景明幾乎同時說。
簽意向合同，交定金，約好下周辦手續。走出小區時，天已經快黑了。梧桐樹的枝椏在暮色中變成黑色的剪影，路燈還沒亮，但家家戶戶的窗戶已經透出暖光。
“去外面吃吧。”周景明說，“慶祝一下。”
“慶祝什么？”
“慶祝……”他想了想，“慶祝我們終于要有一個裝不下十四個人的家。”
我們找了家小館子，吃簡單的家常菜。青菜炒蘑菇，紅燒排骨，西紅柿雞蛋湯。老板是個胖胖的中年男人，系著圍裙在柜臺后算賬，老板娘在廚房里忙碌，油鍋滋滋響。
“像不像我們老了以后？”周景明忽然說。
“什么？”
“開個小餐館，你掌勺，我收錢。”
我笑了：“我不會做飯。”
“我會啊。”他說，“我跟你學。”
這句話很輕，但在我心里蕩開一圈漣漪。結婚八年，他進廚房的次數屈指可數。不是不會，是他媽從小寵著，說“男人不要進廚房”，他也習慣了。
“真的？”我問。
“真的。”他認真點頭，“以后家務我們分著做。我做飯，你洗碗。或者反過來。”
“那誰擦地？”
“一人一周。”
“誰洗衣服？”
“洗衣機洗，但晾衣服和收衣服可以輪流。”
我們像兩個小孩子，認真討論著這些瑣碎的細節。但我知道，這些瑣碎，才是婚姻的基石。不是鮮花鉆戒，不是浪漫誓言，是誰洗碗誰擦地，是誰記得買廁紙誰記得交電費。
吃完飯，我們散步回家。
冬夜的街道很安靜，偶爾有車駛過，車燈劃破黑暗。我們的影子在路燈下被拉長，縮短，又拉長。周景明走在我身邊，手插在羽絨服口袋里。走了一會兒，他伸出手，牽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還是有點涼，但很穩。
我沒有掙開。
就這么牽著手，走完了回家的最后一段路。誰也沒說話，但掌心傳來的溫度，比任何語言都有力量。
到家后，周景明主動去燒水泡茶。我坐在沙發上，看他在廚房里忙碌的背影。水壺嗚嗚地響，他拿出兩個杯子，放茶葉，沖水。動作有點笨拙，但很認真。
“給。”他把茶杯放在我面前的茶幾上，在我身邊坐下。
“謝謝。”
我們并排坐著喝茶。電視沒開，只有壁燈柔和的光。茶香裊裊，混合著家里熟悉的味道——書紙的味道，木地板的味道，還有我們共同生活八年積累下來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家”的味道。
“薇薇。”周景明忽然開口，“如果……我是說如果，我們當初做了試管，現在會不會不一樣？”
我捧著茶杯，熱氣熏著眼睛。
“不知道。”我說，“也許有孩子了，我們會有新的問題。也許沒有孩子，但我們會更早面對現在的問題。”
“你后悔嗎？”他問，“嫁給我。”
這個問題，我也問過自己很多次。
在無數個獨自醒來的凌晨，在無數個熱鬧卻孤獨的節日，在無數個他背對我睡著的夜晚。后悔嗎？嫁給這個逐漸把我當成背景板的男人，嫁給這個永遠把原生家庭放在第一位的男人，嫁給這個讓我在婚姻里越來越沉默的男人。
“不后悔。”我說，聲音很輕，“但我后悔沒有早點告訴你，我快要撐不下去了。”
他側過身，面對著我。
“對不起。”他說，眼睛又紅了，“真的對不起。我太自私了，只顧著自己舒服，只顧著當個好兒子好哥哥，忘了當個好丈夫。”
“我也對不起。”我說，“我太要強了，總覺得說了就是示弱，總覺得你應該懂。但沒有人有義務懂另一個人所有的沉默。”
我們看著彼此，在昏黃的燈光下。
第一次，不再隔著那層透明的、卻堅不可摧的墻。
“重新開始。”他說，“這次，我們好好來。”
“嗯。”
那一晚，我們睡在同一張床上，中間沒有那道無形的鴻溝。他伸手過來，摟住我的腰。我沒有躲開。他的呼吸拂過我的后頸，溫熱而平緩。我閉上眼睛，第一次在很長很長時間里，感覺安心。
接下來的日子，像被按了快進鍵。
賣房手續，買房手續，各種文件，各種簽字。周景明這次沒有再拖延，每一項都及時處理。我們開始打包，把八年積累的東西一樣樣整理、分類、取舍。
“這個留嗎？”他舉著一個相框，是我們結婚時的合照。照片里，我穿著簡單的白色連衣裙，他穿著白襯衫，兩個人都笑得很燦爛，背景是民政局的紅色幕布。
“留。”我說。
“這個呢？”他又拿起一個水晶擺件，是婆婆送的結婚禮物，一只展翅的鶴，嘴里叼著“囍”字。“媽說這個寓意好，百年好合。”
我看了看那只鶴。水晶在燈光下折射出細碎的光，確實精致。但每次看到它，我都會想起婆婆說“早點生孩子，趁我還年輕能幫你們帶”時的眼神。
“你想留就留。”我說。
周景明看著擺件，沉默了幾秒，然后把它放進了“捐贈”的箱子里。
“不留了。”他說，“太重了。”
我懂他的意思。
我們清理出很多東西。親戚送的、用不上又不舍得的禮物；一時沖動買下、從未穿過的衣服；各種活動的紀念品、宣傳冊；還有整整兩箱周景明學生時代的教科書和筆記。
“這些課本還留著干嘛？”我問。
“總覺得……是個紀念。”他蹲在箱子邊，翻著一本高等數學，書頁已經泛黃，“但現在想想，紀念什么呢？紀念我考了六十分？”
他自嘲地笑了笑，把書扔進回收箱。
“人不能背著太多過去往前走。”他說，“會走不動的。”
打包的過程，像一場漫長的告別。告別這個房子，告別這八年，也告別那個一味隱忍的我和那個視而不見的他。
搬家的前一天晚上，家里已經空了。
家具都處理掉了，只留下我們要帶走的基本物品，打包成十幾個紙箱，堆在客廳中央。地板拖得很干凈，反射著天花板燈光，一片冷清的光亮。
我們坐在光禿禿的地板上，背靠著墻，吃外賣披薩。
“像不像剛搬進來那天？”周景明說，“也是坐在地上吃外賣，也是這么空。”
“那天我們吃的是麻辣燙。”我說。
“對，麻辣燙。”他笑了，“你還把湯灑在地板上了，心疼得不得了。”
“那是新地板。”
“現在不用擔心了。”他環顧四周，“明天就不是我們的地板了。”
我們安靜地吃披薩，聽著紙箱里偶爾傳來的細微聲響——可能是某本書滑動了，可能是某個小物件滾動了。這個房子在呼吸，在準備迎接新的主人。
“薇薇。”周景明忽然說，“我跟我媽又談了一次。”
我看向他。
“我說，以后每年春節，我們可以回去看她，也可以接她來住幾天。但只能是她一個人，或者最多帶振華的孩子來玩一兩天。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大家子住半個月。”
“她怎么說？”
“她還是不高興。”他苦笑，“但我說，這是底線。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們可能連回去都不回去了。”
他頓了頓。
“我說，媽，我已經四十歲了，我有我的家庭。我的家庭里，薇薇是第一位的。以前我做得不好，以后我會改。”
我看著他的側臉。他說這些話時，眼神很堅定，下頜線繃緊，是下了決心的樣子。
“她最后說，‘隨你吧’。”他轉過來看我，“雖然還是不情愿，但至少……她知道了。”
“嗯。”我點點頭。
“還有振華他們，我也說了。以后來市里可以，但住酒店。我們可以請他們吃飯，可以陪他們玩，但不能住家里。”
“他們能接受嗎？”
“不接受也得接受。”他說，“這是我該堅持的事。”
我伸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有點汗，但很暖。
“謝謝。”我說。
“該說謝謝的是我。”他反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緊，“謝謝你沒有放棄我。”
第二天，搬家。
搬家公司的人手腳麻利，不到兩小時就把所有東西搬上車。我們最后檢查一遍房子，確認沒有遺漏。站在空蕩蕩的客廳里，我忽然想起八年前搬進來的那天。
也是這樣一個冬日，也是陽光很好。我們手拉手站在這里，對彼此說：“這就是我們的家了。”
現在，我們要離開了。
“走吧。”周景明說。
我點點頭，最后看了一眼這個承載了我們八年悲歡的地方，然后關上門。鑰匙已經交給中介，明天王教授就會來換鎖。這個房子將不再屬于我們，會有新的故事在這里發生。
新家很小，東西搬進來后顯得有點擁擠。但陽光很好，從南窗照進來，暖洋洋的。我們花了一整天拆箱、整理、歸位。周景明真的開始學做飯，晚上做了簡單的西紅柿雞蛋面，鹽放多了，但我們都吃完了。
“下次少放點鹽。”我說。
“記下了。”他認真點頭，像個記筆記的學生。
晚上，我們坐在新家的小沙發上，電視里放著無聊的綜藝節目。沙發很小，我們挨得很近，胳膊貼著胳膊。窗外是安靜的夜，偶爾有車駛過，燈光在天花板上滑過一道弧線。
手機震動了一下。
我拿起來看，是周振華。
“嫂子，媽說今年春節她想來你們新家看看，就她一個人，住兩晚就走。你看方便嗎？”
我把手機遞給周景明。
他看了看，打字回復：“可以。什么時候來提前說，我們去接。”
發送。
然后他放下手機，摟住我的肩膀。
“這樣行嗎？”他問。
“行。”我說。
電視里，綜藝節目到了搞笑環節，觀眾哈哈大笑。我們也跟著笑，雖然不知道在笑什么。但笑著笑著，我突然哭了。
眼淚毫無預兆地涌出來，止不住。
周景明慌了：“怎么了？是不是還是覺得委屈？要是不愿意媽來，我再跟她說——”
“不是。”我搖頭，眼淚掉得更兇，“我就是……就是突然覺得，好像又能呼吸了。”
他明白了。
把我摟進懷里，下巴抵著我的頭頂。他的心跳沉穩有力，透過胸膛傳來。我聽著那心跳，哭了很久。把八年的委屈、壓抑、孤獨，都哭出來。
哭完了，眼睛腫了，心里卻空了。空得能裝下新的東西。
“睡吧。”周景明說，“明天還要上班。”
“嗯。”
我們洗漱，上床。新床墊有點硬，但很舒服。周景明關掉燈，在黑暗中抱住我。他的懷抱很暖，呼吸均勻。
“薇薇。”他在我耳邊輕聲說，“這次我們慢慢來。”
“好。”
“我會學著愛你。”
“我也是。”
我們不再說話。窗外有風聲，遠遠的，像嘆息，又像歌唱。我閉上眼睛，第一次感覺到，這個小小的、擁擠的、沒有客房的房子，真的像一個家了。
因為家從來不是房子的大小，而是里面裝了多少“我們”，裝了多少“看見”和“聽見”。
而我們的新家，雖然小，卻剛剛好裝下兩個終于學會相愛的人。
至于以后，春節還會來。
婆婆會來住兩晚，也許還會有摩擦，也許還會有不愉快。但沒關系，我們有了一張只屬于我們兩個人的餐桌，有了可以關上的臥室門，有了說“不”的權利和勇氣。
婚姻這條路還很長。
但至少現在，我們牽著手，走在同一條路上。而不是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追，中間隔著整個家族的人山人海。
這就夠了。
窗外的風聲漸漸停了。
夜，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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